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卷 第17节_墓畔回忆录

我经历的一八○一年——萨维尼的夏天

《阿达拉》的成功使我下决心将已经印了两卷的《基督教真谛》写下去，德?博蒙夫人提议，在她在萨维尼租的房屋里给我留一个房间。我同儒贝尔和其他朋友在她的隐居地度过了六个月。

房屋位于面对巴黎方向的村口，被当地人称为“亨利 的确，一切似乎都预告我的失败：一个不出名、像我这样没有后台的人，怎么能够期望摧毁半个多世纪来占统治地位的伏尔泰的影响呢?伏尔泰建立的大厦是由百科全书派完成的，而且被欧洲一切名人所加固。什么!狄德罗、德?阿朗贝尔、杜克洛、迪皮伊、埃尔韦絮斯、孔多尔塞之类的人难道没有权威吗?什么?世界应该回到金色的圣徒传时代，放弃已经赢得的对科学和理性杰作的赞美?难道我能够赢得这个挥舞严惩大棒的罗马和势力强大的教会所不能挽救的事业吗?这个事业曾经枉然地被巴黎大主教克里斯托夫?德?博蒙所捍卫，尽管他得到议会、武装力量和国王的支持，但他并未成功。一个卑微无闻的人，反对如此势不可挡、甚至引起一场革命的哲学运动，难道不是一个既可笑又鲁莽的行为吗?看见一个侏儒伸直他短小的手臂，试图阻止时代进步，阻挡文明的进程，并且将人类往后拉，这实在是奇怪!多亏上帝，只需一句话就可以让这个疯子粉身碎骨。所以，然格内先生在《十日》上对《基督教真谛》予以贬低，声称批评来得太晚，因为我的唠叨已经被人遗忘了。他这番话是在作品出版五个月或六个月之后讲的，而法兰西学院在十年一次的颁奖仪式上，院士们众口一词对这部作品发动的攻击并未能将它置于死地。

我是在我们的教堂的废墟当中发表《基督教真谛》的。信徒们以为自己得救了：人们那时需要信仰，渴求得到宗教的安慰，而这种需要和安慰多年来被剥夺了。为了克服积累的那么多对立，需要多少超自然的力量呀!多少被肢解的家庭需要到天父身边寻找他们失去的孩子!多少被粉碎的心灵，多少孤独的灵魂呼唤圣手的救治!人们拥进上帝的房屋，如同瘟疫流行时涌进医生的诊室。动乱的受害者(而且受害者的种类何其多!)向祭坛奔去；海上遇难者攀附着岩石，希望得救。

那时，波拿巴希望将他的力量建立在社会的原始基础之上，不久前同罗马教廷达成谅解：首先，对一部可能使他更加得人心的作品的出版，他不会设置任何障碍；他当时需要同他周围的人和宗教信仰的公开敌人作斗争；所以他很高兴在外部被《基督教真谛》召唤的舆论所保卫。后来，他对他的错误估计感到后悔：正统君主观念和宗教观念同时来到。

当时不像《阿达拉》那样引起轰动的《基督教真谛》中的一个插曲，确定了现代文学的特征之一；而且不仅如此，如果《勒内》未完成的话，我就不会写它了；如果我能够将它毁掉，我会这样做的。诗人勒内和散文家勒内的家族大量繁殖：此后，人们听见的只是哀怨和不连贯的句子；到处是狂风骤雨，到处是与乌云和黑夜有关的生僻的词语。没有哪一个从中学出来的无知学生不认为自己是人类最不幸的人；没有哪一个十六岁的孩子不对生活感到厌烦，不认为自己被自己的天才折磨；没有谁在他思绪的深渊里，不纵情于“激情的波浪”，没有谁不敲打自己苍白的面孔和披头散发的脑袋，并且用他自己不知道、别人也不了解的苦难令世人惊讶得目瞪口呆。

在《勒内》里，我披露了我们世纪的一个弱点；但是，试图将不着边际的痛苦描绘成普遍现象是小说家们的另一个荒唐想法。构成人类基础的普遍感情，父母之爱，子女的孝敬，友渲，爱情，是取之不尽的；但是，特殊的感觉方式，思想和性格的个性，只能在宏伟和数量众多的图画中得到延伸和增加。人类心灵尚未被发现的细小角落是狭小的地盘；在这片田地收获一遍之后，不再剩下什么可以采摘的东西了。心灵的疾病并不是经常和自然的状态：我们不能再现这种病态，使它变成文学，并且从中得益，像从一种按照艺术家的喜好不断修改、而且改变其形态的普遍感情得益一样。

无论如何，文学涂上我的宗教图画的色彩，就像政界保留我的作品中关于国家的用语一样：《按宪章建立的君主政体》是我们的代议制政府的基础，而我关于“保守派”、“精神利益和物质利益”的文章使这两种说法成了政治术语。

