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与剧本——关于《家》

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学著作新陈代起，然而始终拥有最多的读者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是巴金先生和他的《家》。不分男女，几乎每个青年知识分子曾经生活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这位当着人面缄默的作者，夜阑人静，把百千万言从笔端倾泄出来。他的热情吸住了每一个青年的热情; 他的力量成为每一个青年的力量; 他的指示得到每一个青年的拥戴。

因为，不谈他的其他作品，在《家》里面，他牢牢抓住了我们一个共鸣所在。巴尔扎克在《人曲》的前言里面，把他的全部社会机构建筑在两个东西上面: 一个是金钱，一个是家庭。一对夫妻便是一个家庭单位，而子女便是这最小的组合之中的必然的附加分子。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的结合是自然的，虽说在我们这人为的社会里面，往往倒是违心多于顺心，但是，他或她没有过分的理由怨骂别人，因为他或她没有拿生命去争取自己的适合的组合。假如我们把这算做命，还有比这更酷虐的命，不经任何人同意，尤其是不经当事人同意，便把儿女扔在这好坏两可的家庭当中? 巴尔扎克看到这不可逃避的命。我们人人在家庭里面长成，大了还脱不掉它的干系，直到死亡我们仍然回到这座牢狱。欧西虽说缺乏大家庭的组织，虽说一个人具有更多的自由的可能，然而从父母的家庭出来，走进自己的家庭，依然逃不出这循环的连锁。

我们不讨论家庭所给我们的保障和伤害。我们这里仅仅指出巴金先生明白他的重要，把若干年的心力呕在这每个中国人无从闪避的铁一样的事实上。假如巴尔扎克看出欧西的社会和家庭不可分离，我们中国人更晓得家庭是怎样一个可爱而又可畏的存在。

但是，大家庭——一种中国特有的根深蒂固的组合——并不可爱。在事实上，我们不能勉强新与旧、老与少、过去与现时、向上与垂朽、利与害，这些相互矛盾的成分凝在一点之上生存。假如它们能够聚在一起，为中国所谓五代同堂，一定凭藉着一种虚伪的制度。生命在这里不得发扬，真理在这里沉沦，我们得到的仅仅是妥协、忍耐、撒谎与痛苦。家庭原是一种保障，然而畸形发展的结果，反而成为损害人性的最大的障力。

中国人特别感到，而醒悟的青年尤其感到。这和中国民族一样老大，几乎和每个人同样寿考。过去的文学制作，慑于大家庭背后的伦理制度，默尔而息。我们最大的作品如《红楼梦》者，只是消极地描画它的崩溃。“五四”运动赠给每个青年一种检讨的方案。

于是，隔了若干年之后，隔了无数蓬勃的浪花一样的制作之后，巴金先生从底揭出这块隐病。每个青年知识分子感谢而又欢悦，立即倒入《家》的怀抱。

这样一部著作，如今吴天先生改编成了剧本，我们实在不敢贸然送他一句人情，说它一声成功。剧本和小说是两回事，工具不同，表现方式不同，因而我们必然明白吴天先生所受的限制。然而，一位艺术家的苦心孤诣正在接受限制而又要打开限制，同样把最高的效果或者目的传达出来。他的限制即是他的自由。他不必完全苟同于小说，然而他必须根据一种舞台之上的健全的人生教训。吴天先生做到了多少，或者没有做到多少，我们应当拿他的制作为准，因为属于两种工具，自然形成两种世界。正如批评巴金先生的小说，我们根本不拿剧本做准。精神相同，甚至于主要人物相同，故事相同，甚至于无往而不同，我们却不便就说两者是一个东西。

假如吴天先生剧本成功，或者在若干点上成功，我们的立论根据仍是他的剧本。假如这里是失败，我们依然要从剧本本身去寻找。让贤明的观众亲自来加以裁判。同时，上海剧艺社的演出为作者与改编者分了多少忧，尽了多少力，又为观众效了多少劳，同样必须从工作的本身去体会。此外一切是噱头，是多余，不和戏剧事业相涉，因而也就和人生无缘。

假如巴金先生今日犹在上海，我相信，他会同样和观众杂在一起来看戏。当着工具不同的另一制作，巴金先生同样在欣赏、思维、指摘与颂扬。他不是一个更高的权威，他将是一个谦逊的先驱者。

愿每个观众接受巴金先生这种可能的态度: 一种真正的公平的鉴赏心情。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三日

(载1940年1月23日《正言报·草原》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