中卷 第08节_墓畔回忆录

波拿巴在圣赫勒拿岛认为我在根特出了大力，我不知道他这番见解是从何得来的：他虽然把我的作用看得过大，但至少在感觉上对我的政治才干作出了评价。

根特百日续篇——不发愿修女的修道院——我受到怎样的接待——盛宴——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到奥斯坦德旅行——安特卫普——一个口吃的人——一个英国少女之死

在根特，我尽一切可能避开阴谋；我生性厌恶那些阴谋，觉得那些阴谋卑鄙可耻；因为，在我们平常的灾难深处，我看到了社会的灾难。我躲避游手好闲的家伙和乡下佬的地方，就是“不发愿修女修道院”：我跑遍了那个小小的女人天地，里面的女人都披了面纱，或者包了头巾，做着各种教会的活儿。那个地方安静，其位置就像非洲风暴边缘的沙洲。在那里，我的思想没有产生任何不和谐的地方，因为宗教感情是那样崇高，再重大的革命也不可能不熟悉：上埃及的孤独隐居者，还有摧毁罗马人世界的蛮族，都不是不协调的事实和互不相容的存在。

我作为《基督教真谛》的作者，在修道院里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不论我走到哪儿，只要在基督徒中间，那些本堂神甫就来迎接我，然后那些做母亲的就领着孩子来见我；那些孩子就背诵我写的《初领圣体》那一章。接着就来了一些不幸的人，他们告诉我，我有幸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好处。我途经一座天主教城市的消息被人当作传教士和医生途经该城的消息传扬出去。我被这种双重的名声感动了：这是我保留的惟一有关自己的愉快回忆；至于有关我个人和名声的其他回忆，我并不喜欢。

奥普斯夫妇经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这对可敬的父母身边有三十来个子孙重孙。在柯邦斯先生家，有一场盛宴请我参加，盛情难却，我只好接受。这顿饭从午后一点吃到了晚上八点。我数了数共有九道大菜：开始上的是果酱，最后上的是排骨。只有法国人才知道有条有理地吃喝，正如只有法国人才知道怎样写书一样。

我的部长职务把我留在根特。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没有我这么忙，就去奥斯坦德观光。一七九二年我就是从那儿登船去泽西岛的。当年我从那些运河下海，流亡异乡，病得要死，后来我流亡国外，仍在那些运河边散步，不过身体健康：我一生中总有一些奇闻! ①金羊毛荣誉勋位团是一四二九年在布吕日建立的。夏多布里昂只到—八二三年才得到该勋章。

②即下文提到的佛兰德画家让?德?布吕日(一三八六—一四四○)。

在奥斯坦德游览之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跑了一趟安特卫普。她在那儿的一座公墓里见到了用石膏雕塑的炼狱里的灵魂，它们身上乱涂着烟薰火燎的颜色。在卢万，她给我领来了一个口吃的人。那是一个博学的教授，专程来根特看看我妻子的丈夫这样一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对我说：“著著……著名的……”他表达不出颂扬之意。我请他吃饭。这个研究古希腊的学者喝了几杯柑香酒以后，舌头放开了。我们开始赞扬修昔底德的功绩。酒使我们觉得他像水一样清澈。由于长久与客人对话，我想我最终说起了荷兰话；至少，我已经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了。

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在安特卫普的客店里凄惨地住了一夜：有一个英国少妇，刚刚生过孩子，在那里离开了尘世；她哼哼唧唧了两个钟头，接着声音渐渐弱了下去，最后的呻吟消失在永恒的静寂之中，一只听不懂她的话的耳朵勉强听到这些。这个孤独的，被人遗弃的游魂的叫喊，似乎为滑铁卢即将传来的千万个死者的叫喊拉开了序幕。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罕见的运动——威灵顿公爵——御弟——路易十八

当时成群的外国人涌入根特，使根特变得热闹，不久，这些外国人撤走了，根特惯有的清静变得更为明显。一些比利时和英国的新兵在广场上、在散步场所的树下学习操练。一些炮手、器材供货商、龙骑兵在把炮兵的辎重物资和牛马弄上岸。那些马匹悬在帆布带上，人家把它们牵下船时，它们仍在空中挣扎。卖酒食的随军女贩子背着大包小袋，牵着孩子，拄着丈夫的步枪走下船来：这些人也不知为什么，也不为丝毫利益，就去赴波拿巴为他们设下的毁灭性的约会。人们看见一些政治家沿着一条运河，在一个一动不动的钓渔人周围比划着手势说话，还看见一些流亡者在匆忙奔走，从国王行宫走到御弟的住所，又从御弟的住所赶到国王的行宫。法国的掌玺大臣德?昂布莱先生穿着绿礼服，戴着圆筒帽，臂下夹一部旧小说，前往枢密院修正宪章。德?莱维公爵趿一双开了边，露出脚趾头的拖鞋去上朝，他是个勇士，堪称阿喀硫斯再世，打仗时脚跟负了伤，所以只能趿拖鞋。他很有思想，大家可以根据他的随想录①作出评价。

①德?莱维公爵(一七五五—一八三○)的《关于若干问题的箴言与思考》于一八○八年出版。

威灵顿公爵近来不时检阅部队。路易十八每天吃过晚饭，就带着首席侍从和卫兵，坐一辆六匹马拉的四轮马车，在根特城兜一圈，就好像他仍在巴黎。国王要是在路上碰到威灵顿公爵，他会摆出恩主的派头，在经过时向公爵稍稍点一下头回礼。

