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辞

梁启超

案：此篇系梁先生九月二十日在王先生墓前对清华研究院诸生演说辞，吴君其昌及不佞实为之笔记，今录成之。

十一月十一曰，姚名达

自杀这个事情，在道德上很是问题：依欧洲人的眼光看来，这是怯弱的行为；基督教且认做一种罪恶。在中国却不如此——除了小小的自经沟渎以外，许多伟大的人物有时以自杀表现他的勇气。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欤！”宁可不生活，不肯降辱；本可不死，只因既不能屈服社会，亦不能屈服于社会，所以终久要自杀。伯夷叔齐的志气，就是王静安先生的志气！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所以王先生的遗嘱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这样的自杀，完全代表中国学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不可以欧洲人的眼光去苛评乱解。

王先生的性格很复杂而且可以说很矛盾：他的头脑很冷静，脾气很和平，情感很浓厚，这是可从他的著述，谈话，和文学作品看出来的。只因有此三种矛盾的性格合并在一起，所以结果可以至于自杀。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之一途。我们若以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去观察，王先生的自杀是有意义的，和一般无聊的行为不同。

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为中国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实有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不过他的学问绝对不只这点。我挽他的联有“其学以通方知类为宗”一语，通方知类四字能够表现他的学问全体。他观察各方面都很周到，不以一部分名家。他了解各种学问的关系，而逐次努力做一种学问。本来，凡做学问，都应如此。不可贪多，亦不可昧全，看全部要清楚，做一部要猛勇。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功一种学风。这种学风，若再扩充下去，可以成功中国学界的重镇。他年过五十而毫不衰疲，自杀的前一天，还讨论学问，若加以十年，在学问上一定还有多量的发明和建设，尤其对于研究院不知尚有若干奇伟的造就和贡献。

最痛心的，我们第三年开学之日，我竟在王先生墓前和诸位同学谈话！这不仅我们悲苦，就是全世界的学者亦当觉得受了大损失。在院的旧同学亲受过王先生二年的教授，感化最深；新同学虽有些未见过王先生，而履故居可想见声謦欬，读遗书可领受精神：大家善用他的为学方法，分循他的为学路经，加以清晰的自觉，继续的努力，既可以自成所学，也不负他二年来的辛苦和对于我们的期望！……

（原载《国学月报》第二卷第八号，1927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