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

从东晋渡江到隋平陈，南北分裂二百七十年。政治、经济等方面南北的情况不同，发展各异，文化也各有特点。从史学的发展说，南朝与北朝相比之下，也可以看出一些不同之处。

总的讲来，经济上南方比北方发达。沈约《宋书》卷五四“史臣曰”描述五世纪前半南朝的心脏地区荆扬二州说：“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直一金，鄠杜之间（代指北方的中心地带）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北方不但没有这样肥沃富庶的关键地带，而且直到魏孝文帝太和九年（485），还要靠均田制来把农民束缚于土地上，去耕种境内荒废的土地。手工业与商业，也是北不如南。南方商税名目甚多，为北方所无，正反映其商业之发达。至于货币流通情况，北魏孝文帝以前未曾铸钱，大致是用前代货币及绢帛交易。孝文帝以后虽然铸了各种货币，还不能通行全境。而南方，据《隋书·食货志》所说：“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以谷帛交易。”虽然杂用谷帛，其通行货币的范围，在全境内的比例，似仍比北方为大，也是经济比较先进的一个标志。 【93】 南朝有“元嘉之治”和梁武帝时“四纪之内，实云殷阜”的局面（《陈书·何之元传》所收《梁典序》）。而北方自十六国以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描述。《洛阳伽蓝记》中描写的迁洛以后的洛阳，固颇为繁荣富足，恐怕也像邺城，只限于个别都会一隅之地。梁将陈庆之进入洛阳后的观感是：“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给了他深刻印象的，是北方社会的礼仪风貌，而不是经济上的繁荣富有。

北方虽然保留了汉魏社会的遗风，但经济上的落后不免导致文化上的保守。而十六国以来长期胡族的统治，也使文化的进步发展多少受到阻碍。图书是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聚书篇》中自称：“吾今年四十六岁，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隋书·经籍志》载，元帝平侯景，收文德殿及公私经籍，归于江陵，“大凡七万余卷”。江陵陷于西魏时，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资治通鉴》六五）。这大概是南朝藏书极盛时的数字。而北方则远不能相比拟。隋志说北魏“粗收经史，未能全具。孝文徙都洛邑，借书于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又说北齐也曾搜聚典籍，“迄于天统武平（565—575），校写不辍”。但颜之推就在齐亡（577）后所作《观我生赋》自注中说，“北于坟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再从文学作品看，现今存世的诗文篇数和作家人数，南朝都大大超过北朝。 【94】

关于南北学术倾向的异同，史料中有两段记载，而两处所指出的现象有相通之处，可据以推论南北史学的异同。《世说新语·文学篇二十五》载：“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刘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如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褚裒卒于永和五年（349），此故事如可信，则褚孙对话时南渡才三十几年，所谓北人南人，主要恐怕还不是指十六国的北方与东晋，而是指魏晋以来的趋势，是为时已久的区别了。到南北朝对立时，这样的区别继续存在。《隋书·儒林传序》先说“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说明十六国时期直到北魏统一北方，北方文化学术一直处于衰落状态。“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然后叙述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最后总结为：“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方深芜，穷其枝叶。”《北史·儒林传》也沿用这几句话，说明是唐人公认的结论。这样的估计，与褚孙对话所指，是一脉相通的。就是说，北方受两汉以来章句训诂之学的影响，治学偏于掌握琐细具体知识，涉及面广，所谓渊综广博，穷其枝叶。南方则在魏晋玄学和新传入的佛教思想影响之下，偏重于分析思辨，追寻所以然的道理，即所谓清通简要，得其英华。刘师培《南北经学不同论》谓：“北儒学崇实际，喜以训诂章句说经；南人学尚夸夸，喜以义理说经。”南北对于训诂义理各有偏重，刘说不误。但其解释原因，说“北方大儒抱残守缺，不尚空言，耻谈新理”，而“自永嘉构祸，古学消亡，故说经之徒喜言新理”。这里忽略了玄学与佛学对所谓新理论推动促进作用，似乎不够全面。我想，用《论语》的话来概括，就是北方偏于学而不思，南方偏于思而不学。褚孙对话与《隋书》、《北史》的议论，都有助于探求南北史学不同之处。

古人修史，基本史实的叙述大体因袭前人著作为多。如袁宏《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而所记史事与范书无大异同，说明出自同一来源，而且取舍大致相近。又如范书中《光武本纪赞》有“系隆我汉”字句，及《章帝八王传》中所谓“本书”，皆沿用《东观汉记》旧文之明显证据。甚至论赞某些词句，亦沿袭旧史，如章怀注指出范本出于华峤《后汉书》者即有多处。 【95】 沈约《宋书》亦多本于徐爰等之旧史，故百卷之巨帙一年而成书。但是，除去体制编排之外，纪传体史书仍自有最能体现作者特色的地方，就是序或论部分。《宋书·范晔传》载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自叙其平生，谈到编纂《后汉书》时，一则曰：“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再则曰：“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三则曰：“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归纳范晔的话，除文字方面的自傲之外，他的精意深旨，主要在所发议论，自以为“以正一代得失”，而贾谊的《过秦论》是他的榜样。《后汉书》的序或论，在范蔚宗的心目中，实为再三致意的全书之灵魂。