路易十八从没有忘记他的优越出身；他走到哪儿都是国王，就像天主走到哪儿都是天主，不论是在民宅还是在神庙，是在金子还是黄泥砌的祭坛。落难从不曾剥夺他半点特权。他的威权下降了，傲气却增大了；他的王冠就是他的姓氏；他似乎在说：“杀死我吧，但你们无法刮去刻在我额头上的世纪。”即使有人刮掉罗浮宫里他家的纹章，他也无所谓：它不是刻在地球上了吗?难道人们会派出专员，去世界各个角落把它们刮掉?在印度，本地治里、美国、利马、墨西哥，在东方，在安蒂奥克、耶路撒冷、圣—让?达喀尔、开罗、君士坦丁堡、罗得岛、摩里亚半岛，在西方，在罗马的城墙上，在卡塞塔和埃斯柯里亚宫的天花板上，在雷根斯堡和威斯敏斯特大厅的穹顶上，在各国国王的盾形纹章上，都可以见到他家的徽记，难道它被抹去了吗?它被安在罗盘指针上，似乎表示百合花徽在世界许多地区的统治，难道它被人从那上面拔下来了?

他的家族高贵、古老、尊荣、威严，这些固定不变的观念给了路易十八一个真正的帝国。我们感觉到他对这个帝国的统治。便是波拿巴手下的将军们也承认这一点：他们在这个残疾老头面前，比在指挥他们打过上百次仗的可怕主子面前更为惶恐。在巴黎，当路易十八给予获胜的各国君主以与他同席的荣幸时，他总是毫不客气地打头，走在那些君主前面，而那些君主的军队就驻扎在罗浮宫院子里；他把他们当附庸看待，宗主国的主子有了事，他们领军前来支援，只是尽自己的义务。在法国，只有一个君主国，就是法兰西君主国，其他君主国的命运都与法国联系在一起。与于格?卡佩家族比起来，欧洲所有王族都嫩得很，几乎都是它的后代。我们古老的王权就是世界的古老王权：从卡佩家族被放逐之日起，开始了国王们被赶下台的纪元。

圣路易的后代这股傲气越是不得当(在路易十八的继承人那里这股傲气变得有害了)，它就越是迎合了民族自尊心：各国君主过去作为战败者，戴上了一个人的锁链，而现在作为战胜者，却戴上了一个家族的桎梏，法国人看到这种状况一个个都欢欣不已。

路易十八对自己的血统毫不动摇的信念是使他重握权杖的真实力量；这种信念两次把一顶王冠戴在他头上，当时欧洲都失去了信心。而且这种信心并不曾打算耗尽他的人力财力。被逐的国王没有一兵一卒，却打赢了并非由他发动的每场战斗。路易十八就是正统王权的化身；当他去世之后，正统王权也就见不到了。

根特百日续篇——根特历史回顾——德?昂古莱姆公爵夫人来到根特——德?塞茨夫人——德?莱维公爵夫人

在根特，一如在任何别处，我独自作了一些郊游。船只在狭窄的运河里航行，在到达大海之前，不得不从绵延百里的草场中间穿过，那种滋味，就像是在草地上滑行。那些船让我想起在密苏里长满野燕麦的沼泽里行驶的筏子。停在水边，当别人把一匹匹坯布浸下水的时候，我的目光则在城里座座钟楼间游荡；我觉得历史出现在天空的云彩上面：

根特人民奋起反抗支持法国的总督亨利?德?夏蒂庸；爱德华三世生下了让?德?根特，兰开斯特家族的鼻祖；阿特威尔德①深得人心的统治：“善良的人们呵，是谁伤害了你们?你们为什么对我这么不客气?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你得去死!”民众吼道。这是时代对我们所有人发出的呐喊。后来我见到了历代勃艮 ①上述地名，都是夏多布里昂在西班牙格林纳达城游览时足迹所到之处。

德?莱维公爵夫人是个很美丽很善良的女人。德?迪拉公爵夫人有多么好动，她就有多娴静。她总是与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待在一起，在根特是我们家的常客。我十分需要安宁，但我一生中从未遇到像她这么安详的人。我平生最无烦恼的时刻，就是在诺瓦齐埃这位夫人家里度过的那些日子。这位夫人的话语和感情深入你的灵魂，把安宁引到你心中。我至今仍然怀念在诺瓦齐埃栗树下度过的时光。那时我精神得到了抚慰，心情得到了康复，注视着瑟堡修道院的废墟，和马恩河畔垂柳下停泊的小船射出的如豆灯光。

对我来说，回忆德?莱维夫人，就像回忆一个宁谧的秋夜。她过了不久就去世了②。她融人死亡，就像融进安宁的源泉。我目送她无声无息地下到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坑里。她被葬在德?封塔纳先生上方。德?封塔纳先生旁边，安息着他死于决斗的儿子圣马尔塞兰。因此，我在向德?莱维夫人的坟墓鞠躬时，又碰到了另两座坟墓。人在感受一个痛苦时，不可能不唤醒另一个痛苦：夜里，种种只在暗处开放的花全都开了。

②德?莱维夫人死于一八一九年。——原注

德?莱维夫人对我亲切善良，德?莱维老公爵先生则对我友好：我现在只能按辈分来谈这家人。德?莱维先生很会写文章；他的想象丰富多彩，透露出他的名门气息，就像基贝隆湾海滩上的鲜血让人感到流血者出身高贵一样。

