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纪行_横光利一作品集

二月二十二日（家信一）

现在离开了门司。人很疲倦，无心写信。船很平稳，觉得挺舒适，但脑子却昏昏欲睡的样子。暖和得想脱去外套。在客厅里心不在焉地写信之际，突然让日本海刮来的贼风弄得咳嗽起来。感冒似乎还没好，慌忙躲到贼风刮不到的地方，手里还捏着笔。

这之后寄出的信希望保留着。届时，我会把感受都写进信里的。我担心途中携带着会丢失，编了号，希望保存起来。可什么都还没写是不是？但我打算把船上心理的迁移、自然的变化以及自己的心情，日后作一番比较。

昨夜听事务长说起，有七名自伦敦来日本的男子，其中有个因为想念祖母独自回去了。说是非要一个人回去不可，伦敦家里人也拿他没办法，就这样独自回去了。以前也听说过这样的事，有个不知什么地方的日本女子，周游世界后归来，船一驶进横滨，便噗嗵一声投海自尽了。

没日没夜绕着海转，要是心存烦恼的话，或许会有这样的事。这算不了什么。

和我一桌就餐的有四人，高滨虚子①和他女儿，轮机长上田纯一和我。

①高滨虚子（1874—1959），日本俳人，小说家。曾从正同子规学俳句。子规殁后，引领俳坛的碧梧桐主张俳句新倾向，甚至发展到要求打破俳句的铁则（即十七音和季题）。虚子挺身而出，由小说界返身作界，疾呼复旧，与新倾向对抗，自称守旧派，提倡俳句要平明，要有余韵，同时提倡写生。后桃李满天下。1927年庆贺他一手创办的《HOTOTOGISU》 外边，双眼触及处尽是海。水平线位于足有两尺高的窗门当中，一个劲儿满窗门地忽上忽下着。

在国内曾以为是有趣和豪壮的东西，随船行进，便渐渐觉得无聊了。价值的变化是和距离成比例的吗？

有个美国富豪搭乘这条船，臂肘支在甲板栏杆上，和长谷部少将交谈说：日本把贝加尔湖以东地区拿下来，别的国家是不会吭一声的，应该早点拿下来，只是干的时候别大声嚷嚷就是了。

一个八九岁光景的英国男孩喊我玩高尔夫球。甲板上空无一人。两人一玩起球来，小家伙遂对别人要求很严而对自己则很宽容，但在和母亲进餐时，却给母亲让座。

船抵香港的早晨，两个中国通英国记者来访，彬彬有礼对我提了不少问题之后，以直立不动的姿势一道致谢：“Thank You”。

要是新闻记者不注重礼仪，那这个国家的文化就绝对上不去。让老百姓害怕的新闻记者增多，表明了文化的下降。

船上的话：

伦敦有个英国妓女，专做日本人的生意，这中间攒下了八十镑钱。到

老了，却没个孩子。她的口头禅是，“我有八十镑钱，这全是替日本人攒

下的钱，到我死的时候，把它全部交给日本人的俱乐部，请他们用于有益

的事情。”她把这话写进了遗嘱，并时常把这张遗嘱揣在怀里。

这是前伦敦总领事米泽氏亲口对我说的。

香港，二十九日清晨七点开船。冷。据说再朝西便是穿夏装的天气了，可我却想穿大衣。这些天，一直到南洋，气温正在改变着。

这一带岛屿很多，全是少年时代读过的冒险故事画上一样的岛。听说海盗的大本营也就在这一带。我想，这种形状的岛屿一多，人自然会想去过海盗的生涯。

三月一日

直到昨天，还有身穿大衣的，可今天却变得有几分懊热了。正是入梅季节。船行驶在印度支那海面上。离开上海后，几乎没再见到过太阳，云也总是这般浓密。海很辽阔，云也很辽阔。接下来的日子要尽是海的话，就会产生不出旅行之感。一味置身在缺乏变化的海上，失去了冒险的意味，人就感觉不到生存的价值。平稳大船上的船员要比小船上的船员容易晕船，便是因为不常碰得到剧烈摇晃的缘故。客厅里的桃花渐渐凋零了。

船中，

唯有桃花巡游二三日

人们常说，欧洲航线上，至马赛这一段船上生活，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乐园。也许确实如此。可这是一段多么寂寞的日子呵。虽然我和船客、船员们几乎都交上了朋友，但船上总有什么东西让人觉得不满。我尝试著作各种各样的寻思，发现那便是唤作孤独的东西。人类身上无限制地奢侈地生产着这种东西。