有些作家模仿《阿达拉》和《勒内》，就像讲道者借用我的关于传教士和基督教的恩惠的故事一样。一些段落里，我证明：我们将异教的圣灵从树林中赶出来，我们在扩大信仰同时，也使大自然回复到孤寂之中；有些段落里，我议论了我们的宗教对我们的观察和描绘方式的影响；有些段落里，我探讨诗和雄辩术中发生的变化；有些章节，我研究古代戏剧中引进的外国感情包含新批评的萌芽。就像我说过的，拉辛的人物既是，也不是希腊人物；他们是信奉基督教的人物：这是人们完全没有理解的东西。

如果《基督教真谛》的后果，仅仅是对人们认为造成革命所带来的苦难的一些学说的反动，那么，这种后果随着起因的消失本来应该不复存在；它不可能一直延续到我写书的时候。但是《基督教真谛》对舆论的影响不只是人们声称已经被埋葬的宗教的暂时复活：一种更加持久的变化发生了。如果说作品的文笔焕然一新的话，还有教义的变化；实质和形式同样都变了；无神论或唯物论不再是年轻人信仰或不信仰的基础；上帝和灵魂不死的观念重新占上风：从那时起，在互相联系的观念的链条中变化发生了。人们不再因为反对宗教偏见而固定在他的位置上—成不变；人们不再认为自己必须被哲学的头带包裹着，充当虚无的木乃伊；人们胆敢审视任何体系，甚至是基督教的体系，无论人们觉得它如何荒谬。

除了回应牧师召唤的信徒，由于自由思考的权利，其他信徒也出现了。你将上帝当作本原吧，圣言会接踵而来：儿子必定出自父亲。

各种抽象组合不过是用更加无法理解的奥义取代基督教的奥义：泛神论有三四种，而且人们如今时兴将其归因于开明的智慧，其实泛神论是东方幻想中最荒唐的一种，由斯宾诺莎重新阐明：这方面，只需读读怀疑论者贝勒有关那位阿姆斯特丹犹太人的文章。某些人谈论这一切时，使用不容置辩的腔调，如果不是来自研究的欠缺，这令人感到愤慨：他们使用一些自己也不懂的词，还以出类拔萃的天才自诩。但愿人们明白，阿贝拉耳、圣贝尔纳、圣人，圣托马斯?德?阿甘诸圣人，为了推广形而上学，带来了我们无法接近的超级智慧；各种圣西门系统、法伦斯太尔系统、傅立叶系统已经被各种异端发现和运用，人们向我们提供的当作进步和发明的东西，是一千五百年以来在希腊学校和中世纪学堂里用滥了的陈旧货色。糟糕的是，头一批宗派分子未能创建他们的新柏拉图主义共和国，而伽利昂答应普劳丹在坎帕尼亚进行这种试验。以后，人们犯了严重错误，烧死宗派分子，那时他们想建立共同财产，并提出一个女人不能拒绝一个男人以耶稣基督的名义要求同她苟合，因此宣告卖淫是神圣的。他们说，为了实现这种结合，只需消灭她的灵魂，并且将它暂时寄放在上帝怀中。

《基督教真谛》对世人的冲击，使十八世纪脱离它的轨迹，永远偏离它的道路：人们重新开始或者毋宁说开始研究基督教的起源：他们重读神甫们的作品(假设人们曾经读过)，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他们碰见那么多奇特的故事、那么多哲学知识、那么丰富多彩的文体美、那么多思想，而通过这一切的逐渐进步，使古代社会过渡成现代社会：这是人类惟一值得怀念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通过天才人物的心灵，天和地实现交流。

从前，在正在崩溃的异教旁边，仿佛在社会之外，另一个世界崛起了，它是这些伟大场面的观众，它穷困，孤独，躲在—边，仅在人们需要它的教训或它的帮助时，它才干预生活。这些最早的大主教——他们几乎都有幸取老圣人和殉道者的名字，这些普通教士守护着圣骨和公墓，这些修士和隐士躲在他们的修院或洞窟里，起草着和平、伦理、慈善的规则，而外面到处是战争、腐化、野蛮，他们从罗马的暴君走到鞑靼和哥特人的首领那里，到处游说，目的是防止一些人的不公正和另一些人的残忍，用木头十字架和心平气和的言语阻止军队进发；他们是人类当中最弱小的人，却保护人类免受阿提拉①的蹂躏；他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充当它们的联系，慰藉一个垂死世界的临终时刻，并且支持还在摇篮中的世界迈出最初的步伐。看见上面这—切，真是—件美妙的事情。

①阿提拉(Att，?—四五三)：进攻罗马帝国的最伟大的蛮族统治者之一。

《基督教真谛》(续)——作品的缺点

《基督教真谛》中阐明的真理，不可能不促进思想的变化。今天对中世纪建筑的兴趣与这部作品是分不开的：是我唤醒这个年轻世纪对旧教堂的赞美。如果说人们滥用我的观点，如果认为我们的大教堂能够同帕提依神庙媲美是不恰当的，如果认为这些教堂用它们石垒的档案可以告诉我们未知的事实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这些花岗岩的记忆向我们披露了本笃会学者不知道的东西是无稽之谈，如果人们由于听我反复讲哥特式建筑而对此感到厌烦，那不是我的过错。而且，在艺术方面，我知道《基督教真谛》的缺陷；我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一八○○年，我还不懂艺术：我没有去过意大利，也没有到过希腊和埃及。同样，我未从圣人的生平和传说中得到充分的教益；但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奇妙的故事，只要懂得在其中挑选，就可能取得丰硕的收获。这片可以任由想象力驰骋的中世纪的宝贵园地，其丰富程度超过奥维德的变形和米利都的寓言。此外，我的作品中有一些发挥得不够和错误的判断，例如我对但丁的看法：后来，我对他表达了诚挚的敬意。

