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杵骑士》[1]

在我喜爱的古人的剧作之中，《烈杵骑士》(The Knight of Burn-ing Pestle)，有一种古怪的现代味道给我这个活人。假如不是收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戏剧专集，和莎士比亚同时，我真有些疑惑这是什么促狭鬼如皮蓝代娄外加肖伯纳搞出来的花样。这出喜剧由两位有名的剧作家用八天合写成功，一位是了不起早熟却也早死的保芒 (Beaumont)，一位是晚年比莎翁还红的福莱切耳 (Fletcher)。第一次演出完全失败了，那是在一六一〇年前后，两年之后成书，序文特别提起剧作者的不快之感，但是等到二十五年之后重演的时候，分外成功，一连出了两版。剧作者另外提出一个抗议，就是有人说他们赶到塞耳万提司后头，抄袭小说《吉诃德先生》的手法:

或许有人以为它是吉诃德先生的后裔; 我们两个人可以对天赌咒，它早出世一年。

早也罢，晚也罢，反正到了十七世纪初叶，骑士已经过时，水土不服，没有生命力延续下去，仅仅变成凡夫俗子对于理想的一种憧憬。

我们的社会已经没有这种侠义精神的骑士，然而这并不就说，我们的人性同样没有。塞耳万提司明白这个道理，同时明白艺术的道理，从来不在字里行间表白他的优越之感，尊重一切，不加褒贬。故事的进行正有大自然的自然。小孩子可以当作寓言看，大人可以当作小说看，人生的意义无往而不相宜。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剧作者因为太显得卖弄聪明，因为太想到这是戏，对于艺术多了一份过度的明显的自觉，虽说在创作年月上不肯认输，在价格的高低上却有了错落。看完戏，我们觉得剧作者有意在嘲弄，把杂货店的标记变成一位骑士的名号，把杂货店的伙计扮做一位骑士，捉弄的意思多了，也就不像小说作者所要传达的那样深厚了。我没有意思褒贬欧美的现代文学，但是“现代”到了今日，聪明远过于一般的人生本质，却也确是事实。这或许正是妨害现代文学之伟大的病因: 自觉的优越之感。

我把话扯远了，我是说，把《烈杵骑士》放在现代戏剧之林，所有聪明的舞台手法可能为之失色。你们想要观众和演出打成一片吗?你们想要演员从观众里面走上戏台吗?你们想要观众坐在台口不时发表宏论吗?你们想要“正在想”的表演完全而且谐和地胡闹下去吗? 不足为奇，《烈杵骑士》用得比谁都道地，道地，因为一方面来自当时演出的环境，一方面来自人物的性格，二者相合，妙文自得。

幕开了，十六十七世纪的戏台出现了，那就是说，花得起大钱的先生们坐在戏台上面，出得起小钱的看客站在戏台底下。莫里哀在他的《不识相的人们》(Les Facheux)[2]里面痛骂那些坐台口的自命不凡的贵宾。但是他没有力量轰他们下台。他们出得起大钱。戏班子靠他们养活。英国也是这样子。十七世纪后半叶，查理二世一道命令才把他们撵到池座。法国一直等到十八世纪中叶，大文豪伏尔泰 (Voltare) 说服一位贵人拿出一万二千佛郎津贴后台，才算出了莫里哀那口恶气，打扫净了戏台。——幕开了，念引子的演员才念了三句，一位“市民”跳上戏台。

市民: 好孩子，停停!

演员: 先生，你干什么?

市民: 我嫌你们贫气: 这园子搞了七年戏，我看得出，你们总拿市民开玩笑; 现在你又把你的戏叫做《伦敦商人》。取消这个名字，孩子! 取消这个名字!

演员: 你是这城的人吗?

市民: 我是。

演员: 有职业的自由人?

市民: 对啦，卖杂货的。

他要他们演他喜欢的东西，恭维新兴阶层的大戏，特别是“我这一行的”。说着说着太太也爬上了戏台。

演员: 你应该一个月以前就对我们讲; 现在我们的戏已经要开演了。

市民: 我不管; 我要一个卖杂货的在戏里头，干些了不起的事。

演员: 什么了不起的事?

市民: 家伙，我要他——

太太: (在底下) 男人，男人!

伙计: (在底下) 老板娘，别吵。

太太: (在底下) 你别吵，辣耳夫; 你放心，我知道我说什么。——男人，男人!

市民: 太太，你说什么?

太太: (在底下) 男人，叫他拿一个杵杀一个狮子! 拿一个杵杀一个狮子!

市民: 就那么办。——我要他拿一个杵杀一个狮子。

太太: (在底下) 男人! 我上来好吗，男人?