一切都不该在此终结。友好的情谊传到了 维也纳会议——富歇的特使德?圣莱翁先生参加谈判——关于德?奥尔良公爵先生的提议——德?塔莱朗先生——亚历山大对路易十八的不满——形形色色的求职者——拉贝斯纳迪埃尔报告——亚历山大给会议的突然提议：克兰卡尔西勋爵挫败该提议——德?塔莱朗先生改变态度：他给路易十八的快信——同盟国的声明，在法兰克福官方报纸发表时遭删节——德?塔莱朗先生希望国王从东南各省进入法国——贝内文托亲王到维也纳的数项交易——亲王给身在根特的我写信：他的信文

在富歇把盖雅尔先生派来根特，与路易十六的兄弟谈判同时，他在巴尔①的代理人正在与梅特涅亲王的代表讨论如何处置拿破仑二世的问题，而受这同一个富歇委派的代表德?圣莱翁先生则来到维也纳，讨论是否可能给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戴上王冠的事宜。德?奥特朗特公爵的朋友对他的信任，不可能超过他的敌人：在正统亲王们归国时，他在流亡贵族的名单上留下了从前的同事蒂博多先生的名字，而塔莱朗先生则随自己的喜好，删去或者添上某个流亡者的名字。这样一比较，圣日耳曼郊区的人信任富歇先生，不是很有理由么?

①巴尔即巴塞尔。

德?圣莱翁先生带了三封信来维也纳，其中一封是给德?塔莱朗先生的：德?奥特朗特公爵向路易十八的大使提议，如果有机会，把平等的菲利普之子②推上宝座。这场交易是多么正直啊!与这样诚实的人打交道是多么幸运啊!然而我们曾经赞美、恭维、祝福过这些市井无赖；我们曾经巴结他们，称他们为阁下!这就说明了现实世界的复杂。在德?圣莱翁先生之后，富歇又增派了德?蒙特隆先生。

②指德?奥尔良亲王。

德?奥尔良公爵先生没有参与阴谋，但这件事得到了他的同意。他让那些意气相投的革命党去策划阴谋：多么惬意的圈子!在那座树林深处，法兰西国王的特命全权大使侧耳倾听富歇的提议。

在提到德?塔莱朗先生在地狱门遭到拘捕时，我曾说过迄至当时为止德?塔莱朗先生对玛丽—路易丝执政的固定不变的看法：他不得不顺应事变，接受波旁王朝上台的可能性；但他始终不自在；他觉得在圣路易的直系继承人统治下，一个娶妻的主教位置没有保障，因此用幼系替代长系的主意正合他的心意，尤其是他过去曾与德?奥尔良公爵那一支住的王宫有过来往，就更觉得这个想法可行。

打定主意之后，他就冒险把富歇的方案向亚历山大作了简要的透露，不过并没有完全暴露他自己的想法。沙皇对路易十八已经不再感兴趣：在巴黎，路易十八摆出一副血统高贵的架式，伤了他的面子；后来不许德?贝里公爵与沙皇一个妹妹结婚，更是伤了他的心；路易十八拒绝俄国公主有三条理由： 他作为掌有大权的命运，的确是那样完美，以致人们在百日王朝再也认不出拿破仑的天才。那是获取胜利、建立秩序的天才，而不是失败和自由的天才：然而，他却对背弃他的胜利，对秩序无能为力，因为少了他秩序照样存在。他在惊愕之余说道：“波旁王朝才几个月就替我把法兰西收拾好了!我要推倒重来，得好几年功夫。”征服者见到的秩序，并不是正统王权的功劳，而是宪章的功劳。波拿巴下台时，扔下的是一个默默无言，俯伏在地的法国，现在他看到的是一个挺直了腰，大声说话的法国：他怀着单纯的专制思想，把自由看作混乱。

然而波拿巴不得不妥协，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可能一开始就获胜。他得不到民众真正的拥护，只好以每人四十苏的价钱，雇一些工人下班后到骑兵竞技场，喊几声“皇帝万岁”!人们管这种活儿叫“去吼吼”。一些通告首先宣布一种完全的遗忘和宽恕；个人被宣布是自由的，民族是自由的，新闻也获得了自由；人家只希望让人民得到和平、独立和幸福；帝国的整个机构都改组了；黄金时代将再度来临。为了使实践与理论一致，法兰西被分成了七个警察分区；七位警察总监被授予了相当于执政府与帝国时期警察总局局长的权力：我们知道，当年在里昂、波尔多、米兰、佛罗伦萨、里斯本、汉堡和阿姆斯特丹那些个人自由的保护者是何等的威风。在这些警察总监之上，波拿巴安排了一些特派员，他们如同国民公会时期的人民代表。这套等级制度越往上越不受管束。

富歇领导的警察机构发表了一些庄严的公告，告诉大家，它以后只会为传播人生哲学出力，只会按照道德原则办事。

波拿巴颁布一道法令，重组了王国的国民卫队。从前单是这个名字就让他头晕。他在帝国时期曾宣布专制体制与宣传鼓动脱离关系，现在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取消这一规定，而且要促使它们再度结合：在五月的田野上，从这种结合中将诞生出一种自由，它头戴红帽，扎着头巾，腰佩马木路克骑兵的马刀，手持革命的斧头，被成千上万牺牲在断头台、战死在西班牙滚烫的田野和俄罗斯冰冷的荒原上的幽灵包围。在得胜之前，马木路克骑兵都是雅各宾党人，得胜之后，雅各宾党人变成了马木路克骑兵：危险时是斯巴达，胜利时则是君士坦丁堡。