三月二日

晴天。头一回见到太阳。相距四哩左右，望得见印度支那高耸的群山。船上已换上夏装。马上就要到达赤道了，却还觉得凉。我仍穿着夹衣。一支演习舰队驶近赤道时，士官将望远镜递给底下的兵士，逗笑说：“怎么样，那边已看得见赤红的一道线了吧？那就是赤道。”“是的，看到了”，有人回答说。船距赤道水平线还有六哩。听说了马六甲海峡的种种神秘，真想快点见到。佐藤次郎跳海处如果真是那儿的话，那么当时那条船也就是现在这条船。夏利雅宾①坐过的也是这条船。事务长告诉我，他还留着点跟夏利雅宾要来的上等伏特加酒，这就是，说着给我倒了一杯。一沾嘴唇，觉得有股兽类的气味。

①夏利雅宾（1873—1907），俄国歌唱家，曾被誉为世界上声音最洪亮的男低音歌唱家。

欧洲航线的船客，就像是去哪个学校进学似的。 七月三十一日

嗟峨善兵从巴黎赶来。晚上去茨奥车站。街上越来越杂沓起来。在咖啡馆一落座，侍者马上给我们桌子上放上太阳旗，引得所有外国客人都一齐朝我们看。昨天去大舞台，多少有点嘈杂，但来自各国的人士都很有绅士气度地依次入场，因此整个柏林就像是在举办一场显得彬彬有礼、守节度和宽容大度的庆典活动。比起比赛本身来，奥运会期间国际间的和平和各国间的谦让是最为重要的。不能把这看做只是徒有其表的虚假之美，正因为比赛本身无论在目的和内容上都是虚的，因而才能盛放出精神上的美来。

八月一日

奥运会开幕。晚上，将大型运动场的情形写下，由城户打成罗马字发送回日本。四十分钟后，文章仍将原封不动地还原为我本来的文稿样子，出现在日本的办公桌上。可由于白天太疲劳了，脑袋有点不听使唤。写完后，与城户、北泽清、本田亲男三位一道去邻近的维克特里亚草坛。里边舞正跳在兴头，谁都挤不进去，只得在人迹寥寂、益发显得冷清的草坛喝啤酒，然后各自回住所。据说，维克特里亚俗称特里亚，一代又一代日本人曾在这里得到过最好的照料。一个日本人拥着一名女子，消失在黑暗之中。

八月一日

日本选手成绩很差，以致无心将之撰成文章。让报社写呵写呵地嚷嚷着一催促，就更没心思提笔了。记者全都忙得可怜，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也睡不成一个安稳觉。

八月三日

上商场购物，店里的女主人把“再见”换成了“哈暧，希特勒”。与法国老女人总是不断追忆和怀念昔日的时光正好相反，这里的人敬慕的是今天。对市民说来，或许今天的制度要比昔日的凯撒时代更好吧？

据说，凯撒生性潇洒，他让大街上的门窗都装饰一新，每月巡视一次，谁家窗子装饰得漂亮，就赐给赏金。时至今日，窗前葵花竞相开放的风景，仍保留着凯撒的遗风。帝王的癖好成了市民的习惯，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八月四日

房东主妇的侄女自巴黎来，求我带她一起上奥运会赛场。我还是头一回和一位十八岁少女一起度过一天。女孩一身法国装束，显得很俏丽，可对赛事比我还要无知。

英、法、德、日四国中，最渴望成为一名运动员的大概是日本人。日本选手有不少是学生，相反，别国的选手多为商人。但据说德国女选手的成绩好坏，对她的婚嫁会有很大影响。德国娘子军</a>的成绩超群拔革，原因不难想象。

八月五日

去一家中国饭馆吃晚饭。前《大每》驻柏林特派员大家虎雄识破隐姓埋名的马占山，将其逮捕归案，这家饭馆是最早知道他的生死的。“就是这家饭馆！”城户说。店看上去很脏，菜的味道也不地道。墙上用红金粉画着的竹子，也跟布景似的，敲上去发出纸糊的扑扑声，做工十分粗糙。也没中国人过来招呼。马占山在这里的生活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吧。逃离自己国家的东亚人，通常对欧洲文化是不具备批判眼光的。我们果真没有值得自豪的东西吗？不对自己国家的文化整个加以轻蔑，我们便真的无法生存了吗？

我不认为东洋三千年的历史毫无价值。重视这种价值，是日本知识阶级的共识。弥漫在日本近代理性中的色彩，便像这房间里画布景竹子的粗劣金粉一样，漂浮在眼前，然而，对此我也并不失望。

八月六日

是取道美国还是取道苏联回日本呢？挺让人犯难的。遇到两者必选其一的难题，我决定倾向听命于外力对我的操纵。神明就出现在这种时刻，我急不可耐地希望见到我的神明。我觉得，现在正是以完全虚静的心态来听从自然力量安排的时候。会把我引向何方呢？