认真说，我在《革命论》中对《基督教真谛》进行了补充。人们对这部作品谈论得最少，但剽窃得最多。

《阿达拉》的成功令我十分高兴，因为我的心还是年轻的；《基督教真谛》的成功却令我困苦：我被迫牺牲我的时间，进行一些毫无益处的通信和无聊的应酬。所谓赞美无法补偿不可避免的厌恶之情，这仅仅因为你的名字被群众记住了。什么好处能够弥补你在将公众引进你的私生活时失去的宁静呢?除此之外，还有缪斯喜欢用来折磨她的崇拜者的焦虑，性格随和带来的尴尬，聚敛财富的无能，闲暇的丧失，变化无常的性格，更加强烈的感情，无法解释的忧郁，无缘无故的快乐：如果人们能够作主的话，谁愿意以这样的代价购买名望的并无把握的好处?何况这种名望不一定能够得到，有人在你一生当中对此提出异议，得不到后代的认可，而且你死后这一切对你会变得毫无意义。

《阿达拉》引起围绕新文风的争论，《基督教真谛》出版时，这种争论重新出现。

帝国学派，甚至共和国学派的一个特点是值得研究的：在社会朝善或恶前进的时候，文学是停滞不前的；文学置自己于思想的发展之外，不属于它的时代。喜剧中，在粗鲁和嗜血成性的观众面前展现的，是乡村老爷，科兰们，巴贝们，或人们不再了解的客厅情节，是风俗画，而那些看戏的人是风俗的破坏者；悲剧中，坐在剧场里的平民所关心的，是贵族家庭和王室。

在十八世纪，两样东西使文学停滞：它从伏尔泰和大革命继承的对宗教的蔑视，和波拿巴用以打击它的专制。国家元首利用这种俯首听命的文学，将它关进兵营，而文学向他举枪致敬。当人们喊“卫兵站出来”时，它就走出来，它列队前进，像士兵一样进行操练。任何独立的意图都是对他的权力的反叛；他不再希望有文字和思想的骚动，他不容许叛乱。他中止执行人身保护法对思想和个人自由的保护。我们也要看到，公众对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乐于给自己重新套上法规的枷锁。

反映新世纪的文学，只是在它所表达的时代的四十年或五十年之后才占统治地位。在这半个世纪里，它只是被反对派利用。首先讲这种语言的，是斯塔尔夫人，是本杰明，是勒梅尔西埃，是博纳尔，是我自己。十九世纪所标榜的文学变化，来自流亡和放逐；是封塔纳先生孵化了这些不同类的小鸟，因为他回溯到十七世纪，汲取了这个多产的时代的力量，并且抛弃十八世纪的贫乏。一部分人类的思想，即探讨超验性题材的那一部分，独自和文明一道同步前进：不幸，学识的光荣并不是洁白无瑕的：拉普拉斯、拉格朗热、蒙热们、夏普塔尔、贝托莱之流，这些奇才曾经是骄傲的民主派，后来都变成拿破仑的最卑躬屈节的奴仆。为了文学的荣耀，必须说：新文学是自由的，才能是缺乏独立精神的；性格和才气并不相称，那些思想上升到天空顶点的人，没有能力将他们的心灵提高到比波拿巴的脚跟更高的位置：他们声称不需要上帝，因此他们需要暴君。

拿破仑式的经典作家是一位头戴路易十四式假发、或像路易十五时代一样头发卷曲的十九世纪天才。波拿巴曾经要求革命人土进宫时穿礼服，佩剑。人们眼中没有当时的法国；这不是秩序，只是纪律。所以，没有什么比旧文学的苍白的再现更加令人厌烦的东西了。当新文学通过《基督教真谛》而声势浩大地闯进来的时候，这种冷漠的模仿，这种没有生产能力的过时游戏消失了。当甘公爵之死，虽然将我撇在一边，对于我也有好处，让我在孤独中跟随我的个人灵感，阻止我加入老品达的正规步兵：我的精神自由得益于我的道义自由。

在《基督教真谛》的最后一章我研究过，如果在蛮族进犯的时候，没有人传播信仰，世界可能会变成什么模样。我在另一段里指出，君士坦丁改宗之后，基督教在法律上引起的变化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题目。