波拿巴本想独揽大权，但做不到；他发现有一些人已经作好与他争权的准备：首先是一些真诚的共和派，他们挣脱了专制的锁链，摆脱了君主制的律条，希望保持独立，其实这独立也许是一种高尚的错误；接着是昔日山岳派那些狂人：他们在帝国时期只是替一个独裁者的警察机构充当密探，受尽屈辱，这次似乎决心为自己捞回为所欲为的自由，在过去十五年间他们把这种特权让给了一个主宰。

但是不论是共和派，革命者，还是波拿巴的喽哕仆从，都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建立各自的权威，或者把其他两派吞并。在外部他们受到人侵的威胁，在国内他们为公共舆论所纠缠，他们明白，如果闹分裂，他们就完了：为了避开危险，他们把争吵往后推；一些人把自己的体系和空想带来作共同的防卫，另一些人带来的则是他们的恐怖和邪恶。在这个盟约组织里没有人是真诚的，一旦危机过去，各自就把盟约往自己有利的地方拉；大家事先就力图确保胜利的结果。在这个可怕的牌局里，自由、无政府主义、专制主义三个大玩家轮流做庄，想方设法作弊，尽力把大家都是输家的牌局打赢。

那些人脑子里满是这种想法，对于某些加速采取革命措施的失落青年，他们并不予以惩罚：在郊区养成了一些联盟派，而在布列塔尼、安茹、里昂和勃艮地等地组成了一个个联盟，用当地方言发出了严格的誓言；有人高唱起《马赛曲》和《卡马约尔曲》①；巴黎成立了一个俱乐部，与外省的俱乐部进行联络；有人宣告《爱国者报》将复刊。不过，从这方面来说，如果一七九三年那些东西复活，会得到人们多大的信任呢?它们对于自由、平等、人权的解释，我们不是早就领教过了吗?它们在犯下滔天大罪之后，是否比犯罪之前更道德、更明智、更真诚呢?是否因为它们曾染上种种劣迹，就能够作出种种善事德行呢?罪恶不像王位，没有那样容易放弃；扎过可怕头带的额头，会留下抹灭不去的印记。

①两者都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流行的歌曲，前者被选为法国国歌。

让一个天才的野心家从皇帝的位子降到大元帅或者共和国总统的地位，这只是痴心妄想：百日王朝期间有人给波拿巴的半身像上戴了红帽子，这顶帽子向他表示的意思是皇冠又到手了，如果有可能两次向这些跑遍世界的运动员提供同一个赛场①的话。

①赛场亦有历程、任职期、生涯的意思。

然而，一些自由派的精英决心赢得胜利：像邦雅曼?龚斯唐那样误人歧途的人，和像西蒙德—西斯蒙迪先生那样幼稚无知的人都打算把卡米诺亲王(即吕西安?波拿巴)安排在内政部，把少将卡诺伯爵安排在陆军部，把梅尔兰伯爵安排在司法部。波拿巴看上去疲惫不堪，并不反对民主运动，因为最差的结果，它也向他的军队提供了兵源。他听任人家写文章攻击；一些漫画再三向他呼喊：厄尔巴岛，正如鹦鹉总是向路易十一叫着：多嘴婆。人们对这个逃出监禁地的人以“你”相称，对他大肆鼓吹自由与平等；他则一副痛悔的样子听着这些告诫。然后，他忽然把人们打算束缚他的绳索全部挣断，以他自己的权力宣布，他要的不是平民宪法，而是贵族宪法。是帝国诸宪法的一个“附加文件”。

人们梦想的共和就被这灵巧的戏法一变，而成了古老的帝国政体，虽说它因为封建制度而重新变得年轻。“附加文件”从波拿巴一边夺走了共和派，并且引起了几乎其他所有派别的不满。巴黎一片动荡，外省则充满无政府气氛；民事与军事权力机构互相打架；这里有人威胁要火烧城堡，杀死教士；那里有人举起白旗，高喊“国王万岁”。波拿巴受到攻击，往后退；从特派员那里收回了镇长乡长的任命权，把它交给了人民。他怕大多数人投票反对“附加文件”，放弃了事实上的独裁，却按照那份尚未通过的文件，召开了众议院大会。他从一个暗礁游荡到又一个暗礁，刚刚摆脱一个危险，又遇到一个危险：作为一个昙花一现的君主，怎样开辟一块为平等精神所反对的世袭草场?怎样驾驭两院?两院会不会表现出盲目的服从?两院与“五月田野”打算召开的代表大会是什么关系?既然“附加文件”在选举计票之前就已经付诸实行，“五月田野”的代表大会就不再有真正的目标。这次代表大会由三万名选民组成，难道它不认为自己代表了全国人民?

经过那样大张旗鼓的宣传广告，“五月田野”于六月一日召开了，会议分成了两项，一是无甚稀罕的军队游行，一是遭到蔑视的神坛前的授旗仪式。拿破仑在兄弟、国家显要、元帅、民众与司法机构的簇拥下，宣布实行他其实并不信奉的民主政治。公民们以为他们在这庄严的日子里会炮制出一部宪法；心平气和的资产者原指望会宣布拿破仑逊位，让他儿子继位。这是富歇的代表与梅特涅亲王在巴尔阴谋策划的政治安排：可是会上只有一场可笑的政治欺骗。此外，“附加文件”就像是对正统王权的致敬书一样推了出来：除了稍有不同之外，这就是宪章本身，尤其在取消“抄没财产”这一条更是相似。

巴黎百日——波拿巴的忧虑与痛苦

这些变化，这种一团糟的局面，预示着专制主义已经行将就木了。不过皇帝不可能受到内部的致命打击，因为与他斗争的力量跟他一样疲乏不堪；从前被拿破仑打败的革命巨人尚未恢复元气；两个巨人此时互相打击，却没有半点杀伤力；这只是两个影子在交手。

