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有其特点。而这个时期的史学著作，总起来看，也有其值得注意的地方。本文分别谈四个问题。

“条　例”

古人所称的“条例”，实即指宗旨、标准、原则、方针等等而言。

荀悦（148—209）卒于曹魏受禅以前。但如以建安元年（196）作为三国时期的开端，则荀悦及其所著《汉纪》也可列入本文范围之内。荀悦奉汉献帝之命，重编《汉书》为编年体的《汉纪》。《高祖纪》中说，“夫立典（史书）有五志（目标）焉：一曰达道义，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于是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灿然显著，罔不备矣。”这是荀悦所立的体例，提出自己书中应当包括的内容亦即史书所应达到的目标。虽然通古今列为一条，但荀悦五志的总精神，仍是《春秋》彰善罚恶的宗旨。据《史通·书事篇》，干宝解释五志云：“体国经野则书之，征伐之权则书之，忠臣烈士孝子贞妇之节则书之，文诰专对之词则书之，才力技艺殊异则书之。”这个解释与荀悦五志的本意不全相应，但总括起来，可以说干宝的宗旨是记录政治、军事事件和表彰德行、言语、技能三方面的殊异人物。在此以前的史书，虽未明白提出目标宗旨，实际内容也不外乎荀干两家所举。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说《春秋》和《左传》曾举例发凡，定出宗旨，“自史汉以下，莫有准的。至邓粲《晋纪》，始立条例”。又说“安国（孙盛）立例，乃邓氏之规。”邓粲《晋纪》全书不可得见 【86】 ，其条例已不可知。但《史通·序例篇》却说《春秋》以后，从战国到晋代，五百多年间出现不少史家，而始终没有提出史书内容的标准。“唯令升（干宝）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以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照刘知几的说法，魏晋南北朝史书中，定出凡例宗旨者，干宝在邓粲之前，干宝的书也可算起五百年之衰了。干宝以后，宋范晔《后汉书》、北齐魏收《魏书》、隋李百药《北齐书》等皆有序例，惜都不传。《南齐书·檀超传》载有檀超与江淹修齐史时“上表立条例”。其中有仿班固立艺文志一条，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修史诸家所忽略，惜檀超修史未成就死去了。

与荀干两家正面提出的著史宗旨相对照，当时也有人从反面提出修史应当避免的毛病缺点。东晋时，曾著《后汉书》百篇（《晋书》本传）的袁山松说，“书之为难（意为诘责，引申而有缺点之意）也有五：烦而不整，一难也；俗而不典，二难也；书不实录，三难也；赏罚不中，四难也；文不胜质，五难也。”（《史通·模拟篇》）历史应当据事直书，通过它来赏善罚恶，自然是正确的。但五条之中，三条都是关于文字表达方面。据本传，袁山松博学有文章，善音乐，是一个才士。他的修史标准特别着重文字，也就可以理解。但刘知几在《史通·叙事篇》中也说，三国以后国史之文日伤烦富，“逮晋以降，流宕逾远。寻其冗句，摘其烦词，一行之间必谬增数字，尺纸之内恒虚费数行”。这当然与纸的广泛应用以后文字不再求简练以省篇幅有关，袁山松的责难也不无理由了。

总　论

中国自古以来史官的职掌，是秉笔记录当代的事件。司马迁《史记》虽始于五帝，重点仍在汉代。以后史家，也都是编写当代史事为主。《隋书·艺文志》史部著录的著作，绝大部分出于魏晋南北朝人之手。而这些著作不论属于哪一类体裁，所处理的对象，主要也都是当代的内容。记述或考订魏晋以前的历史的，只占极少数。

编年体史书的名称，除以春秋或纪为名，如《魏氏春秋》、《晋纪》等之外，还以略或典为名，如《宋略》、《梁典》等。这些编年体史籍大都已经佚失，辑本难窥全豹。幸而体现其特征之一的总论还保存了几篇，即干宝《晋纪·总论》（见《文选》，唐修《晋书·愍帝纪》之史臣曰中节引其文） 【87】 、梁裴子野《宋略·总论》和陈何之元《梁典·总论》（俱见《文苑英华》七五四）。这三部史书，都是本朝人写本朝史或亲身经历过的前朝的历史。在此以前的编年体《左传》或纪传体《史记》、《汉书》，都没有总论这个体例，用以综论一代政治上治乱兴衰，指出历史经验教训。贾谊的《过秦论》和陆机的《辨亡论》有近似的内容，但不是历史书的总论。东晋南朝史家这三篇总论，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南方玄学盛行后，史家思路开阔，视野放大，思辨能力提高，因而更有可能宏观地观察一代的发展变化。至于总论在书中位置，从《文选》所载《晋纪·总论》前冠以史臣曰三字，及《宋略·总论》末裴子野简单叙述著书经过类似书后的自叙看来，总论当是在全书之末，用来总结全书的。也只有编年体史书，在胪叙一代历史之后，能够安排这样一篇总论的地位，纪传体就无法安插进去了。