设想当时我具有我现在的宗教观念，《基督教真谛》尚未动笔，我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写作：我会让人们看到基督教是未来和人类解放的思想，而不去回顾我们宗教过去的恩惠和组织；我会说赎罪和救世的思想是社会平等的惟一基础；惟有这种思想能够建立这种平等，因为这种思想对民主的本能起纠正和调节作用的必要性摆在这种平等旁边。合法性不足以抑制，因为它不是长久的；它的力量来自法律，而法律是匆匆走过和变化的人的作品。一部法律并非必须永远遵守；它始终可以被另一部法律取代：与此相反，伦理是持久的；它的力量在它自身，因为它来自不会变化的秩序，惟有它才能够赋予持久性。

我会让人看到，所有基督教占上风的地方，都改变了思想，修正正义和非正义的概念，用肯定取代怀疑，使整个人类接受它的教义和告诫。我会努力推测我们离开福音的完全实现还有多大距离，估量在过去十八个世纪里，在十字架这边，被摧毁的罪恶和实现的改进的数目。基督教的影响是缓慢的，因为它到处发生影响；它并不关心个别社会的改革，它致力于普遍的社会；它的恩泽延伸到所有亚当的孩子身上：这正是它在最平凡的祈祷里，在它每日的祝愿中，以动人的纯朴方式所表达的：“让我们为人世所有受苦受难的人祈祷吧。”哪种宗教过去这样讲过话?圣言并不体现在寻欢作乐的人身上，而是体现在苦难者身上，为的是解放一切人，实现普遍的博爱和无限的拯救。

如果《基督教真谛》满足于这样的研究，我会庆幸自己发表了这本书：现在要知道的是，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如果另一本按照我大约勾勒的新大纲编写的《基督教真谛》是否会取得相同的成功。一八○三年，当旧宗教毫无地位的时候，当它受到蔑视的时候，当人们对问题之所在一无所知的时候，当人们还在蒙受过分自由的伤害的时候，谈论从耶稣受难十字架下来的未来自由难道符合时宜吗?波拿巴会容忍这样一部作品吗?唤起悔恨，使人们对一个如此不熟悉的事业感兴趣，在指出它是多么严肃、强大和有益身心之前，将视线吸引到遭到蔑视的物体身上，使它变得可爱，这可能是有好处的。

现在，假如我的姓名能够留下一点痕迹，那是得力于《基督教真谛》。我对作品的内在价值并不抱幻想，我认为它的价值是偶然的。它生逢其时。由于这个缘故，它使我在一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位置；而历史时期将个人和事件混在一起，强迫人记住此人。四十年来，如果我的作品不限于在在世的几代人当中引起变化，如果它还有助于在后人当中重新点燃人世教化的真理的火花，如果人们认为在其中看到的生命的轻微征兆在后代将得以维系，那么我会对上帝的仁慈抱着满怀希望离去。重新和好的基督徒呀，我离去之后，在你的祈祷中请不要忘记我。我由于过错，也许会停留在门前，但在那里我曾经怀着好意为你高声呐喊：“开门吧，永生之门!Elevamini，portaeaetemales!”

一八三七年

于巴黎

一八四六年十二月修改

我经历的一八○二年和一八○三年——城堡——德?居斯蒂纳夫人——德?圣马丹先生——德?乌代托夫人和圣朗贝尔

自从我出名之后，我的生活受到极大干扰。除日常来往的人之外，我有一大群熟人。我被邀请到那些正在修复的城堡里去作客。我尽可能到这些家具残缺不全、或者尚未配齐的庄园里去。然而，其中有些城堡是完好无损的，如落到德?拉布里希夫人手里的马雷城堡；这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我记得，我这个名人到圣多米尼克—当菲街，乘一辆破出租车到马雷去，在车上碰见德?万蒂米尔夫人和德?费泽萨克夫人。在阿尚普拉特勒，莫莱先生叫人改建了三楼的小房间。在破破烂烂的大客厅里，有一幅油画表现他在革命中被处死的父亲①。马蒂厄?莫莱在画里戴着方帽子，试图制止骚乱。这幅画让人感觉时代的变迁。一丛很壮观的椴树被砍掉了；但是，三条林xx道中的一条仍然保持葱郁的浓荫；后来，路旁混栽了其他种类的树：现在时兴柳树。

①他父亲是巴黎议会主席，一七九四年四月被送上断头台。

流亡归来之后，再穷的流亡者也要在他重新得到的十尺土地上或院子里开辟一块英国式花园。我自己从前不也在狼谷种过树吗?我不是在那里开始写这本《回忆录》吗?我不是在蒙布瓦西耶的花园里继续这本书的写作吗?那时候，我们试图让因为无人居住而满目疮痍的院子恢复生机。后来，我搬到刚修复的曼特农公园里进行写作，不是吗?结果，花园成了重新归来的民主的牺牲品。对于残存的城堡，一七八九年被烧毁的城堡无疑是一个警告：还是将自己藏匿在废墟中为好。维苏威火山的熔岩吞噬了村庄，而穿过熔岩耸立于地面的钟楼，并不能阻挡在同一片熔岩上建立别的教堂和别的村庄。

