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计们,”史密斯先生走出旅馆,来到门前的人行道上,对他的两个雇员喊道——“把那面英国米字旗挂到上面去,挂得高高的。”
然后他站在那儿,看着那两面旗帜迎风飘扬。
“比利,”他对柜台主管说,“再去搞两面旗来,把它们高高地挂到店后面的顶上。然后打个电话到城里去,打听一下做一百面这样的旗要多少钱。把酒吧那些‘美国饮料’的招牌全部撤掉,换上新的‘英国啤酒,随时供应’。撤掉黑麦威士忌,去订购些英格兰、爱尔兰的米,然后去找印刷公司,叫他们给我做一些英国酒的广告牌。”
紧接着史密斯先生又产生一个念头。
“喂,比利,”他说,“打电话到城里去,订购五十张乔治国王的像来。质量要好,要彩色的。钱多钱少没什么关系。”
“是,先生,”比利回答道。
“嘿,比利,”史密斯先生叫道,另一念头又出现了(的确,自从史密斯先生投身政治以来,你可以看出诸如此类的念头像波浪一样朝他涌来),“再弄五十张他爹的来,就是爱尔伯特老国王的画像。”
“没问题,先生。”
“喂,我说呀,你记着,买像的时候,顺便也买几张老王后的,维多利娜老王后的,要是能买到的话。要买穿丧服的那种,要有竖琴、狮子和三叉戟图案。”
保守党会议召开后的 镇上当然还有其他的宣传广告,上书“巴格肖——自由”、“巴格肖——繁荣”、“投玛丽波莎标准的顶梁人物一票”等。镇子北边的玛丽波莎大厦旁边是巴格肖竞选委员会的办公室,那里横街扯着一条巨大的横幅,巴格肖的一班人马在里面抽烟,不抽到头晕眼花不会罢休。
史密斯先生做了一个估算,结果表明在他的竞选办公室抽掉的雪茄的数目,几乎是在自由党的办公室抽掉的雪茄的两倍。在迄今为止的五次选举中,这是保守党 “好好干吧,伙计们,”史密斯先生说,“投票去,不停地投,投了再投,一直投到他们赶你们走为止。”
然后他转向他的竞选助手。“比利,”他说,“打个电报到城里去,就说我已以压倒多数当选,并叫他们马上发一个同样的回电。然后给各乡村的每个投票站去个电话,捎回信说全镇都坚定不移地拥护保守党,并叫他们把同样的消息用电话回传过来。还有,去喊几个木匠来,叫他们在旅馆门口搭一个台子,叫他们把酒吧门上的绞链拆掉,让门敞开着,准备好投票一结束就开门大吉。”
正是最后的那一个小时起了决定作用。先是大海报出现在《玛丽波莎新闻邮报》社的橱窗里,上面的电报说城里报道乔什·史密斯即将当选。然后,从全县各地又传来同样的消’g。至此,选民们再也等不下去了。他们几乎所有的人都等待了一整天,谁都不想投错票。但当他们一方面看见支持史密斯的人拥进投票站投票,另一方面又听到外面有关史密斯将当选的消息的时候,他们再也没什么可犹豫的了。他们坚定不移地蜂拥而上,到五点钟宣布选举结束的时候,大家丝毫都不怀疑这个县得救了,史密斯当选为密西纳巴县的议员了。
我真希望你目睹了玛丽波莎那天晚上的盛况,那对你的心身大有好处——那万众欢腾的情景是你前所未见的,会令你心花怒放。看来整个镇子的确没有一个自由党人而且从来没有过。他们所有的人都是保守党人,多年以来都是如此。那些怀着痛苦和悲伤投了自由党二十年票的人们,那天晚上都露出了本来面貌,都直言不讳地招认自己是保守党人。他们说他们再也忍受不了那种屈辱了,因此非坦白出一切不可。道出这种真相是要做出牺牲的,但不管这种牺牲有多大,他们都准备去承受它。
就连丧事承办人戈尔戈沙·金汉姆先生都站了出来,他说这些年来他为约翰·亨利·巴格肖卖命完全是违心的。他说从一开头起他就在心里犯疑了。他说这种疑惑一直在搅扰着他。每天晚上,他本来是可以安安心心干活的,可是诸如此类的疑虑常常突然向他袭来,使得他简直没法把防腐工作继续下去。可不是吗?就在贸易互惠政策被提出来的当天晚上,他一回到家就对他太太说出了自己的疑虑,告诉她说他觉得那简直就是出卖祖国。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有很多很多人都说他们有过和金汉姆同样的疑虑。特里罗尼表白说,他早已对特里罗尼夫人说过那是疯狂之举。理发师杰夫·索普则说,刚谈到贸易互惠问题的那一天,他回家里吃晚饭,席间就对他太太说过那会置本国的生意于死地,会引进一种廉价的、华而不实的美国式发型,还会使对英国的真正的忠诚丧失殆尽。想想看,金汉姆夫人,特里罗尼夫人和索普夫人,她们对这一切已知道六个月并且这么长时间竟没吭一声!我想全国还有很多很多金汉姆夫人吧。这只不过再一次向我们证明妇女不适合从事政治罢了。
玛丽波莎那天晚上的游行是永远令人难以忘怀的。街上热闹无比,火炬燃烧,太阳神骑士团乐队的演奏令人陶醉(除名字外,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保守党组织了),而最叫人难忘的是滔滔不绝的演说和空前高涨的爱国激情。
人们在旅馆前面搭了一个大大的讲台,史密斯先生和他的主要助手们坐在上面,他们的身后旗帜如林。人们向史密斯先生献了一大束花,献花的是四个穿白衣服的小女孩——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四个,因为结果表明她们其实是保守党人。
然后是发表演讲。佩帕莱法官说大家没有必要谈已取得的胜利了,因为那已成为历史,他还说由于他的官方职务所限,这儿不是他谈论自己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的场合,因为他所做的一切从此也已变成历史了。而尼文斯,那位律师,则说他要说的只有几句话,因为他或许做过的贡献如今已成为历史,子子孙孙们,他说,会在历史书里读到那一切,犯不着由他自己来说,因为那已成为这个国家的历史的一部分。其他人的演说也是同样的调子,大家都绝对不愿多谈这一话题(最多不超过半个小时),理由是他们所做的一切最好留待后人去研究。无疑,他们说的,不管怎么说,其中某些东西还是挺在理的啊。
史密斯先生呢,当然啰,他什么话都没说。他用不着说嘛——至少四年内不用——他是明白这一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