八月七日

我现在陷入一片空虚。我的意志所想去的，既非美国，也非苏联。我所能感觉到的，只要可能，都已感觉到了。就像膨胀到了极点的袋子一样，我只相信从外界袭来的力量。别人的批评也好，话语也罢，现在于我全然无用。会不会下雨呢？马上又想起了天气。对我说来，考虑今天是不是带上雨衣出门，成了最值得关心的事。倘祥在街上，只是信步由缰地。“今天，要能喝上一杯咖啡，这世界上随它发生什么都不要紧。”陀斯妥耶夫斯基在柏林时如是说。这种心情并不稀奇。

在柏林，陀斯妥耶夫斯基天天赌钱。我死命地考虑着究竟带不带雨衣出门，与之又有什么不同呢？

八月八日

我还没去过柏林的博物馆。比起柏林的历史来，还不如吃上一回美味，然后心满意足地抽上通烟。在我如此空虚的心灵之外，奥运会正在不断趋向高潮。

“怎么，是绕道美国，还是取道苏联？”城户问。

“唉，连我都不知道哩。决定取道何方现在成了我的奥运会了。”

城户只得发出苦笑。

独自悠悠晃晃走在街上，遇见村社。好漂亮的一双眼睛。

八月九日

晚，突然受人嘱托，要我将马拉松赛跑的纪录影片捎回日本。比赛结果出来了。我决定接受嘱托。

在阿多伦大酒店为我开了送别会。奥林匹克国际联合委员会的本部便设在这家酒店，它也是柏林最高级的一家酒店，装饰得如同大剧院一般壮丽辉煌。宴会到一半时，有电话找我，穿过长长的大厅去接，是胁村打来的。胁村是目前在伦敦作石油研究的学者，经大森义太郎介绍，这次在柏林和我刚结识。

送别会结束后，等胁村来，然后一起走过温特尔登林荫大道，去契雅花园。公园里菩提树苍郁参天，即使白天也幽暗一片。在这儿喝着咖啡，听胁村谈论英国那边的事。胁村是个笃实温厚的人，一点也没有学者的做派。

八月十日

因作绕道西伯利亚的准备，与城户夫人一起上街购物。人在欧洲，今天是最后一天，但已经厌腻了，对欧洲，我早已感觉不到什么依依不舍之情。我理解欧洲吗？连这种反躬自问也懒得问了。但实眼看过了，这是确确实实的。我所看到的，都不会忘记，我连长在巴黎屋脊上的草儿的阴影都记得清清楚楚。事到如今，我会因为我的短视而视而不见感到庆幸，只是要把这些表述出来是件难事。

尽管如此，我对人的头脑能把如此庞杂的风景纳入它的组织之中而感到惊奇。我对人的头脑惊奇着，这种惊奇感于我前所未有。记忆一旦趋于复杂，人的行为也肯定将随之趋于复杂。回日本后，我如何收藏起这些记忆，对人们秘而不宣呢？早知今日，还不如死了的好。

谁都没揣想过，所谓表述，只能是将浮现于脑际的几万分之一表现出来而已。文学家的技巧，不过是在这方面比别人多两三倍的表现力罢了。

人们把自然力，即物理称作社会现象，整个世界系于一体，都通过它得以表现。然而，比自然力卓越不知多少倍的人类头脑，却要去守护这些围着自己转的自然物理？

“那样了不起的一个人，干吗会说出如此无聊的话来呢？”

青年人的这番怀疑，归根结底也是人们对自然科学的怀疑。所有的社会现象都彷徨</a>在这个疑问之中，探索着永无尽头的命运。今天，穿越于这一黑暗中的摸索，并显得光彩夺目的，是柏格森。在思想界，他那无与伦比的明澄和透澈的现代理性，向我们提供了得以展望现代世界的眼光。这种眼光对人类精神，以及进而对人类心灵所产生的影响，还在于它宣布了这么一种观点：欧洲的理性和中心精神，终究将转向东方。

然而，现代东方的知识，却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唯物主义者的知识。他们致力于将欧洲理性之外的东西从整个人类精神世界中排除出去。知识的换算表总是依据绝大多数国民的平均数来制定的，此际，便表现为大胆抛弃自身的历史，以趋就欧洲。这里边有一种直觉，这种忘记自身直觉能力的前景，是我绕有兴致所要关注的。

