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俘囚期前的预言

在大国的征服政策暂告一段落之后，以色列同盟才得以形成，然而从公元前9世纪开始，美索不达米亚的大君主及后来的埃及国王再度重拾他们的扩张政策。叙利亚如今成为前所未有过的军事事件的舞台之一。如此可怕、规模如此之大的一种战争，特别是如亚述君王所发动的战争，更是世上空前的体验。楔形文字的碑文蒸腾着血腥。王以枯燥无味的记录文调子报告他已用剥下来的人皮贴满了被征服城市的城墙。当时被保留下来的以色列文学里，尤其是古典预言的神谕里，传达出对这些冷血的征服者的那种心神俱丧的忧惧。随着迫近的阴郁暗影不断地笼上政治的地平线，古典预言也含带上其典型的特色。

从阿摩司到耶利米与以西结的俘囚期前的先知 [1] ，在当时的局外人眼中，尤其是政治的群众煽动家（politischer Demagog），有时是时事评论者（Pamphletist） [2] 。这的确很容易引起误解。不过，正确加以理解，也可让我们获得一种不可或缺的认识。首先，这意味着：先知们宣讲。从事著述的先知直到俘囚期才出现。早期的先知公开地向听众演说。此外，这也意味着：若无列强的世界政策威胁着祖国——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神谕多半是在响应此一问题——先知便不会出现，而且，他们也不会出现在列强自己的国土上，因为“群众煽动”（Demagogie）在大国境内是不可能的。当然，叙利亚、巴比伦、波斯的大王，如同以色列在内的任何古代统治者，都让神谕来决定他们的政治决策，或至少是通过神谕来确定其具体措施的内容与时间点。例如，巴比伦的君主在任命任何一个高官之前会询问神谕祭司，此人是否够资格担当职务。然而，这只是个宫廷内的事务。政治的先知不会走上街头，也不会对群众发表演讲。因为既缺乏政治前提条件，也不会被容许。证据显示，公开的预言在那儿是被明文禁止的，而这也符合官僚制国家的情况，特别是在犹太人的俘囚时期，史料暗指或曾有过强力的镇压。像古典时代那种性质的政治预言，在近东与埃及，至少至此是闻所未闻的。在以色列，尤其是在城邦国家耶路撒冷情况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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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最近的文献当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G. Hölscher贡献良多的著作：Die Propheten , 1914，当然在个别的论点上尚有争论的余地。此作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经验呈现出先知的整体历史背景。至于个别的先知，请参照现代的注释本。

关于先知的忘我情状，参见H. Gunkel一如往昔那么出色的著作“Die geheimen Erfahrungen der Propheten”（演讲，“Suchen der Zeit”, I, 1903）。Schriften des Alten Testaments , II, 2.当中不仅有H. Schmidt的翻译及关于阿摩司与何西阿部分而言精彩的个别注释（Bd. II.I），还包括对于文学特性的入门而言非常有益的分析。其他文献，参见Giesebrecht, Die Berufsbegabung der alttestamentlichen Propheten （Göttingen, 1897）; Cornill, Der israelitische Prophetismus （6. Aufl., Strassburg, 1906）; Sellin, Der altestamentliche Prophetismus （Leipzig, 1912）。进一步的文献将会在个别行文处提及。关于旧约里的先知的“心志”（Ethos），E. Troeltsch在杂志Logos （Bd. VI, S. 17）里有许多正确的描述，并且对于其“政治”的乌托邦性格予以相较往常更加公允而有力的强调。至于其他的个别分析，在此谨免。

[2] 例如以赛亚针对舍伯那的批评小册（22:15f.），并附加对以利亚敬意的批评——他在最初的编纂里被提及时是带着赞赏的语气。同样的，例如耶利米针对示玛雅的文字诅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