除了在外面事事行不通之外，波拿巴还为家里和宫里的事烦恼痛苦：他向全法国宣告皇后和罗马王行将回国，可是他们两人都没有成行。荷兰女王已经被路易十八册封为圣勒公爵夫人。波拿巴谈到她的时候说：“当人们同意与一个家庭共享幸福时，也应该想到与它共度危难。”约瑟夫从瑞士匆匆赶来，却只是为了向他要钱；吕西安与一些自由党人交往，让他深感不安；米拉起初图谋反对妻兄，后来投奔他，立即调转枪头进攻奥地利人：他被夺走了那不勒斯王国，灰溜溜地逃出来，被关在马赛附近，等待灾祸降临，下面我将要讲到。

再说，这些昔日的党徒，所谓的朋友，皇帝能够信任吗?在他遭到废黜的时候，他们不是可耻地抛弃了他吗?当年匍匐在他脚下、如今缩在贵族院里的那些元老院成员，不是曾颁布法令，将恩主废黜?那些家伙走来对他说：“陛下，法兰西的利益与您的利益密不可分。虽然命运辜负了您的努力，挫折却不会削弱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反而会使我们加倍爱戴您。”他听到这些话时，能相信他们吗?你们的信念!你们因不幸而倍增的爱戴!这番话是你们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一日说的，而在一八一四年四月二日你们说的是什么话?过几个星期，到了一八一五年七月十九日，你们又说了什么话?

正如你们所见，帝国的警察部长与根特、维也纳和巴尔保持联系；波拿巴不得不委以军队指挥大权的元帅们也都宣誓效忠路易十八；他们曾发表言辞激烈的通告反对他波拿巴：确实，从那时起，他们又重新投靠了他们的苏丹；可如果波拿巴在格勒诺布尔被拦住了，他们会怎么办?只要解除一个誓言，就足以使另一个遭到违背的誓言恢复其全部的约束力?难道两次背誓等于忠诚?

再过一些日子，“五月田野”这些信誓旦旦的家伙就在杜伊勒利宫里向路易十八大表忠心了；他们靠拢和平的天主的圣餐台，是为了在战争的宴会上得个部长的职位；作为波拿巴加冕礼上的军队特使，挥舞各国王室旗幡的人，他们在查理十世的加冕礼上又充当了同样的角色；接着，作为另一个权力的特派员，他们把这个被囚禁的国王带到瑟堡，勉强才在他们的良心上找到一处空地，挂上他们新誓言的标牌。生在不正直的年代，生在两个人聊天要小心避开一些字眼，以免冒犯对方或者使对方脸红的日子真是痛苦。

那些未能在拿破仑辉煌的时刻攀附他的人，未能以感恩图报赢得赏给自己荣华富贵甚至姓氏的恩主长久宠信的人，此刻会为他没有多少指望的事业而赴汤蹈火吗?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一个由前所未有的成就、由十六年的胜利加固的机运都未能使他们不变心，他们会把自己捆在一个靠不住的要从头开始的命运上吗?有那么多虫蛹，在两个春天之间，脱去又穿上、丢掉又捡起正统派、革命党、拿破仑派和波旁派的蛹壳；有那么多的誓言诺言说了出来，却又得不到遵守；有那么多的十字勋章从骑士的胸脯移到马尾，又从马尾移到骑士的胸脯；有那么多的勇士换旗易帜，挣脱他们虚假的信仰的牢笼；那么多贵妇，相继追随玛丽—路易丝和玛丽—卡洛琳娜(德?贝里公爵夫人)，在拿破仑的内心深处只可能留下疑忌、恐惧和轻蔑。这个年迈的伟人在那些人，那些叛徒中间是个孤家寡人，他走出那群人的圈子，来到一块摇晃的土地，头顶一块敌对的天空，面对自己已完结的命运，来接受天主的审判。

维也纳的决议——巴黎的活动

拿破仑找到的忠臣，只是他昔日光荣的影子。他们如我前面所述，从拿破仑登陆的地点开始，一直跟随他进了法国的京城。可是从戛纳到巴黎，在一座又一座钟楼上飘扬的鹰旗，到了杜伊勒利宫烟囱上就疲惫地倒了下来，不能再前进一步。

民众虽然情绪高涨，但是拿破仑却没有抢在英普联军在比利时集结兵力之前，迅速赶到那里。他停下来，试图与欧洲谈判，并且低三下四地维持正统王权订立的各项条约。维也纳会议用一八一四年四月十一日的废黜来反对德?维桑斯公爵先生：通过这场废黜，“拿破仑看出自己是欧洲恢复和平的惟一障碍，因而为了他和他的继承人，放弃法兰西与意大利的宝座”。此时，既然他卷土重来，恢复权力，违反巴黎条约宣言，把自己放进一八一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之前的政治形势：那么就是他向欧洲宣战，而不是欧洲向他宣战。正如我在提到德?塔莱朗先生的信时所指出的，外交代理人这些合乎逻辑的遁词，起到了它们在战斗打响前所能起的作用。

波拿巴在戛纳登陆的消息是三月三日传到维也纳的，那一天正是过节，人们在表演奥林匹斯山和帕尔纳斯山诸神集会的情形。此前不久，亚历山大拿到了法国、奥地利和英国结盟的计划：他在这两个消息之间犹豫了一阵，然后说：“这事与我无关，但是关系到拯救世界。”于是一个传令兵赶往圣彼得堡，传令调遣近卫军。本来在往后撤的军队停止后撤；长长的队伍调过头来；八十万敌人一齐把脸转向法国。波拿巴准备打仗；有人指望他亲临新的卡达卢尼亚战场：只是天主推迟了他的行动，让他晚点指挥那场将结束战争统治的战役。

