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

中国古来就有“道由人弘”的说法，意谓任何一种学说、主张乃至任何一种宗教、文化，都有赖于人的传扬、弘化。如果说佛教“三宝”中的“法”即是指的佛之“道”，那么，此中之“僧宝”，在相当程度上就担负着弘扬“佛道”之使命，此正如元代僧人昙噩在《六学僧传·序》中所说的：“佛法非僧业弗行，僧业非佛法弗明。”也就是说，佛法之行，有赖于僧业之明。而僧业又如何才能明呢？从历史上看，编纂僧传，表彰高僧之道行、德操，使时僧有所依仿，令后人得到启迪，从而让佛法发扬光大——这也许就是历代僧传编纂者们本意之所在。

自六朝至宋明各部僧传中所辑录的历代高僧，或以传译经典、阐释义理而使慧灯长传，或以神通利物、遗身济众而使佛法深入人心，有的以精进修禅为四方丛林作则，有的则以戒律严谨而成天下学僧之模范，凡此等等，历代《高僧传》确实具有“明僧业而弘佛法”之宗教意义。

其次，作为僧传，各部《高僧传》之史学价值更是毋庸置疑的。不难想见，如果没有这代代相续之各部《高僧传》，治中国佛教史者恐将无从下手。不但如此，由于各部《高僧传》都是作者或花费几十年心血，甚或倾注毕生精力才完成的，他们或南走闽越、北陟燕台，或身临大川、足履危岩，碌碌奔波于荒山废刹之间，苦心搜讨于各种碑铭墓志之上，因此，僧传中所记录的许多资料，往往为正史所不载，而又是研究当时许多思想家特别是佛教思想家所不可或缺的。就此而论，各部《高僧传》不唯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进而论之，自慧皎倡高蹈远遁，易“名”以“高”，以高风亮节为选录传主之标准后，各部《高僧传》多注重僧人之道行德操，正因为如此，每个有缘读到《高僧传》的人，从书中所得到的，就不仅仅是一些佛教知识和历史资料，而可以在思想上得到洗练或熏陶，从这个意义上说，《高僧传》还具有温渥人心、净化心灵的作用。

另外，正如宗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高僧传》之文化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梁》《唐》《宋》三部僧传中，人们看到了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汇，从法显之《佛国记》到玄奘之《大唐西域记》再到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都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虽然从主观上说，他们也许是为求法而西行或为弘教而东来，但在客观上他们为中印文化之交流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再如译经，把印度佛典翻译成汉语，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与交流。《高僧传》中屡屡语及的佛经翻译的历史衍变及译经之规则——诸如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隋彦琮的“八备”、唐玄奘的“五不翻”及宋赞宁的“六例”等，对于今日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传播与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当然，《高僧传》作为古代僧人的著作，一如所有的历史著作一样，都难免有其二重性。例如传中在赞颂高僧之道行时，往往过分渲染其神通，以至于挪动嵩岳于千里之外也易如反掌，等等，这些都有待读者、历史去阅读及见证；又如传中虽然提供了许多甚至连正史也不曾言及的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但是，史实不当、记载错误之事亦屡屡有之，这就要求读者应该去伪存真、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唯有如此，方能真正做到开卷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