试以南朝范晔（398—445）的《后汉书》与沈约（441—513）的《宋书》和北朝魏收（506—572）的《魏书》中的序和论相比较，可以看出，范沈之书的序和论确实体现出“清通简要，得其英华”的精神。《后汉书·邓骘传》论谓汉之外戚东西京十有余族，多至颠覆，“其数有可言焉”，然后举出倾覆的四条原因，亦即外戚的四条教训。《党锢传》序不仅就后汉议论，而是从春秋以后世风的变化谈起。所据以评论的道理虽不外儒家观点，但这样处理的方式，却使人开阔了视野。《宦者传》序从先寺人之制谈起，胪陈两汉历代宦官事迹及其导致王朝覆灭的原因。传末又追究宦官之祸所从来久，非一朝一夕所致。《儒林传》序论述后汉二百年中学官设置及图书收藏的始末。《西羌传》论纵论后汉以来羌人活动，归结为“羌虽外患，实深内疾”，批评了迁徙羌人于内地的失误。

从范晔评论后汉王朝的覆亡与清流人士的关系，可见他认识到思想舆论对政治局势所起的重要作用。而这样的认识确是颇为深刻，称得起“牖中窥日”的见解。范晔这个观点多次表现在《后汉书》中。《左周黄列传》论证后汉“所以倾而未颠、决而未溃”，是由于“硕德继兴”，“宏儒远智，高心洁行”的士流在起作用。《陈寔传》论云，虽然阉竖擅恣，政治腐败，因有陈寔这样一些人“据于德故物不犯，安于仁故不离群，行成乎身，而道训天下。故凶邪不能以权夺，王公不能以贵骄。所以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乎下也”。《陈蕃传》论更是大声疾呼，说陈蕃等“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孔融传》论说孔融“高志直情，其足以动义概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把曹操生前终不敢篡夺汉家政权，归功于孔融这些人的舆论。《儒林传》论认为桓灵以来“君道秕僻，朝纲日陵”，“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总之，范晔把后汉清流士人以及以他们为代表的舆论，看成声教废于上而风俗清于下，国家乱而政权不倒的原因。这是通过思辨分析而得出的看法，是很有识见的解释。有些论断，从今天角度来看，也还是站得住的。范晔的史识，正是南方学术倾向的特征在史学方面的体现。

沈约《宋书》的序或论，不如范晔之精辟，但也时时可以看出南朝史学如牖中窥日，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武帝纪》的“史臣曰”，以简洁文字描述了汉末到刘宋间政治历史的梗概，抓住了各时期要害。说“魏武直以兵威服众，故能坐移天历。鼎运虽改，而民未忘汉”，解释了曹操何以慑于舆论，不敢及身篡夺政权。关于司马氏取代曹氏，沈约认为，“及魏室衰孤，怨非结下。晋藉宰辅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权，用基王业”。说明曹魏政权尚未到矛盾尖锐濒于崩溃局面，是司马氏巧取豪夺得了政权。关于东晋，沈约写道：“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这样的估计，要言不烦，恰中肯綮，是“王与马共天下”的确切诠解。以后叙刘裕之代晋，用“功格区宇”、“乐推所归”字样，大约是沿用刘宋史臣的套话了。《孔季恭等传》的“史臣曰”，纵论荆扬二州为南朝经济中心，能使“数郡忘饥”，“覆衣天下”。而统治者剥削无度，“田家作苦，役难利薄”，“并命比室，口减过半”，终于导致灭亡。《臧焘、徐广、傅隆传》叙述曹魏以来学术兴废及国学沿革。《谢灵运传》的“史臣曰”叙述魏晋以来诗歌流变，并表达了自己所主张的声调谐和理论。 【96】 《史通·杂说下》不赞成沈约这种作法，以为这篇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应当说，刘知几这话表示他未认识到南朝史学的特点亦即优点。沈休文这些论述，都弥补了纪传体限于体制，未能对经济、学术、文艺综观全面，追溯源流来加以叙述的不足，同时也体现了“牖中窥日”，集中探求英华的学风。