市民: 上来，心肝儿。——辣耳夫，帮你太太打这边儿上。——对不住，先生们，给她腾出一条道儿。——劳你驾，先生，拿手揪我女人上来，谢谢你啦，先生。好啦。

她上来了; 但是戏班子分不出一个孩子演他们夫妇要看的那个人物，于是她推荐他们的伙计辣耳夫来试试看。辣耳夫跳上戏台，朗诵了一段莎士比亚，够格儿了。于是“引子”的幕闭了，我们看到正文。

故事还是他们的阶层的，仅仅不是开杂货店的罢了。伙计和老板的小姐相爱，老板辞掉伙计，要把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丑小子。她要丑小子陪她到树林里去玩，她和她的穷光蛋情人约好相会的地方。穷光蛋揍了阔小子一顿。阔小子逃回去纠合老丈人和打手把她夺走，关在绣房。穷光蛋装死，躺在棺材里面，老板行好收下了。棺材出去的时候，里面换成小姐，一直抬到穷小子的酒鬼爸爸家里。穷光蛋装做冤鬼，支使老板撵走阔小子，先后赶到酒鬼家里闲叙去了。

但是我们那对夫妇要看的骑士，带着两个跟班，全是杂货店调来的，以武侠的身份，模仿流行的小说的称谓，杀到树林，捱了穷小子一顿打，从此就和正戏的故事连不上气了。他带着“落难的小姐”(其实是酒鬼的逃妇) 和她的小儿子住店，自以为借宿一家宫堡，不付店钱。“落难的小姐”看看形势不妙，溜了。他带着跟班去打妖怪，那个逞雄的剃头匠，救出许多剃头刮胡子修发的男女，然后，真正了不起，寻事寻到猫达维亚，拒绝公主的求婚，回到伦敦过五月节。和正戏毫不相干，只因为开杂货店的老板和老板娘要看，而且不见出场，宁可停住正戏，也要我们的骑士多露几面。

太太: 看呀，乔治，酒鬼太太又来了! 我要辣耳夫出来和妖怪打仗; 我告诉你真话，我急着要看。

市民: 好酒鬼太太，后台去罢，我求你啦，为我的缘故;我求你啦，多等一会儿; 你马上就好再来的; 我有点儿小事。

太太: 酒鬼太太，假如你肯敛敛你的热情等辣耳夫把妖怪收服了再出来，我们是非常感激你的。(酒鬼太太下场) 谢谢你啦，好酒鬼太太。

市民: 管事，到这儿来。(管事上场) 打发辣耳夫和那个混账妖精快点儿出来。

管事: 先生，说实话，那不成; 你这样一来，我们的戏毁了，要挨骂的; 也太费钱; 我们的情节也要断气了。——我求你们了，众位先生，别让他乱搞。

当然还是乱搞下去。

但是使我们感到兴趣的，不是他们夫妇的无理吵闹，因为往仔细看，我们便明白，他们的吵闹全有根据，全有道理。这出喜剧最成功的性格，假如有的话，正是他们一对夫妇。他们属于新兴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市民，他们的小财小富使他们骄傲，使他们敢于挑选他们的作品，自作聪明，无所顾忌。他们不懂艺术，他们是什么也不懂，尤其是那位太太，糊涂得好笑，永远把正戏的人物解释了一个莫知所云: 他们的根据是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小我的宇宙的陶醉，坦白、真挚、浅薄、愚昧，然而可爱。说实话，他们是一对儿童。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那可笑的一面，那就是说，中产阶级的弱点: 虚荣和野心。

这正是剧作者和小说作者的不同所在: 吉诃德先生的生存是一致的，谐和的，而我们这里的烈杵骑士是造作的，有破绽的，因为他不是从一个更深的内在提出，而是小商人的虚荣和习染为自身编制的一个向往的虚景。这个为无数儿童和儿童心灵所欣赏的虚景，落在正戏以外，已然形成一种讽刺，进而落在要求者的生活和阶级以外，讽刺当然格外强烈。这出喜剧最初公演失败，自在情理之中，奇特和情调的尖酸自然不会招致中产阶级的热爱。

小商人不守分安己，偏要妄想那空洞破灭的骑士生涯 (因为看惯了那种老戏)，理想与现实脱节，这种题材不也正被剧作家写了两三世纪?但是《烈杵骑士》的手法最现代，虽说最早使用。

三月二十九日

(载1947年4月1日《文汇报·笔会》第2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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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署名“刘西渭”。——编者

[2] 在《莫里哀喜剧全集》第1卷 (1982年4月) 中，此剧译名改为《讨厌鬼》。——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