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

——《中国当代才子书·汪曾祺卷》自序

我本来不赞成用“当代才子书”作为这一套书的总名，觉得这有点大言不惭、自我吹嘘的味道。野莽的主意已定，不想更改，只好由他摆布，即便引起某些人的侧目，也只好不说什么。

“才子”之名甚古，《左传·文公十八年》云“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这里的“才子”指德才兼备之士。称有才的文士为“才子”盖始于唐朝。《新唐书·元稹传》：“稹尤长于诗，与白居易名相埒……宫中呼为‘元才子’。”宋人称为“才子”者不多。元、明始盛行。最有代表性的是唐伯虎。“才子”往往与“风流”相连，多放浪形骸，不拘礼法，喜欢女人，亦为女人所喜欢，“才子”与“佳人”是“天生的好一对儿”，“才子佳人信有之”。唐伯虎可称才子魁首，他不是点过秋香么？“才子书”大概是金圣叹兴出来的。他把他评点的书称为“才子书”，从第一才子书直至第九才子书。他的选择是有具眼的。野莽编的这一套书称得起是“才子书”么？别人不知道，我是愧不敢当的。

这套书的编法有点特别，是除了文学作品外，还收入作者的字画，而作者又大都无官职。“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从这一点说，叫做“当代才子书”，亦无不可。

我的字应该说还是有点功力的。我写过裴休的《圭峰定慧禅师碑》、颜真卿的《多宝塔》，写过相当长时期《张猛龙》、褚河南的《圣教序》。后来读了一些晋唐人法帖及宋四家的影印真迹。我有一个时期爱看米芾的字，觉得他的用笔虽是“臣书刷字”，而结体善于“侵让”，欹侧取势，姿媚横生。后来发现米字不宜多看，多看则易受影响，以至不能自拔。然而没有办法。到现在我的字还有米字的霸气。我不喜欢黄山谷的字，而近年作字每多长撇大捺，近乎做作。我没有临过瘦金体，偶尔写对联，舒张处忽有瘦金书味道。一个人写过多种碑帖，下笔乃成大杂烩。中年书体较丰腴，晚年渐归枯硬，这说明我确实是老了。

我学画无师承。我父亲是画家，但因为在高邮这么个小地方，见过的名家真迹较少，仅为“一方之士”，很难说是大家。他中年以前画吴昌硕，也画过工笔菊花。他作画时我总是站在一边看，受其熏陶，略知用笔间架。小时我倒是“以画名”的，高中以后，因为数理化功课紧，除了壁报上的刊头，就很少拈画笔了。大学，和以后教中学，极少画画，因无纸笔。再以后当编辑，没有人知道我会画几笔画。当右派以后我倒在一个农业科学研究所画了两套册页，《中国马铃薯图谱》和《口蘑图谱》！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给我立了专案，让我交待和江青的关系，整天写检查，写了好些“车轱辘话”。长日无聊，我就买了一刀元书纸，作画消遣。不想被一位搞舞美的同志要去裱了，于是画名复振，一发不可收。我很同意齐白石所说：作画太似则为媚俗，不似则为欺世，因此所画花卉多半工半写。我画不了大写意，也不耐烦画工笔。我最喜欢的画家是徐青藤、陈白阳。我的画往好里说是有逸气，无常法。近年画用笔渐趋酣畅，布色时或鲜浓，说明我还没有老透，精力还饱满，是可欣喜也。我的画也正如我的小说散文一样，不今不古，不中不西。

关于我的散文、小说，已有不少人写过评论，故不及。

一九九七年三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