八月十一日

夜十一时，从柏林茨奥车站出发。火车一开动，我的车厢里突然进来一位年过五十的日本人，是个本分的绅士。

“我就这么个人，这就回日本去。车上日本人就你我两个，还请多多关照。”他说。

此人名叫大山，在以后的日子里和我同道回东京。奥运会游泳比赛离结束还有三四天时间，便嚷着要回日本去了。这么个怪人。

聊天中，得知他是绕道南美而来的贸易商，身兼工程师之职。

“报社把胶卷托付给我，让我捎到满洲里。可昨天收到《每日新闻》的信，也同样托我把胶卷捎回，还以为都是《每日新闻》在托我，今天一看，才知道是《朝日新闻》在托我，闹不清怎么回事，不过，唉，哪家都行，就捎上了。可拍了些什么好像不让人知道似的，封得严严密密的。”大山说道。

“《每日新闻》的胶卷由我捎着。”我说。

“咦，你捎着，怎么回事呵，越弄越糊涂了！调一下包如何？”

是这么个性格开朗的人。对这两家报社来说，马拉松无疑是奥运会中最重头的镜头了。事实上，我和大山必须在西伯利亚比试谁跑得快，只是乘的是同一列火车，无法比试。

八月十二日

天还没亮，有人叩我房间的门。到了法国与波兰的国境。检查官上来检查所持货币，马克一概禁止携带出境。凌晨三时光景的事，查过后我又睡去。

醒来，眺望窗外的景色，已是上午九时。不知不觉地看着列车驰进波兰境内纵深处，抵达雨中的华沙。不知何故，总觉得华沙像是日本浓尾平原k的一个城市似的。满是铁锈的钢轨间，野草生长着。

牧场绵延不绝。这里的牧场，据说草格外柔嫩。鹤不时降落在草地上。森林和树木远离人烟，遭人遗弃的草原，凌乱、潮湿，不见一点起伏。少女站起身子，看着停在草原上的火车，眼睛里渐渐放出蓝色的光芒。在阴沉的天空下，四处绵延开去的草原，拥着洼地，显得十分阴郁。一柱电线杆子遗世独立在原野上，望着这寂寞的风景，我想起了出生于此的肖邦。这个国家，有着某种孕育天才的怠惰气质。“文化竟然落后得如此可怜。”大山对我说。

曾在波兰居住过多年的人告诉我，在波兰，一旦姑娘和男子合盖过一条被子，那么按照宗教上的铁的法则，无论发生什么事，她也必须与他结为夫妻。然而，结了婚的人妻，放荡不守操节，却又比比皆是。也有人告诉我，波兰美人多得别国无法比。

我在巴黎，曾与一位长得年轻貌美的波兰女性说过不少话。我对她说，听说你们国家数学天才特别多，我记得她回答我说，“可除了这个，就什么也没了”。当时我想，对自己祖国，即使再谦虚，也不能贬损呵。之后，这位波兰女性在我眼里就再也看不出她有什么美的了。

一个伟大的人却不爱自己祖国的优长，在我是无法想象的。我在巴黎结识过一位在柏林遭追捕后逃亡出来的女共产党人，我问她最喜欢什么地方，她的回答是，“还是柏林。”

日本最明显的非文化倾向，便是知识阶级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嫌弃自己的祖国。对日本说来，我以为建立民族自信要比什么都来得要紧。

从早上醒来到下午四时光景，窗外看到的风景，净是湿气缭绕的草原。整个波兰境内恐怕都是如此吧。如果思索一下一生生活在这个国家里的人的心态，我觉得女性贞操观念的丧失最值得关注，这要比“除数学之外什么也没有”的说法更难让人理解。单调，并且是令人恐惧的虚无的单调，在这块整个儿铺满了单调的大地上，人们除了和本身就是虚无的数学格斗之外，便再也找不到需要动用心灵的事了。是数学？还是无意义的音乐？人们无论偏于何者，都无法过上使心灵获得支撑的日子。

落叶松渐渐多了起来。下午五时半，进入俄罗斯境内。我身旁的两位德国外交官，用忐忑不安的眼神眺望着国境。从国境上的车站起始，镰刀和锤子交叉着的标志便鲜明地浮现在眼前。

这就是苏联？我思忖道。白桦树越来越多，原始的田野上绿色渐渐加浓，沿途，人们的脸上表露出自信和有思想的神情，淡漠地打量着我们这辆来自欧洲的显得老迈的国际列车。列车这种现代科技突然闯入古老的森林地带，与周围的风景显得很不协调。沉静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副郊游后归来的悠然自得神情，在圆木搭建而成的积木般的木屋里，沉浸于简朴的满足之中，宁静、通达，脸上不见笑容，一股清新的忧郁漂浮在空气之中。