在构筑蜂巢的蜜蜂当中，有德?居斯蒂纳侯爵夫人，她是圣路易的妻子马格丽特?德?普罗旺斯的继承人；她一头秀发，有圣路易的血统。她搬进她继承的费法克城堡时我在场，而且我有幸在贝阿尔拿的床上睡过，就像在贡堡，我在克里斯蒂娜王后睡过的床上睡过一样。这次旅行非同小可；马车要载年幼的阿斯托尔夫?德?居斯蒂纳、管家贝尔兹特、一名讲德语的阿尔萨斯老女仆，还有著名的狗特兰——它在路上还要吃东西。这帮人到费法克去，准备在那里长住吗?但是，城堡的家具尚未配齐，迁出的通令就下达了。我看见她以大无畏的勇气面对断头台；我看见她比帕斯卡更加苍白，穿着黑衫，因为面对死亡显得更加单薄，丝一般的秀发是她头上仅有的饰物；她死在贝克斯①之前，我看见她离开日内瓦附近的塞榭隆：她翕动着苍白的嘴唇、露出美丽的牙齿对我微笑。我听见她的棺材半夜通过洛桑恬静的街道，运往她在费法克的永久的停放所。她急于到她仅仅占有片刻时间——就像她只占有片刻生命一样——的土地上躲藏起来。我在古堡壁炉的一个角落，看见下面两句据说由加布里埃尔的情人所写的蹩脚诗：

①贝克斯(Box)：她于一八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在贝克斯一间旅店里去世。

值得向费法克夫人

发动猛烈的进攻。

土兵国王向其他许多人讲过类似的话：从一位美人到另一位美人，一直到居斯蒂纳夫人，男人一时的信誓旦旦很快烟消云散。费法克被出卖了。

我还碰见德?夏蒂荣公爵夫人。百日王朝时期我不在的时候，她给我的奥尔内山谷增添了光彩。我经常见面的德?兰得赛夫人介绍我认识朱莉?塔尔玛。德?克莱蒙?托内勒夫人将我吸引到她家里。她称我为表兄，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祖母。她丈夫克莱蒙?托内勒去世后，她又同德?塔拉吕侯爵结婚。她在狱中使德?拉阿尔佩先生改变信仰。我是通过她认识画家内弗的；内弗是服侍她的骑土之一；内弗又将我介绍给圣马丹①。

①圣马丹(Saim-Martin，一七四三—一八○三)：哲学家。

圣马丹先生认为，他在《阿达拉》中发现了某种我自己并未意识到的行话，证明他同我之间学术上有某种亲缘关系。内弗为了让我们这两个兄弟②建立联系，请我们到他在波旁宫区的住宅里吃晚饭。我六时赴约：天上的哲学家③已经在那里了。七时，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仆人将一盆汤放在餐桌上，然后退出，关好门。我们就座，开始默默吃饭。圣马丹先生举止优雅，只讲了几句简短、但有分量的话。内弗以画家的风度和鬼脸，用欢呼作为答复；我一言不发。

②指学术上的亲缘关系。

③指圣马丹。

半小时过后，招魂者④回来，将汤端走，在餐桌上摆上另一道菜：菜一道接着一道，但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圣马丹逐渐活跃起来，开始以大天使的派头讲话；越讲，他的语言越变得晦涩。内弗在同我握手的时候，暗示我说，我们将看到一些出其不意的东西，我们将听到一些声音。在死一般沉寂的六个钟头里，我倾听着，但什么也没有发现。到午夜，白日做梦者突然站起来，我以为撒旦或天使降临，铃声将在神秘的走廊里回响；但是，圣马丹先生宣布他累了，下次再聊。他戴上帽子，走了。但是，他倒霉，在门口被人拦住，被迫折回来，因为他碰见另一位来访者；然而，过不久他就不见了。我以后没有再见过他：他死在我在奥尔内的邻居勒努瓦尔—拉罗什先生的花园里。

④指仆人。

对于斯维登堡主义⑤，我是一个有反叛精神的臣民：教士法里阿①在德?居斯蒂纳夫人的一次晚宴上，吹嘘自己可以令金丝雀受磁气作用而死。结果金丝雀更厉害，而惊惶失措的教士，由于担心被金丝雀杀死，被迫放弃这场游戏。仅仅因为有我这个基督教徒在场，三角支架也没用了。

⑤斯维登堡主义(Swedenborgisme)：斯维登堡(一六八八—一七七二)是瑞典神智学者，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精神上的含义，但只有上帝才了解。

①动物磁气疗法的施行者。

另一次，也是在德?居斯蒂纳夫人家里，赫赫有名的高尔②吃晚餐时坐在我旁边，但他不认识我。他弄错了我的面角，将我当成青蛙；当他知道我是谁之后，用一种令我为他感到羞耻的方式，试图修补他的学说。头颅的形状可能有助于区分人的性别，指出属于动物、属于动物感情的东西；至于说智力，骨相学从来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人们能够将有史以来死去的伟人的各种头骨汇集起来，并且让骨相学家来辨识，他们会一个也认不出来。研究头盖骨的隆凸导致最滑稽可笑的错误。