三篇总论都从本朝取得政权谈起，中间叙述兴盛衰亡经过，和覆灭的原因。干、裴、何三人对于晋宋梁三朝政治上成功的估价和覆亡原因的剖析，各有见地，本文暂不涉及。这里只指出，他们有一共同之点，即都强调覆亡原因不在一朝一夕，而是长期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各方面弊端所造成：“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辨之不早辨也”（裴子野）；“事非一夕，其所由来渐矣”（何之元）。而且，他们强调历史的发展变化在人不在天，“周汉灵长如彼难拔；近代脆促若此易崩。非天时，亦人事也”（裴子野）。干宝甚至说：“故贾后肆虐于六宫，韩午（贾后之妹）助乱于外内，其所由来者渐矣，岂特系一妇人之恶乎？”强调人事而不归之于天命，不把西晋的灭亡归咎于贾后个人，这在当时不能不推为卓识。唐修《晋书》摘录干宝的议论，偏偏把这几句删去了。

三篇总论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把记述的对象和它以前的历史相比较，亦即何之元所谓“以曩求今，工拙可见”。如干宝用大段篇幅叙述周的兴亡与晋比较，裴子野拿周平王东迁以后和东汉章和以后趋于衰弱的历史与刘宋之衰亡相比较。何之元说，“夫创天下者，至明者也；丧天下者，至暗者也。是以禹汤兴其功，桀纣废其业，莫不得之者前主，失之者后君”。然后问道：“逮兹梁室，有异于此，”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但当时的史家并不能从比较古今历史得出正确的回答。如何之元对自己问题的回答是：“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自天所佑，归于有德”，又回到天道上去了。从历史的比较得出正确结论，无疑还需要高明的见识。像诸葛亮《出师表》所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是诸葛亮和刘备经常比较、讨论两汉的得失而共同得出的结论。他们的见识水平，显然为干宝、裴子野、何之元所不及。

史注、考订与新史料的发现

魏晋南北朝史家的首要任务，是修撰本朝或前朝的历史，至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史学研究，当时还远未提上日程。勉强与史学研究相接近的学术活动，只有为史书作注和极初步的史事考订。两汉以来，经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章句注解。当时对于班固《汉书》的兴趣，似乎大于《史记》，所以注《汉书》的特多。据《隋书·经籍志》正史类所载，注《史记》的有宋裴骃的集解、宋徐野民的音义、梁邹诞生的音；而《汉书》则有吴韦昭、隋萧该的音义，魏孟康、梁刘显、夏侯咏、隋包恺的音，晋晋灼的集注，齐陆澄、梁萧绎、刘孝标的注，梁韦稜的续训，陈姚察的训纂和集解， 【88】 共十余家。文廷式《补晋书艺文志》、吴士鉴《补晋书经籍志》所收注《汉书》者，晋人有近十家。《颜氏家训·书证篇》载，刘显“偏精班汉，梁代谓之汉圣。显子臻不坠家业”。《隋书·萧该·包恺传》称该尤精《汉书》，所撰《汉书音义》为当时所贵。包恺大业时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犹言登记为门生）者数千人。”隋志说“唯《史记》、《汉书》师法相传，并有解释。”这些音义注解，大约与汉儒解经相同，多重在训诂名物方面。既然师法相传，必然墨守承袭，谈不到对历史本身的探讨研究。

除去像汉儒注经那样为前代史书作注之外，据《史通·补注篇》的分类，魏晋南北朝史家还有几种作注的类型。一种是“史传小书人物杂记”，举例有晋挚虞注赵岐的《三辅决录》、陈寿注杨戏的《季汉辅臣赞》、周处的《阳羡风土记》、常璩的《华阳国志》。除周处书无可考外，辑本《三辅决录》挚虞注多举书中人物的字与籍贯仕历。《三国志·杨戏传》收录戏所为《季汉辅臣赞》，杨戏和陈寿所作小传附于每人赞词之下。《华阳国志·先贤士女总赞》先列四言赞词，然后注其人事迹。注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用较多文字补充赞词所不能详叙的事实。这种体裁正符合刘知几所说的，“文言美词列于章句，委曲叙事存于细书”。注作为赞的补充，二者是溶为一体的。另一种类型的注，刘知几认为是“好事之子思广异闻，而才短力微，不能自达。庶凭骥尾，千里绝群。遂乃掇众史之异词，补前书之所缺。”所举例为裴松之注《三国志》，陆澄注《汉书》，刘昭注《后汉书》，刘彤注《晋纪》，刘孝标注《世说新语》。裴松之注《三国志》，刘知几虽承认其“以广承祚所遗”，但又说他“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烦芜。”实际今天我们还应当感谢裴松之在注里保存了这么多史料，因为陈寿的书实在过于简要，刘知几的责难是不妥当的。关于刘孝标，刘知几承认他“善于攻缪，博而且精”，以他的才识“足堪远大。”但由于刘知几对《世说新语》的偏见，目之为“委巷小说”和“流俗短书”，因而牵连到《世说新语》注，被说成“劳而无功，费而无当”，显然这样评价也不近情理。郦道元之注《水经》，亦属此类，对于后人是功德无量的。据刘知几所说，陆澄用《史记》补充《汉书》，一言半句的异同，皆“采摘成注，标为异说。”刘昭注《后汉书》也多是范晔所舍弃的内容，“言尽非要，事皆不急”。可惜的是陆澄等人的注今皆不传，无从判断刘子玄的评价是否公正了。