下午六时，车抵尼古列。我们在这里换车，护照也在这儿被收了去。行李检查很严格。一美元换十个卢布。货币兑换率，不好对付的世界和平的扰乱者。要是这汇率不改变，世界怎么可能幸福？世界各民族所有的心理都被包含在这里边了。数学应用于天文学和应用于货币汇率，之间的差别有天渊之遥，就像地狱和天堂一样。世上所有的理性都在致力于消除兑换率，人类理性何以要花费在这种徒劳的努力上呢？眺望着俄罗斯茫茫平原上的天和地，此际我在心中想象着货币兑换率的不可思议。世界的全部历史，这种发生在大地上的人类互相残杀，互相信任，又互相憎恨的历史，便都只是在这种换算率中兜圈子，从未跨出过这个怪圈一步。所有思想也同样因此而丧失了发言的权利。

惟有我是日本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惟有这个对我说来才是唯一真实的，这简直难以置信。所以换算的不可思议性也是很难意识得到的。我真想在这里将祖国这个词，说给从未见识过自己国家边境的日本人听听。四面环海的日本人的一个缺陷，便是压根儿不懂得祖国这个词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令人战栗的意义。

换了列车。深绿色的车厢，看上去就像颇具古风的高筒礼帽的内里，由它送我去日本，开起来想必会眼眶乱响吧。我突然想起留在国内的朋友，这些可亲的、得以与他们为友在我觉得无上光荣的贤明之士，他们却无法见识一下我所感受的东西。世上竟有这样残酷的事，我该对他们讲述些什么呢？朋友们大概会把我想象成一个只图自己方便的自私自利的家伙吧。

现在，我以一种麻木不仁的心情眺望着苏联的平原。要说为什么，那是因为这里不是日本。对我说来，俄罗斯平原之美，仅仅是美而已。共产主义对此时的我说来，什么都算不上，除了挚爱日本，现在我什么都视而不见。

爱是令人喜悦的，唯有爱的生活才是生活。一想到日本，我就心跳得厉害。不能从肉体上感受到祖国这个词的人，想必会骂我是法西斯吧？但这种攻击肯定没道理。我身上并没有招人愤恨的多愁善感，可我却受到了攻击。我学会了不管什么样的子弹射穿我的胸膛，都能将它取出来的本事。

晚上九时，在餐车遇见安德烈·纪德。

八月十三日

晴。餐车又见纪德。

俄罗斯到处是平原。连绵的平原有几十个日本那么大。长满了草，草荒凉得让人惊奇。我担虑自己，别把人像草那样给小瞧了。无论怎样高度的文化，都不足以与草匹敌。自然只有在俄罗斯才真正看得到，这里不存在任何人工修饰的东西。不事修饰的自然的平原，在日本人的头脑中是难以想象得出来的。我就像个傻瓜，嗒然若失地面对这平原。

庞大的俄罗斯文学，像是在和俄罗斯草原较劲似的。这儿，除了庞大还能有什么呢？伫立在大地上，一目了然的视野为六哩方圆。而这包含森林草原的六哩方圆的空间，平坦得任人驰骋。

上午十一时，抵莫斯科。

莫斯科城以河为中心，高低起伏。在大草原深处修建起一座城市的人们，当初，想必是受到了这土地的起伏和河水的诱惑吧。一种微微的起伏，给这块平原上的人们，提供了一份极富人情味的、唯一能使人感到心灵愉悦的变化。

白浊的河水对面，飞扬着尘土的淡褐色山丘之上，望得见涂成金色的克里姆林宫圆顶。这儿的市民似乎不喜欢树木，瘦削的街树只是徒有其名。对在原野上拥有大片森林的居民说来，将精力用在街树的繁茂上，也许是愚不可及之举。的确，在所有四周环有森林的城市中，至少，莫斯科是最不想植树的。难怪，俄罗斯美丽大自然中，最脏的地方也莫过于莫斯科了，这与日本的东京如同一辙。

城里土木工事之多，也足以与东京相匹敌。这是目前最热衷于造新房子的国家。妨碍工事进行者，一边削去。

传统上缺乏理性思维，这一点莫斯科又与东京相似。而只要传统上逻辑思维匮乏，不管你意欲从什么地方去吸收什么，都将难遂其功。意欲本国文化与欧洲具有平等的地位，或对这种平等要求持警惕态度，也都将难遂其功。看来，不突破这一层，便谈不上什么新兴的主义。

克里姆林宫的建筑看上去就像一幅暗红色刺绣，给人以奇异之感。外围的红场则是美国式建筑。上莫斯科的繁华市区，便会意识到这里是无产者的国家。走了不少国家，无形中把一个个国家的制度给淡忘了。用不带一点成见的眼光四处观察，并将由此获得的感觉本真地写下来，这是可望不可及的事，就如同莫斯科闹市里找不到咖啡馆一样。咖啡馆在这儿是多余的。众多行走在大街上的人并不悠闲。所谓大街，仅是人来人往而已。不妨将这看做是雄壮快活的表现，但如果将之看做游手好闲，那么，人类欲望何以如此强盛，人类何以不会灭亡，于我便不难理解了。

