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徐光燊

燊先生:

你给我的荣誉太大了，一个人的寿命是有限的，然而分出那许多宝贵的时间，糟蹋在我的无聊的东西上面，我还有不感谢的!有许多话，你都过于客气，领教的是我，那不是你。

你指出我那些戏的过失，使我清醒了不少。将来再写作，我希望你的教诲能够帮我走些正路。

喜剧，特别是高的喜剧，例如《恨世者》(Misanthrope)，往往是和悲剧为邻; 它让人在笑后感到悲哀，不由不坠入思维，这种笑，才有韵味，这种戏，不仅仅一笑了之，往往倒是真正的悲剧。人世或者由于制度的缺陷，或者由于性格的缺陷，往往形成一种错误，悲剧家把它们看成悲剧，喜剧家把它们看成喜剧。莫里哀伟大的地方就在这些特殊的造诣。

《青春》不敢妄和这些大道理攀附。我起初想在第四幕，把它的故事转往悲剧，后来我放弃了，经过三天考虑之后，我采取了现在的形式。我觉得它需要谐和，喜剧是它的表现，艺术必须在协调之中进行。把笑给大家，但是眼泪最好倒流。你不期望团圆，那是对的。人生有的是不团圆; 不过，这是戏，这是喜剧，就如任何喜剧，它的团圆仅仅 (或者往往) 是一种止痛剂，收剧场内一时之效，回头等你笑过了，满足了，你一回想，一回味，于是感到它的虚伪，于是艺术的目的就达到了若干: 幻觉和现实有一种微妙的关联。

我不为《青春》辩护，它只是一出平常的喜剧而已。至于其他三出戏，全有所本，它们的结尾我不好一个人担当。但是，有一点隐衷，剧作家往往不得不讨好观众: 杀死王士琦，他们称心，这是一种效果。《花信风》的重圆也是这种讨好观众的心理在作祟。你站高了一级，自然就要看破它们的纰缪了。这三出戏全是舞台剧，所谓well-made plays者是，在法国文学的地位并不高。《金小玉》比较干净，那是因为我删削了不少，当然也添加了不少。

我很渺小，我经不起你的分析，但是，我愿意努力，不太辜负你的期许。

健吾

十月三十日

(载1944年11月《万象》4年5期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