法兰西其实只是一个生产士兵的大窝。只要马伦戈和奥斯特利茨的名气发生一点腋温，就可以孵出几支军队。波拿巴已经使他的军团恢复了“不败之师”、“威猛雄师”、“天下 ①一五○八年教皇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康布雷订立反对威尼斯的条约。

六月二十三日，发表了康布雷声明。国王在声明中说：“我不愿意让这些人远离我。他们的名声是使法国痛苦、使欧洲恐惧的一个原因。”然而，请看，马尔桑派说出富歇的名字，带了多么深厚的感激之情!皇上嘲笑他兄弟的新激情，说：“这可不是得自神明的启示。”我在前面已经述及，百日王朝之后，我在途经康布雷时，曾徒劳地寻找在纳瓦尔团当兵时的住所，以及与拉马尔蒂尼埃经常去泡的咖啡馆：可是它们与我的青春一起消逝了。

从康布雷动身，我们走到鲁瓦镇宿下：客店老板娘把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当成了太子妃，叫人欢呼着把她抬到一间餐厅。那里有一张大桌子，摆了三十副刀餐；房里点着大小蜡烛，燃着一大盆炉火，空气闷得很。老板娘不肯收食宿费，说：“我没有替国王去上断头台，都瞧自己不来哩。”有一团火在那么多世纪激励着法国人，她就是这团火的最后一点火花。

拉博里先生的姻兄拉莫特将军受京城权力当局派遣，来告诉我们，不佩戴三色标志，我们进不了巴黎。德?拉斐德先生和另外几个委员小心地从一个参谋部侍候到另一个参谋部，在外国人那里为法兰西乞讨随便一个主子。但他们在盟军那里受到很不客气的接待。照哥萨克的选择，任何国王，只要不是圣路易和路易十六的后人，就是杰出的君主。

在鲁瓦召开了内阁会议：德?塔莱朗先生让人给自己的马车套上两匹瘦马，去了陛下的行宫。他的车马随从占据了不小的位置，从部长下榻的客店一直排到国王的行宫门口。他下车后向我们宣读了一份备忘录：他考虑了我们到达巴黎后应该作出的决定，对不分派别，一视同仁，公开任用的必要性试作一些阐述；他表示可以将宽赦的范围扩及审讯路易十六的人。陛下气得一脸通红，两手拍打着椅子扶手，叫道：“绝对不行!”可惜这“不行”只维持了二十四小时。

到了桑利，我们去一个议事司铎家下榻：他家女仆把我们当一群丧家之犬来接待。至于议事司铎本人，他并不是桑利的首任主教、该城的主保圣人圣里约，他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他吩咐女仆，只帮我们买点吃的，而且是用我们的钱，其余就不管了。《基督教真谛》对我毫无帮助。然而桑利本应是我们的吉兆，因为亨利四世一五七六年正是在该城逃脱了看守的魔掌。那位国王、蒙田的同乡逃出来后叫道：“有两样东西留在巴黎，我很舍不得：一样是弥撒，一样是我妻子。”

我们从桑利出发去菲利普—奥古斯特的家乡。那地方又叫戈纳斯。快到村口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两人朝我们走来：原来是麦克唐纳元帅和我的忠实朋友希德?德?纳维尔。他们拦住我们的马车，问德?塔莱朗先生在哪儿。他们很爽快地告诉我，他们找德?塔莱朗先生，是为了通知皇上，陛下如果不把富歇任命为部长，就别想进巴黎城。我顿时忐忑不安起来，因为路易十八尽管在鲁瓦作了明确表示，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我问元帅：“什么!元帅先生，只有答应了那些苛刻条件，我们才能进城吗?”——“子爵先生，确实如此，”元帅答道，“不过我还不太相信。”

皇上在戈纳斯停了两个钟头。我让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别下车，就待在大路上，自己则去村公所参加会议。在那儿大家讨论了一项措施。王国将来的命运就取决于它。辩论激烈。只有我和勃寥两人主张，无论如何路易十八不能同意富歇先生人阁。皇上听着。我看出来，他想坚持鲁瓦的表态，但是御弟左右了他的思想，威灵顿公爵又向他施加压力。

在《论立宪君主制》中的一章，我扼要阐述了在戈纳斯摆出的理由。我那时很激动；话语从口里说出来，自有一股力量，写在纸上，则软弱无力。我在那一章里说：“不管在哪儿，只要有公开的论坛，有可能招致批评的人就不能担任政府首长。总会有某种演说，某种言论，迫使那样的部长提出呈辞，退出议会。这种机制本是代议制政府自由原则的结果，但是当所有幻觉汇聚一堂，不顾皇上极有理由的厌恶，要把一个名人推举进内阁，人们却感觉不到这一点。此人的晋升，必然引出下面的后果：不是宪章被废弃，就是内阁在开会时垮台。我们想象一下，我所指的那个人如果旁听众议院关于元月二十一日条约的辩论，会是怎样一种心情呢?他随时可能被里昂的某位代表斥责，随时可能听到那句可怕的话：你就是那家伙!那种人只有与土耳其苏丹巴耶塞特宫廷的哑巴，或者与波拿巴立法团的哑巴在一起，才可能公开任职。要是一个议员，拿份《箴言报》走上讲坛，朗读一七九五年八月九日国民公会的通告，那位部长会有什么感觉呢?那份通告把“他，富歇(我是逐字逐句引述原文)当作贪污犯、恐怖主义者开除出国民公会，说他不论成为什么代表大会的成员，他那有罪的残忍行为都将给该代表大会带来耻辱和污点”。要是议员发问，按照这份通告，把富歇逐出内阁的理由是不成立，那富歇又何地自容呢?