在这里，我得以初次见识了没有商店的街市。比起把商店当做街市最主要的装饰的欧洲街市来，莫斯科的单纯朴素，也无需现在才开始对之感到惊异。要见识这儿人们欢快的一面，就该去郊外的森林。

列宁墓前，伫立着枪刺高挑的卫兵。方形的陵墓，由拭磨过似的光洁红色大理石筑成。今天不开放，不让进。上苏联自称世界第一的那家宾馆，尚未完全竣工，看上去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像是市政厅。

在巴黎看过不少介绍苏联的照片，好像都只是在宣传这个国家的军备如何如何充实。由于军备上竞争不过这个国家，以致各国间不可思议地掀起了一股军备热浪，这实在是出乎人们意想之外的事。要是这种现实上的混乱也在这里出现的话，那么，思想自然也会被弄成一团糟。

把希望寄托于对理性精神的维系，这种脆弱的信念，实际上是行不通的。这一无从实行的高贵信念，目前正在转变为一种不将某物恶骂一番就决不甘休的轻薄态度，并且，这种轻薄之见的持有者，在考虑事物时，又比谁都更倾心于这样一种看法：人们想清醒地生存在这个世界上，那早已不可能了。

少男少女间的交游，在俄罗斯管束得很严。男女七岁不同席的习俗，至今仍在俄罗斯被循守着。

走在莫斯科街头，生出的第一个感觉便是，人们的脸色何以会如此忧郁？我想，这不仅仅是种族传统使然，而很可能来自巨大无边的草原。在契河夫的《樱桃园》中，樱桃树被伐时的那种悲伤，与在日本伐倒同样一棵树时产生的悲伤，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俄罗斯民族在这片草原上一直忍耐到了今天，这使我感叹和佩服。日本除了拥有山川、河谷和原野等众多地貌，那四季鲜花盛开、人们得以沉浸于风月之优雅的日本庭院，更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所无从想象的。我最想让日本年青人看到的东西，便是巴黎的文化和俄罗斯的草原。一见到俄罗斯的草原，我反而异常强烈地感觉到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感觉到了那片苍茫辽阔的精神原野。

在日本人看来，喜欢日本总不会错，只要喜欢便能得救，这种庆幸和感恩，在日本真是触目皆是。

也许人们会说，你不懂工人农民的苦处，但这换了别的国家也一样。这是另一个问题。

下午三时，离开莫斯科。抵达的车站虽不同，但车却是同一列。列车奔走在草原上，森林又连续不断地出现在眼前，地貌却一点变化都没有。

八月十四日

草原、森林、白桦，络绎不绝。树木到处都是条杆笔直。

我的包厢是个铺两席榻榻米大小的正方形车厢，下铺让大山占了，我睡他斜对面的上铺。老担心会掉下去，故尔没睡着过。餐厅的食物倒还不坏。再朝前便可看到西伯利亚了，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

风景和前一天比没什么变化，尽是白桦和落叶松。大片大片的白桦，接连不断地出现，看上去不像是树木，倒像温柔优雅的生物一般美丽。

树木竟然都能如此强韧、笔直地挺立着。真想看一次树弯曲的身形。这里若有弯曲着的树，那便是倒下的。正这么想着，注意力让车站上兜售烤鸡那格外生动的情景给吸引去了。

乌拉尔山脉出现了。说是山脉，可跟平坦的草原没什么两样。

八月十六日

平原绵亘而来。草渐渐变短了。

“这可是阿根廷、美国都见不到的！”大山惊叹道。我则望着依傍在铁道边上的一条细长的道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条说不定陀斯妥耶夫斯基曾坐雪橇走过的路。

置身大海，为海平线所环围，此际，会觉得哪儿都是一样的地平线。一旦产生这一感觉，那么不管到了什么地方，它都会尾随而至。

在巴黎时，我曾为人类过分的有所作为而感到悲哀。但在这里，我却又为人类无所作为而感到悲哀。

“这景色怎么说呢？唉呀，说辽阔不辽阔的，都显得言不及义。”大山说。我也已是言穷词绝。即便言词再夸张，也将完全失却夸张的威力。在大地上，为这样的观感所打动，我还是第一次。

“虚无。”

我试着这样说。我意识到自己在为以往感受过的虚无而赧颜。

我的眼前出现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一个场景：拉斯科尔尼可夫与索尼亚默默伫立着，望着遥远的地平线那端依稀露出的曙色。

