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虐猫》

关于《虐猫》，本来没有多少话好说。小说才那么一点儿，可以印在一张明信片上。

小说是写“文化大革命”的，是寄给“文化大革命”的一张生日卡。

这篇小说大概写于一九八六年，其时离“文化大革命”结束已经十年了。但是人们没有忘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许多事值得我们不断反思。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反思文学”。

“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损失是人的毁坏，人性的毁坏。人怎么会变得这样自私，这样怯懦，并从极端的自私、怯懦之中滋生出那么多的野蛮、邪恶和人类最坏的品德——残忍呢？为什么在我们的民族心理上会发生那样大面积的坏死？这次浩劫是民族劣根性的大暴露。整个民族都发了疯，中了邪。只有极少数人还能保存他们的良知。我们是“文化大革命”过来人，对这场浩劫的前因后果到现在还不能有深层的认识。后来者，比如现在的中学生，就更会觉得完全不可思议。

我没有正面写“文化大革命”，我只是从一个很小的侧面，并在几度折射下反映了一点浩劫小景，写“文化大革命”对孩子心灵的毒害，写他们本来是纯洁无瑕的性格怎样被扭曲，被摧毁。

孩子如此，大人可知。

几个孩子到处捉猫，把猫从六楼扔下来，是真事，就发生在我原来的宿舍楼里。我亲眼看见过他们用绳子把猫拉回来。他们用各种方法“玩”猫，有的是从别处移借来的。用乳胶把猫的爪子粘在药瓶的盖子里，这种恶作剧倒不是孩子想出来的，是一个大人，一个年轻的干部，并且我听到他的“发明”是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桀之恶，不如是其甚也。”写小说，总要有所虚构，有所集中。

他们毕竟是孩子。孩子是无辜的。责任在大人。我即使在写这些孩子的邪恶行径时，也还在字里行间写了他们一点可爱之处，一点“童趣”。

我原来的宿舍楼是有人跳过楼（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极普通的事），但不是小说中所写的李小斌的父亲。把他写成李小斌的父亲是为了刺激李小斌和这几个孩子的觉醒。

“李小斌、顾小勤、张小涌、徐小进没有把大花猫从六楼上往下扔，他们把猫放了。”他们在罪恶里陷得还不是那样深，他们的人性回归得比较早。他们是有希望的。

我们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

希望，是这篇小说的“内思想”。因此，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伤痕文学”。

这篇小说篇幅很小。要使小说写得很“小”，一是能不说的话，就不说；二是作者要控制自己的感情，在叙述语言上要尽量冷静，不要带很多感情色彩，尽量说得平平淡淡，好像作者完全无动于衷。越是好像无动于衷，才能使读者感觉出作家其实是有很深的感触的。

一九九一年十月二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