可惜这些事都被大家忘记了!

不幸的是如果人们硬是认为，这样一个人有时还是有用的，那么，就应该把他安置在幕后，以借用他那令人伤心的经验；可是如果要违反圣意和民意，公然抬出这样一位部长来处理国家大事，公然任用连波拿巴当年都看做无耻小人的角色，岂不是表明要放弃自由与德行吗?一顶王冠值得作出这样的牺牲吗?现在连抛开一个人都做不了主，真要任用富歇之后，谁还能把他开除呢?

各派人物都在积极活动，却没人想到他们选定的政体形式；人人都谈论宪法、自由、平等、民权，却没有人愿意实行；一些时髦的空话：人们无意中询问宪章的消息，同时却希望宪章很快完蛋。自由党和保王党倾向于由风习改良的专制政体：这是法兰西的折衷办法与行事方式。物质利益高于一切；据说，人家不愿放弃大革命期间的所作所为。每个人都承受了自己的生活，而且打算让邻居也来承载一点：有人断定，恶变成了一种公共元素，它从此将与各届政府结合，像一种极其重要的原则进入社会。

我由于道德与宗教观念的影响，我才产生出有关宪章的那些想法，没想到却招来了某些派别的仇恨：对于保王党来说，我太热爱自由了；对革命者而言，我又太鄙视那些罪恶。我如果不甘愿吃大亏，在那儿像小学教师一样反复宣传宪法精神，那么从头一天起极端保王派和雅各宾党人就把宪章装进他们绣着百合花的燕尾服，或者卡修斯式的卡马尼奥拉服①口袋里去了。

①卡修斯(Cassius，卒于公元前四二年)，古罗马将军，庞培的拥护者，所穿的军服，与法国大革命时流行的卡马尼奥拉服式样相近。

德?塔莱朗先生不喜欢富歇先生；但更奇怪的是，富歇先生憎恶，并且鄙视德?塔莱朗先生：达到这个成功地步委实不易。德?塔莱朗先生起初也许乐于看到人家把自己与富歇先生分别对待，后来却觉得此人无法摆脱，便举手赞同。但是他没有想到，如果奉行宪章(他尤其与里昂大屠杀的刽子手连在一起)，他不会比富歇更为人们所接受。

我预先提出的警告，很快就应验了：接受德?奥特朗特公爵人阁，人们并没有得到好处，得到的只是耻辱；两院渐渐移过来的阴影足以让过于遭受论坛自由抨击的部长们隐没。

我的反对毫无作用：按照懦弱性格的惯例，皇上召开会议，但什么也定不下来；只有阿尔鲁维尔城堡才能决定法令。

在阿尔鲁维尔城堡，从不召开合乎规定的会议。集会的只是一些亲信和秘密加入的人。德?塔莱朗先生比我们先到，在与朋友们交流情况。威灵顿公爵到了；我看见他乘敞篷四轮马车经过，帽上的羽饰迎风飘扬。，他把富歇先生和德?塔莱朗先生当作滑铁卢大捷的两份礼物，来赐予法国。当有人告诉他，德?奥特朗特公爵犯有弑君罪，可能有点麻烦，他答道：“这是鸡毛蒜皮的事。”一个信奉新教的爱尔兰人，一个英国将军，既不熟悉我们的风俗，也不了解我们的历史，在一七九三年的法国只看到一六四九年①的英国的人，却被委任来决定我们的命运!波拿巴的野心害得我们落到这么悲惨的境地。

①英王查理一世于一六四九年被处决。

我离开众人，在花园里转悠。一七九四年，财务总监马索尔在九十三岁时，就是从这座花园走到马德洛纳特监狱，并在那里去世的；因为当时死神作大检阅，没有遗漏一个人。我不会再被召去开会了。君臣之间的患难之情已经完结：皇上准备回王宫，我则准备回那偏僻住所。君主一旦重掌大权，他们周围就再度形成空白地带。我经过杜伊勒利宫那些静寂无人的厅堂去皇上的书房时，很少不经过一番认真思考：在我看来，这是另一类荒漠，是无边的寂寞，在这里，世界本身都在天主那惟一真实的存在面前消失。

在阿尔鲁维尔缺少面包；若不是一位名叫杜布尔和我们一样从根特过来的军官收罗吃的，我们就会饿肚子。杜布尔先生去居民家“打秋风”，从逃走的村长家给我们带来半只绵羊。这位村长的女仆像博韦那位独住的女英雄，若是有武器，准会像让娜?阿舍特②一样接待我们。

②法国十五世纪女英雄，博韦被勃艮第公爵鲁莽查理围困时，她带领居民武装保卫家乡，迫使敌军撤退。上文博韦那位独住的女英雄便是指她。

我们前往圣德尼：道路两旁是一座挨一座铺开的普军与英军营帐；眼光触及远处修道院的尖顶；在修道院的地基达戈贝尔特③扔下了他的金银财宝，在修道院的地下室里，王族代代传人埋葬了族中的国王和伟人；四个月前，我们把路易十六的遗骨移葬那里，以代替其他人的骨灰。一八○○年我第一次流亡归来时，也曾经过这块圣德尼平原；那时在这里扎营的还只是拿破仑的士兵；换下蒙莫朗西大元帅老营的还是法国人。