在日本，虚无指这样一种情况，即意识到了凭自己有限的智力去四处探索，是毫无意义的事。可在这里，触目所及，惟有虚无。

随处都是田地。像用手指挠过似的。

八月十七日

茫无边际的俄罗斯，搞起军备扩张来是可怕的。但这不可能。即便没俄罗斯这般辽阔的自然，人们也休想控制得了。人所能支配的，不过一条铁路而已。这里惟有铁路属国家。铁路这块肌肉，假如动用不随意肌的话，便会一目了然。我并无任何轻蔑之意，只是感到人强不过自然这一事实。

表准确无误地指向上午九点时，列车里的真实时间却是下午三时，又要临近黄昏时分了。这是离开莫斯科后，一直没把表拨正过来的缘故。把表上的时间校正为世界公认的时间，同时又让表出些故障，世上不会有如此要求的人。

在黑色的大地上，随处设有众多的车站，不管哪个车站，周围的居家都是些不整洁的、很难称得上是村子的村落。而未婚男女间授受不亲的情形，却随处都能感觉得到。我们的列车一到，马上就有手持鸡蛋和牛奶的老太太、吉尔吉斯姑娘从村子里奔过来，其中也有倒提烧鸡腿的。

月台上好多工人挤成一团，一动不动蹲在地上，望着列车。我挨近其中的一位老人，递上一根还是在德国买的好烟，老人既不伸手接烟，也不露笑脸，无奈，只得将烟送到他手指边，老人这才用手指夹住了那根烟。思想对头脑的渗透竟达到了如此程度？这便是成为迷途的孩子的光荣？

隔四天才过一列国际列车，所以村子里的人倾村而出，都聚集到车站上来了。所有的月台都热热闹闹的，流露着将欣喜藏掖在内心的自豪表情。从车上下来的欧洲人穿行在人群中。文化上的优越感和边远地区人内心的自矜，在这里微妙地交换着视线，珍惜着这短暂的节日，这小小的、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平坦大地上的节日。思想、金钱和爱情，都在这里中止了，唯有理性在祈愿着。其他的事我已不清楚，只知道挖开面前的雪，五千年前的猛犸象，携着餐刀所能切开的肉仍在翻掘着。

一对美国新婚夫妻，每到一站，都要摄影留念。别国的旅客是不允许的，唯有这对夫妻被默许。带着外交公文由柏林赴日本的两名法国外交官，上餐车也总是把带子捆着的大皮包一同带上，从不撂在一边。

“什么东西？’大山问道。

“对日本说来可是顶顶重要的东西哟！”两人笑着回答。

一列开往巴黎的国际列车停在距我们约三尺处，出乎意外的热闹。一日本人杂在里边，凑近来点头致礼：“听说了你们在那边的详情，辛苦辛苦，我是外务省的，正前往华沙。”打招呼的这位也是两人同行，带着外交公文，另一位守着公文脱不开身，留在了车厢里。大山把这事跟德国外交官一说，大家都大笑了起来。

炫耀自己的外交公文是最要紧之物，恰恰这个最没人要偷。

我和大山在包厢里聊天时，我们的侍者也站在门外听着。入夜后，什么都看不见。两天后就到满洲里了。

这里到底是哪个国家？提出这样的反问并不觉得有什么唐突。因为世界在无穷无尽扩展着。对天空的广袤，我已感觉不到有什么好惊奇的了。内心已变得干净利索，无滞无碍。

八月十八日

贝加尔湖出现在眼前。山渐渐多了起来。离开柏林后，这一路上还是头一次见到了看上去像山的景物，不过，这还很难称得上是山。但若是连这样的山都没有，就更麻烦了，寒风会从这儿毫无遮拦地刮向俄罗斯。

从外国回来，人就变傻了，这是日本人中间很流行的说法。确实，也只好变傻。

真正独自一人游历世界的，古往今来还不曾有过。由全世界汇聚而来的智力，便是使我们不断获得认知的逻辑，那么，被这人人信赖的逻辑所遗漏掉的东西究竟又有多少呢？不，毋宁说，被这种逻辑所遗漏掉的，恐怕要比它让我们认知到的还多。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人便会变傻。这傻如同怀疑主义，并非语言心理学上的那种知性上的迟钝和呆头呆脑。

存在着一种各国通用的逻辑，这逻辑同样源于人类的不完备，仿佛电流一般，它那永无休止的变化，表明了它有不懂得理性限度之虞。压根儿一无所知的可靠和保险——从这一头脑中，产生出了被称作辩证法的智力。我对这种人的头脑深表怀疑：当他游历过欧洲后，相信自己变高明了。

八月十九日

马上就到满洲里了。从贝加尔到这一带，是诞生过成吉思汗的民族，舒缓起伏的绿色大地，委实有一种使人心旷神。冶之美。平缓的坡沟里见不到一户人家，惟有白云般移动着的羊群。蒙古人一脸天塌下来也安之若素的和霭神情，伫立在原野上，眺望着我们的列车。地貌折皱的阴影清晰地投影在坡沟里，那种十分现代派的美是无法形诸笔墨的。