②高尔(Gall，一七五八—一八二八)：德国医生。

我感到有点后悔了：我谈到圣马丹的时候略带讥讽，我感到内疚。这种我不断拒绝、但又不断重犯的讥讽使我痛苦；因为我痛恨嘲讽的性格，将它当作一切个性中最渺小、最平庸、最容易做到的个性。当然，我在此并非攻击崇高的喜剧。圣马丹先生毕竟是一位具有独立性格、德高望重的人。当他的思想可以理解的时候，这些思想是崇高的，性质是非凡的。《圣马丹先生自绘像》的作者作了慷慨和过分恭维的表白，我不应该将前面两页文字当作祭品奉献给他吗?如果我讲的话可能对圣马丹先生庄严的名声和人们对他始终一贯的尊重有丝毫损害，我会毫不犹豫地将它们抹去。而且我高兴地看到，我的记忆并没有欺骗我：在我谈到的晚餐上，圣马丹先生不可能以同我完全一样的方式感到吃惊，但是人们看得到，我并非无中生有，圣马丹先生自己的叙述实质上同我的回忆是相近的。

他说：“一八○三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在综合理工学校内弗先生家中，出席一次特意安排的晚餐，同德?夏多布里昂先生见面。我要是早一点认识他就好了：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惟一的正直文人，而且我只是在进餐过程中同他聊了一下。由于此后有人来访，使他在余下时间里沉默无语，我不知道何时再有这样的机会，因为这个世界的国王有意给我制造麻烦。何况，我需要谁呢，除了上帝?”

圣马丹先生比我强千倍：他最后那句话的尊严以其严肃的性质压倒我的善意讥讽。

在马雷，我远远见过德?圣朗贝尔先生和德?乌代托夫人①，两个人都代表精心补缀和保养的旧时的观点和自由：这是以它自己的方式消逝和出嫁的十八世纪。在生活中只需坚持，非法也会变成合法，人们对伤风败俗感到无限的敬意，因为它无时不在，而且时光用皱纹点缀它。事实上，两位贞节的夫妻并不是夫妻，他们出于人类的尊敬结合在一起，因为他们的令人敬仰的状况而略感痛苦；他们感到厌倦，他们以老年人的全部乖戾相互憎恶：这是上帝的公正。

①他们之间的爱情甚笃，但当时他们都七十多岁了。

上天青睐的长寿者多么不幸!

要是人们知道卢梭激动的原因，《忏悔录》的某些章节就难以理解了②：德?乌代托夫人保留了他那些据说比《新爱洛伊丝》中的信更加热烈的信吗?人们认为，她把这些信送给圣朗贝尔了。

②卢梭在《忏悔录》中说，德?乌代托夫人是他真正爱恋的惟一女人。

德?乌代托夫人在将近八十岁的年龄，还用愉快的诗句大声叫道：

爱情给我安慰!

什么东西也不能减轻

我对他的思念。

她睡觉之前，一定要用拖鞋击打地面三次，同时向《四季随笔》已故的作者①说：“晚安，我的朋友!”一八○三年，十八世纪哲学成了这种玩艺。

①指圣朗贝尔。

德?乌代托夫人、狄德洛、圣朗贝尔、卢梭、格林和德?埃皮纳夫人的社交圈子，使蒙莫朗西山谷在我心目中变得无法容忍，而且尽管有一件伏尔泰时代的纪念物就在我眼前，我对这个时代一点也不怀念。最近，我在萨努瓦重新参观了德?乌代托夫人的故居；那不过是一间徒有四壁的空壳。一个废弃的壁炉总是令人感兴趣的；但是，那些旁边没有坐过美人、母亲和教徒的壁炉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他们的骨灰尚未飘散，只会令人想起那个只懂得毁灭的岁月。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

法国南方之行(一八○二)

阿维尼翁发现了盗版的《基督教真谛》，为此，一八○二年十月，我到法国南方走了一趟。我只了解我可怜的布列塔尼和我去国时经过的北方各省。这次，我要去看普罗旺斯的太阳了，那里的天空将让我提前体验意大利和希腊的滋味，我的本能和缪斯女神使我对这两个国家无限神往。我此刻心情愉快；我的名声使我的生活变得轻松起来：声名带来的最初陶醉包含许多梦想，惬意的眼睛立即充满正在升起的光芒；但是，如果这道光芒熄灭，你就会堕人黑暗之中；如果光芒继续，由于你对它已经习以为常，很快就会对此无动于衷了。

里昂给我带来极大的愉快。我又看见那些罗马建筑遗址。我头一次看见的罗马建筑是特里维的圆形剧场，我坐在那里，将《阿达拉》的手稿从背囊中拿出来，读着。索恩河上，扬帆的小船在两岸之间穿梭；到晚上，船上点一盏灯；驾船的是女子：一名十八岁的女船夫让我乘她的船，她每划一次桨，就用手扶正插在她帽子上的花朵。早上，我被钟声唤醒。悬在半山腰的修道院似乎恢复了宁静。巴朗赫先生的儿子①，米涅雷之后《基督教真谛》的拥有者，是我的主人：他成了我的朋友。今天，谁不知道这位基督教哲学家呢?他的作品闪耀着平静的光辉，这种光辉赏心悦目，就像天空友善的星星射出的光芒。