南朝除范晔、沈约两大史家的著作之外，今存尚有萧子显《南齐书》，也可以窥见南朝历史著作中议论的倾向。《南齐书·刘 传》回顾综述曹魏以来儒学情况，指出“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间业”，永明儒学一度兴盛，建武以后趋于衰歇。《幸臣传》论剖析幸臣得宠弄权原由。《文学传》论标出贵新尚变的宗旨，并以此为准绳，评论了曹魏以来作家。《魏虏传》追溯东晋以来南北关系及历次北伐成败，最后谈北魏迁洛以后之南逼，总结南方屡次失利的原因说：“岂不由将帅相临，贪功昧赏，胜败之急不相救护。号令不明，固中国（指南方）之所短也。”总而言之，从范晔、沈约、萧子显三家著作，看出南朝学风总倾向在史学上的表现，形成南朝史学不同于北朝的一大特点。

再看魏收《魏书》列传的序或论。相比之下的突出感受，是就事论事为主，拘泥于一人一事论其功过。其议论标准固是儒家伦理道德，而对拓跋氏一朝政治上兴衰得失，没有通观全局的评论，也没有指出哪些发展变化，更没有宏观地把北魏王朝与以前时代联系起来考虑观察。议论的思辨性不强，因而也不能像南朝史家某些议论之较为深入。北魏是十六国胡族争霸的统治基础上建立的政权，《魏书》论中看不到十六国与拓跋氏统治异同的比较。北魏历史亦自有其种种特征，但魏收除设立官氏、释老二志之外，不像南朝史学家那样，对于所处理时期的历史现象如党锢、恩幸、外戚等等加以剖析，总结经验教训。关于北朝经济、学术、文艺等发展的特点，由于《魏书·儒林传》已亡，今本乃后人用高氏《小史》所补，《文苑传》亦后人所补，无从与南朝史书对比。总的说来，北朝史学著作确似显处视月，广而难周。看不到敏锐深刻的高见卓识，给人以识暗之感，较之南朝史学大有逊色了。

当然，史学之外，例如经学，南北异同高下如何，有待另作探讨。《南齐书·五行志》载，建元二年庐陵石阳县山崩，水中得柱长短千余口，“头题有古文字，不可识。江淹以问王俭。俭云，江东不闲隶书，此秦汉时柱也”。说明北方还有人认识古文字，而南朝像江文通这样才学之士还是文盲。但一般而言，北人似乎对南人文化学识更多钦佩。如《梁书·王锡传》载，锡与张缵接待魏使刘善明，“善明造席遍论经史，兼以嘲谑。锡缵随方酬对，无所稽疑，未尝访彼一事。善明甚相叹挹”。此虽南朝记录，大致应得其实。

南北史学发展虽有不同，但双方并未完全隔绝，而是有所交流。据《魏书·李豹子传》载，正光三年（522）上书，为其父孝伯请求追封，称“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讪谤，百无一实。前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畅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戴。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然可见”。沈约《宋书》成于齐永明六年（488），李豹子所称“刘氏伪书”，当即休文著作。今本《宋书·张畅传》中载有张畅与李孝伯对话，所以豹子以为“有彰国美”。

不仅南方史书流传北方受重视，南朝人的诗文亦复如此。邢邵诋毁魏收不只模拟任昉，“亦大偷窃。”魏伯起则反讥邢子才“常于沈约集中作贼”。《周书·柳庆传》载，苏绰曾对他说，“近代以来文章华靡，逮于江左弥复轻薄。洛阳后进祖述不已。”这些都说明，北方文士不论地位如何，都倾倒于南朝文学。虽然也流传有南人对北人文学钦挹的故事，如刘 《隋唐嘉话》上称，“薛道衡聘陈，为人日诗，南人皆嗤之，后乃钦服”。这已是南北朝末期的事。但更为流通的传说，是南人轻视北人作品。如《朝野佥载》六载，“南人问（庾）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韩陵山一片石堪共语。薛道衡、卢思道少解把笔。自余驴鸣犬吠，聒耳而已”。《隋唐嘉话》下称，“梁常侍徐陵聘于齐，时魏收文学北朝之秀，收录其文集以遗陵，令传之江左。陵还，济江而沈之。从者以问，陵曰，吾为魏公藏拙”。这些可能是带有夸张性的故事传说，然而反映当时的倾向是可以肯定的。

南朝与北朝文人好尚不同，文风仍各有特点，也可以与史学相比较，看出某些迹象。《隋书·文学传》序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意旨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北史·文苑传》论亦沿用了这几句话，足见为唐人公认的定论。北人理胜其词，南人文过其意，这和北学渊综广博，南学清通简要的倾向，似乎也有相通之处。以佛教道教而言，北方重修行实践，南方重思索辨析，这两种不同倾向，与学术和文艺分野内的异同，似乎也并不相悖。我曾有一种想法，认为文化可分三个层次：文学、艺术、思想等属于狭义文化；这些之外再加上政治经济制度以及衣食住行、生产工具等，可算广义文化；而在一个民族的各不同文化领域内，还可能潜在一种共同的素质，贯串于各方面，名之为深义文化。 【97】 南朝和北朝各自在史学、文学以至宗教等领域内的共同相通之点，也可帮助证成我的看法吧？

1990年1月27日修订旧稿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