夜十二时左右，终于来到国境。俄罗斯方面要在这里检查行李，护照开始回到自己手中。一名德国外交官随身携带的一百圆日币，在波兰尼古列进入苏联国境时忘了在护照上记上一笔，遂被没收。

“请还给我，这钱我在日本还要派用场，我少不了它！”

德国人恳求了好几遍，可年青的国境检查官毫不理会。德国与俄国政治关系的险恶，于此可见一斑。

“你在日本呆多久？”

“两周。”

“要是那样，回来时再还你。”

德国人咬牙切齿，攥紧拳头，转身折回，猛地一拳砸在桌子上，怒目而视道，“那么好吧！”然后气呼呼地走开去。

八月二十日

离满洲里只有三小时的路程。钻进被窝，却难以成眠。心里期待着的，是日本看上去将是个什么样子。

清早三时，车抵满洲里。天色很暗，莫辨东西。我就这么果坐在火车里，不想起来走动。寻思道：日本的影响之波已延展到此地了吧？不过，比起势力范围一直要从波兰延展到此地的俄罗斯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谁都能在这里意识到这一点，在我看来，对之唯有保持沉默才显得得当。——我是现在才从一种思想的忧虑中感觉到了人类的命运。并且，这儿是无人之境。对主张应该由人来替换羊群，从而使这片土地变富裕的看法，有着各种反对意见，我附和这些反对意见，我打心眼里想在这片国境上，对日本的知识人谈谈这些神秘的想法。

在满洲里，前来领取我捎回的马拉松胶卷的男子抢先跑到我身边。

“有叫横光利一的吗？”叫唤着走进列车过道。

“我就是，”我说。

“您就是？马拉松胶卷在吗？”

“在。”

“那，就交给我吧。”他对拉在后头的其他人说。这个连句“您受累了”的话都不说，就想这么打发过去的男子，便是我此次归来第一个遇见的日本人吗？

“胶卷就带在身边，不过因为是受人之托的要紧之物，故而让我看看你们的名片。”我回答说。

于是，这一回，一位显得彬彬有礼的年青人递给我一枚《大每》报记者的名片。

“我是记者。十分感谢，一路辛苦了。我们刚从海拉尔坐飞机来，一路上一直下着大雨，今夜恐怕是赶不回去了，《朝日》那边也要麻烦了。”他说。

接下来，是我在国境上看到的奥运赛事。

“毫无疑问，日本是这个！”我想。欧洲的报纸连号外也没出。接着，身穿中国服装的特高课刑警跑来。

“我的情况你已知道，行李就这么放着好了，马上就要天亮了，没关系。这里绝对碰不到小偷，因为没处可逃。要是住处还没定下来，我带你去找。虽说没多少时间好休息的，可还是稍稍睡一觉的好，离发车还有八个小时，还有时间。”

对我说来，特高课不特高课的无所谓，只要是日本人，就比什么都让我放心。刑警领我出了车站。这刑警十分亲切温和。我不想揣度他的内在心思，是个很好奇的厚道人吧，不然，没什么特别原因，按理不会跑到远离故乡的满洲里来。

离开车站，朝阳朦朦胧胧照了过来。与大山一起前往住宿的地方。

“这儿有不少日本军人，可不是军人的普通日本人里边自杀的挺多，也不知怎么回事。”刑警觉得不可思议似地说道。

我头一次把国境上美丽得梦境似的大片起伏的野草看了个够。确实如此，这片给自杀者带来最后的幸福</a>的土地，我想再也没有比它更美的地方了。没有一棵树木，能见到的，都是遮蔽在枯黄野草中的柔缓、低矮的重重山峦。明亮的光线。飞云流走。目不转睛凝视着山峦，会觉得天空和大地，在这无人之境，彼此押呢、悠闲地嬉戏着。不知何故，总觉得大地正流露出一抹处女羞涩般的表情。

朝阳渐渐升起来，原野越发显得美丽。不过，由于这块美丽的土地是国境，人在这里被剥夺了自由。这边的人不得观赏那边的美景，那边的人不得观赏这边的美，在此与彼之间，谁都不曾观赏过的美丽国境，则独自不断地延伸着。

“这是国境？”

“是的，呵，只好这么说。其实国境到底指哪一段并不清楚。”特高课的那位说道。对他，除了认定他职业上的忠实，便再也无可挑剔了，没有比他更出色的职业了。共勉吧，我觉得自己让他束缚住了，没了词语，我也像苏格拉底似的，敬重起国家法律来。

上午十时，前往哈尔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