①指皮尔—西蒙?巴朗赫(Pierre-SimonBanche，一七七八—一八四七)，里昂印刷商的儿子，神秘哲学家。

十月二十七日，由于暴风雨，载我去阿维尼翁的驿船被迫在丹镇停留。我仿佛到了美洲：在我眼中，罗纳河代表那些蛮荒的大河。我住在北岸一间客栈里；一位新人伍的士兵站在壁炉旁边，背着背囊，他准备返回他在意大利的部队。我面对客栈女主人，伏在壁炉边的风箱上写作；女主人对着我默默坐着，而且出于对房客的尊重，制止狗和猫吵闹。

我正在写一篇关于博纳尔的著作《原始法律》的文章，我在沿罗纳河而下的旅途中，文章差不多完稿了。我已经料到会发生什么事情：“法国文学将发生变化；随着革命，将诞生其他思想，对人对事的其他看法。作家将分裂成派别，这是不难预料的事情。有人极力摆脱旧道路，其他人将试图仿效古代的榜样，但需要对其改头换面。结果，很可能后者将战胜对手，因为他们有伟大的传统和伟大的人物作后盾，他们有更为可靠的向导和更为丰富的资料。”

这篇旅途中写的批评文章今天属于历史文献；从那时起，我的思想随着我的世纪前进。我说：“这篇文章的作者无法拒绝他的地位给他提供的形象。在写上面这几个字的时候，他正沿着法国最大的河流之一顺流而下。在相对的两座山上，耸立着两座毁圮的塔楼；塔楼顶挂着小钟，山里人在我们走过时把钟敲响。这条河流，这些山岗，这钟声，这些哥特式建筑，使旅人的眼睛感到片刻的欢愉；但是，谁也不会停下来，朝钟楼走去。今天宣扬伦理和宗教的人也是这样，他们在他们的废墟上，枉然地向被世纪的急流带动的人发出信号；旅人对壮观的废墟、从中发出的悦耳的声音、从中升起的庄严回忆感到惊奇，但是他并不因此中断他的旅程，而且在 ①拉丁语词组：无论同意与否。

②拉丁语词组：或以其他方式处罚。

在蒙彼利尔，我重新看到海，我本来很乐意为她写下下面的话，就像笃信基督教的国王写给瑞士联邦的话：

“我忠诚的盟邦，我的伟大朋友。”斯卡利杰③可能愿意将蒙彼利尔当作他“暮年的巢穴”。城市的名称来自两位神圣的处女，Monspuerun：因此，这里的女人特别美。蒙彼利尔在黎塞留红衣主教手中时，是法兰西贵族政体消亡的见证。

③斯卡利杰(Scaliger，一四八四—一五五八)：出生在意大利的学者。五二五年他离开意大利移居法国，并成为法国公民。

从蒙彼利尔到纳博纳途中，我的与生俱来的幻想病发作了。如果我不像某些心病者，将发病日期记在一张小纸头上帮助记忆的话，我会把这件事忘掉的。这次我经过的是一片荒凉的、长满毛地黄的土地，它让我忘记这个世界：我的眼睛望着这片红色的茎的海洋，一直到天际淡蓝色的康塔尔山脉。在大自然中，除了天空、海洋和太阳，启迪我的不是庞然大物；它们给我的仅仅是庞大的感觉，将我的失落的、得不到安慰的渺小投掷在上帝脚下。可是，一朵我采摘的花朵，一条在灯心草当中蜿蜒的小溪，一群准备起飞和在我面前停留的小鸟，令我萌生各种各样的遐想。这样无缘无故地动感情，不比在生活中追逐利益更好一些吗?利益由于反复和众多，反而使人对它变得迟钝和冷漠。今天，一切衰退了，甚至苦难。

在纳博纳，我看见双海运河。高乃依通过歌颂这项工程，颂扬了路易十四的功绩①：

①高乃依这首名为《关于奥克语运河》的诗，发表于一六六八年，是对一首拉丁诗的模仿。

长久以来，在她们幽深的洞窟，

加龙河和塔尔河盼望她们的水流结合，

穿过一道倾斜的山坡，

让黎明的珍宝汇入夕阳的江河。

大自然恪守永恒的法则，

作为不可逾越的屏障，

竖起崇山峻岭，

使善良的愿望成为泡影。

法兰西呀，伟大的国王说话了，

岩石裂开，大地让路，

崇山峻岭低头。

从此畅通无阻……

在图卢兹，我从加龙桥遥望朦胧的比利牛斯山；四年之后，我将翻过这座山。地平线像我们的岁月一样连绵起伏。有人提议带我到—个地下墓室去看美丽的波勒的干尸。有些事只能想象，亲眼看就倒胃口了。蒙莫朗西是在市政府大院里被砍头的。这颗被砍掉的头果真那么重要吗，既然在其他许多头颅被砍掉之后，人们还在谈论它?我不知道在刑事诉讼历史上，是否有谁的证词让人更好地辨识—个人的身份：“他身上披着战火和硝烟，”吉托说，“最初，我没有认出他；但是，看见一个人在冲散我们的六排队伍之后，还在砍杀第七排的士兵，我断定：除了蒙莫朗西，不可能是别人；当我看见他翻倒在地，被压在一匹死马之下时，我更加肯定无疑了。”