③达戈贝尔特(Dagobert)，生于七世纪初，公元六二三—六三九年为法兰克国王。

一位面包商接待我们住宿。晚上，将近九时，我去晋见皇上。陛下住在修道院里：荣誉勋位团那些小姑娘老是呼喊：“拿破仑万岁!”费尽力气也劝阻不了。我首先进了附属教堂。毗连修道院的一面墙倒了。古老的教堂只点着一盏灯。在地下墓穴的人口，我作了祈祷，在那儿，我曾目睹路易十六的遗骨安放下去：我充满了对未来的恐惧，一颗心完全被深愁重忧和宗教感情所淹没，这样的时刻，不知从前是否经历过。接下来我就去了陛下的行宫。有人把我领进皇上寝宫前的一间厅房，里面没有人。我坐在角落里等候陛下接见。突然有一张门打开了：邪恶倚着罪恶的臂膀悄悄地进来了——富歇先生扶着德?塔莱朗先生走着；这丑恶的一幕慢慢地从我眼前晃过，进了皇上的书房，看不见了。富歇来向主子发誓，保证诚心效忠，保证敬重君主；忠诚的弑君者跪在地上，把让路易十六人头落地的两只手放在遇难先王的弟弟手中；背教的主教充当他的誓言的担保人。

次日，到了圣日耳曼郊区：为了富歇的任命，一切势力，信教的与不信教的，有德行的与邪恶堕落的，保王党与革命党，外国人与法国人都卷了进来；到处都有人叫喊：“不用富歇，皇上不得安全；不用富歇，法国没救；他已经独自拯救了祖国，他独自也能完成伟业。”德?迪拉老公爵夫人是捧富歇最起劲的贵妇之一；克鲁索尔大法官是幸存的马耳他骑土团的骑士，他也随声附和，说他的头颅能留在肩上，全赖富歇先生保全。胆小的人是那样惧怕波拿巴，以至于把里昂大屠杀的刽子手当作提图斯①式的人物来歌颂。在三个多月里，圣日耳曼郊区的沙龙把我视作异类，因为我不赞同任命他们的内阁。这些可怜人，他们拜倒在“新贵”脚下，拥戴富歇，却照旧吹嘘他们如何高贵，如何仇恨革命者，如何经受考验，忠于君主，如何坚持原则。

①提图斯(Titus)，古罗马帝国皇帝(公元七九一八一年在位)，以红善著称，在位期间未下令处死过一个人。

富歇感到他的部长生涯与代议制君主体制的规则无法相容：由于他不可能与一个合法政府的成分相融合，他就试图让政治环境与自己的本性一致。他制造出虚假的恐怖；他打算根据一些臆想的危险，来强迫皇上承认波拿巴的两院，接受他们匆忙修改的权利宣言；甚至有人私下议论放逐御弟父子的必要：目的在于孤立皇上。

人们继续受骗：国民卫队翻过巴黎的墙垣，来保证自己的忠诚也是徒劳；有人肯定这支队伍部署不好。乱党命人关闭巴黎城门，以阻止在百日政变期间仍然支持正统王朝的民众跑出来迎接我们。甚至有人说这些百姓威胁要在路易十八经过时行刺。大家真是盲目至极，因为法国军队虽然退到了罗亚尔河，十五万盟军占据了京城外围各个战略要津，却还是有人声称皇上不够强大，不能进入一座没有一兵一卒，只有一些市民的城市：只要市民想闹事，极有可能藏匿一小撮拿破仑的联盟军。不幸的是，由于一连串不可避免的巧合，皇上似乎成了普鲁士人和英国人的首领；他以为围着他的都是自由党人，陪同他的都是敌人；他好像是被一支仪仗队所包围，而这支仪仗队其实是宪警，要把他带出他自己的王国。于是他只让外国人陪伴他穿过巴黎。后来有一天，这件事成了驱逐他家族的理由。

波拿巴退位以后成立的临时政府被解散了，因为它干了一桩指控王权的行为：这是一块待接石，人家指望有朝一日在那块石头上建起新的革命。

第一次复辟时我同意保留三色旗：它闪耀着它的全部光荣；白旗被人遗忘了；那么多的胜利给予这三种颜色以合法地位，保留它们，并不意味着给一场可预见的革命准备一个重新集合队伍的标记。不采用白旗是明智的，但是在波拿巴的掷弹兵举过之后将它抛弃则是卑鄙行为：从卡夫丁轭形门下①通过不可能不受惩罚；侮辱人的事也是致人于死地的事：一记耳光在身体上并未给你造成任何伤害，然而它却杀了你。

①公元前三二一年萨姆尼特人在卡夫丁峡谷打败罗马军队，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以示侮辱。

在离开圣德尼之前我受到国王接见，与他作了如下对话：

“什么事?”路易十八问我，以这声含有惊讶的话开始了对话。

“是这样，陛下：您要用德?奥特朗特公爵?”

“必须用他：从我弟弟到克鲁索尔大法官(此人倒并不可疑)，大家都说我们只能用他：你的看法呢?”

“陛下，既然事情已定，我就请求陛下允许我沉默。”

“不，不，你说出来：你知道，从根特以来我一直在抵制。”

“陛下，我只服从您的命令；请原谅我的忠心：我认为君主政体完了。”

皇上保持沉默；我开始为自己的大胆感到可怕。这时陛下开口道：

“唉，德?夏多布里昂先生，我与你的看法一样。”

我以这段对话结束有关百日王朝的叙述。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