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资本主义下的中国

（旧国际共管与新国际共管）

列强共同监督中国的倾向实显于一九○一年义和团事件。外国管理中国的关税的制度，无异于监督中国重要财政的渊源。此制行之至今，犹未变易。

列强间在中国伸张势力的竞争虽然极烈，而于保持增进列强在中国的势力，则全一致。

英国、日本并战前的德、俄都曾得到可以使他们满意的庚子赔款。四国在中国都保有“势力范围”（Zones of influence），而美国则独向隅。

在本世纪初，美国既未于中国市场占有经济上的利益，所以对于是等现状不能满足，于是提出一种与“势力范围”互相抵抗的政策，曰“开放门户”（Opened door）。美国以为如欲在中国能与他国享有同等的权利与势力，非将他国的势力范围打破不可。他国的势力范围打破，美国才能从开放的门户跑进中国来。美国并未想打破列强在中国的特殊势力与权利，不过要想打破英、日、俄、德的势力范围的局面，别开一种“开放门户”的局面，使美国亦得与他们共享同等的利益。

欧战既平，德、俄无暇顾及中国，而英、日、法遂承其地位。美国认此为绝好的机会，使他们容纳他提出的开放门户的政策，建立一种列强共同对待中国的政策，这就是华盛顿会议的由来。

自然，从前已经获得的特殊权利，如英国在扬子江流域，日本在南满，美国须承认他们仍得保有之，英、日始肯与美国合作。美国外交家知道的很清楚，任各国自行在中国伸张势力，于他们是不利的。故极力主张一个列国一致的对华政策。

由华盛顿会议可以看出，美国舆论实欲把中国置于列强管理之下，而从共管铁路着手。但此议以惧引起中国排外的风潮，遂暂不提起。因为明目张胆的来管理中国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别寻一种避名取实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共管中国的关税。换句话说，就是共管中国的对外贸易与一重要部份的中国财政。那另外一个管理中国的工具，就是铁路问题。依四国的新国际共管得了解决。这新国际共管不但要管理中国的财政与铁路，并且干涉到实业的发展。这就是一个共管中国的国际的组织。

列强对于中国的共管运动可以分为两期。第一期可称为旧国际共管，第二期可称为新国际共管。旧国际共管实成立于一九○八年英、德、法的银行团，目的在此三国对于中国借款的共同动作，但没有象现在的新国际共管所有的那样显明独占的性质。美国政府和美国银行家马上晓得了，他们利用旧国际共管的用意，成立后随即加入。一九一一年的六百万镑湖广铁路借款，就是这四国银行团办理的。不多时，俄、日亦请加入，遂又变成英、德、法、美、日、俄六国的团体。这个联合直到一九一三年还没有什么变动。是年威尔逊氏当选为美国大总统，便对此团体取消极的态度，美银行团遂亦退出此组织。一九一三年的二五，○○○，○○○镑善后借款，就是那五国的银行团借与的，其中不包有美国。

大战既起，旧国际共管不能继续存在了，美国尤不愿把中国放任给任何一国或数国去压榨。所以于一九一六年美政府即与当初曾参加旧银行团的少数银行家计划，请他们组织一个国民的银行团，以为战后投资中国的准备。这是很明了的，假使有个国际的组织成立，美国一定被邀而占主要的地位。因为美国是富于资本的国，这种新国际共管的计划，实于一九一八年十月八日由美政府建议于英、法、日。我们要注意这最有关系的中国并未得与闻其事，直到二年以后，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才由美、英、法、日联名通知中国。

美政府原来提议的要点如下：

（1）四国各组织一国民的银行团，只有加入此团者得交涉借款于中国，否则无此权利；

（2）非经四国银行团的联合行动，不得承认借款于中国，或从中国承受何种让与；

（3）把所有可能的现存的权利和借款合同置于此组织管辖之下；

（4）四国银行团须注意借款于中国政府与地方行政官的用途，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担保其借款系为发达实业。

美国发出此提议后，经过多次意见的交换，英、法、日都赞成美国的提议，遂于一九一九年五月各国代表在巴黎开第一次会议，议决在各该政府批准的条件之下，他们都赞成美国的原案，在此会议里，亦没有人想到应该问一问中国的意思。中国又没有被邀入会议。

美、英、法三国政府对此批准，当然没有什么异议，只有日本政府很怕他的在满、蒙的权利因此受了拘束，遂不能不费些踌躇，经过些交涉之后，其他三国宣告这国际共管不能伸张到南满铁路，他才答应批准。

一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四国银行团代表在此合同签字以后，这新国际共管遂告成立。

我们要晓得，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政治的问题。

这是中国在列强的国际的资本主义下被压榨的情形，特把他简单的写出来要大家注意。

1922年12月1日

“晨报”副刊

署名：守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