废弃的圣塞尔兰教堂以它的建筑风格令我吃惊。这座教堂同阿尔比人的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由福利耶尔翻译的诗很好地再现了这段历史：

“骁勇的年轻伯爵，他父亲的阳光和继承人，十字架和剑，进城了。无论在闺阁里，或在楼台上，一个年轻姑娘都不剩了；全城居民，无论长幼，都来欣赏伯爵的风采。”

奥克语的消亡是从西蒙?德?蒙福尔时期开始的：“西蒙看见自己拥有这么多领地，于是将土地分给贵族们，有法国贵族，也有其他国家的贵族，atquelocilegesdedimus(我们在此发号施令)”；八位签名的大主教和主教是这样说的。

我本来很乐意花时间，了解一位我十分敬佩的人——居雅斯①。他伏着睡觉，周围散放着书籍。我不知道人们是否还记得他两次结婚的女儿苏珊。苏珊不大欣赏坚贞不渝，把这种品德不当一回事；她教唆她的一位丈夫不忠，结果另一个丈夫因此丧命。居雅斯受到弗朗索瓦一世的女儿保护，皮布拉克受到亨利二世的女儿保护，两个马格丽特都有瓦卢瓦家族的血统，缪斯的纯粹血统。皮布拉克以他的翻译成波斯语的四行诗出名(我从前的住处可能是他当法院院长的父亲的公馆)。“这位善良的皮布拉克先生，”蒙田说，“和蔼可亲，看法公正，作风温和；他的心灵同我们的腐败和激烈迥然不同。”而皮布拉克曾经为圣巴托罗缪事件辩护。

①居雅斯(Cujas，一五二二—一五九○)：图卢兹法学家。

我不停地奔跑；命运使我回到一八三八年，让我仔细欣赏雷蒙?德?圣吉尔②的城市，让我谈论我在那里新结识的朋友：德?拉韦涅先生，一个充满才气、幽默感和理性的人；奥诺里纳?加斯克小姐③，未来的马利布朗。后者让作为克莱芒斯?伊泽尔的新侍从①的我，想起夏佩尔和巴肖蒙在图卢兹附近的昂比儒岛上写下的诗句：

②雷蒙?德?圣吉尔(RaimonddeSaint-Gilles，一○四二—一一○五)：指雷蒙五世，图卢兹伯爵。

③奥诺里纳?加斯克小姐(HonorineGasc)：歌唱家。

①一八二一年四月夏多布里昂被选为图卢兹百花诗赛的“游戏大师”。

唉!如果西尔维坚贞不移，

在这如画的地方

同她一起度过一生，

那是多么幸福!

但愿奥诺里纳小姐不被这美妙的歌声诱惑!才能是“图卢兹金”②锻造的，它们会带来不幸。

②根据古老的传说，“图卢兹金”会带来不幸。

波尔多刚刚清除它的断头台和它的卑怯的吉伦特派。我所看见的一切城市都好像患了一场重病、刚刚恢复生气的漂亮妇人。在波尔多，路易十四从前为了兴建喇叭城堡，叫人拆毁保护女神庙。斯篷③和捍卫古迹的朋友发出哀叹：

③斯篷(Spon，一六四七—一六八五)：考古学家。

为什么拆毁诸神的这些圆柱，

它们是凯撒的杰作，护佑我们的庙宇?

圆形剧场的几个遗址依稀可辨。如果要为一切被毁坏的建筑物惋惜，那么要流太多的眼泪。

我启程往布莱。我参观这座当时默默无闻的城堡；一八三三年，我为它写了下面的话：“布莱的女囚!对你此刻的命运我无能为力，我因此愧疚!”我前往拉罗榭尔城，经过旺代到南特。

这个地区像一名老兵，肢体残缺，身上留有记录他的勇敢的伤疤。由于时光而变白的尸骨，和由于火焰而变黑的废墟引人瞩目。旺代人在向敌人发动进攻之前，跪下来接受神甫的祝福。战火下的祈祷并不表现软弱，将剑举向天空的旺代人乞求的是胜利，而不是生命。

我乘坐的驿车挤满乘客，他们讲述旺代战争中他们引为骄傲的奸淫和杀戮。我们在南特渡过卢瓦河之后，我的心急剧地跳动着：我进入布列塔尼了。我沿着雷恩那间中学的围墙走过，它是我的童年的最后几年的见证。在我的妻子和我—的姐妹们身边，我只停留二十四小时，随后我赶回巴黎。

一八三八年

于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