第三种类型的史注，刘知几举了萧大圜《淮海乱离志》、羊（杨）衒之《洛阳伽蓝记》、宋孝王《关东风俗传》、王劭《齐志》。这几部书都是作者自己加注，刘知几对这一类型带注的史书，评价是很低的。他说这些史家“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缺伦序。除烦则意有所恡；毕载则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为子注”。四种史书中，只有《洛阳伽蓝记》尚存，它采取注的形式来保存更多史料，其作用与裴松之，刘孝标之注前人著作，意义相同。

陈寅恪先生《支愍度学说考》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以后又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文中发挥此义，引支愍度《合维摩经序》，记此经先后三译，“同本人殊出异，或词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支恭）明所出为本，以（叔）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陈先生在文末推论，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以及裴注《三国志》、刘注《世说新语》、郦注《水经》，皆是此种受佛家影响的体裁，并举《洛阳伽蓝记》五圆凝寺条记惠生宋云使西域事为例。杨衒之叙述完毕后云：“衒之案，惠生行记事多不尽录。今依道荣传、宋云家记，故并载之，以备缺文。”陈先生举此节之文如“至乾陀罗城，东南七里有萑离浮图。道荣传云，城东四里”，谓“道荣云云”八字即正文“东南七里云云”九字的子注。《洛阳伽蓝记》此类例子确是比较符合“瞻上视下，读彼案此”的要求，犹之同本异译的佛经，同一内容而各家译文表达有别，并列起来易于比对。至于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不大好“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更不能“瞻上视下，读彼案此”。所以，这几家的注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关于史事的初步考订，首先应当举蜀汉谯周（？—270）的《古史考》。隋志列于正史类，附于《史记》之后。 【89】 此书已佚，有章宗源辑本。谯周书的目的，是纠正《史记》不妥之处，如《赵世家》载周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谯周说：“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闻乱而长驱日史（驶）千里乎？”断言“此事非实也”。《田敬仲完世家》载陈恒后宫以百数，宾客舍人出入后宫者不禁，有七十余子。谯周辩驳云：“春秋陈恒为人虽志大，负杀君之名，至于行事，亦修整，故能自保，非苟为禽兽之行。”他认为司马迁的话“事岂然哉”，“非实也”。《仲尼弟子列传》记公伯僚向季孙诽谤子路，孔子说道之行与废有命，“公伯僚其如命何？”谯周也辩驳说：“疑公伯是谗诉之人，孔子不责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不同意司马迁把《论语》中所记公伯僚收入仲尼弟子之列。谯周是一个迂阔的儒生，但这些驳正《史记》之处却是合理的，有助于研究历史。隋志正史类有晋刘宝《汉书驳议》二卷，疑亦《古史考》之类。又有姚察《定汉书疑》二卷。姚振宗据《隋书》本传，姚察使于北周，刘臻向他请教《汉书》中“疑事”十余条。姚察一一剖析解释，“皆有经据”，刘臻十分佩服。姚氏怀疑这两卷书即刘臻所问的十余条，当亦属于考订史实之类。宋裴松之注《三国志》，对陈寿书及注中所引著作，亦多订正，如《鲁肃传》辩陈寿之矛盾，《诸葛亮传》辩郭冲五事之诬等，其例甚多，表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家对繁富史料实事求是进行考核的精神。刘知几说裴松之“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未免过于武断，不顾事实了。隋志又有诸葛亮的《论前汉事》一卷，姚振宗疑即《出师表》中所说“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这就不是史事考订，而是史论性质了。

在近代殷墟甲骨和敦煌文献之前，晋代汲冢五百八十多年前的古书之出现，是史学上非常值得注意的一次新史料的发现。据《晋书·束皙传》，晋武帝太康二年（281）汲郡人名叫不准的盗掘魏襄王（一说安厘王）墓，发现写在竹简上的书籍《易经》、《国语》等数十车，共七十五篇。其中保存下来的史书有《纪年》十三篇和《穆天子传》五篇。后者记载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前者记录夏以来至三家分晋后魏襄王二十年的事，是魏国的史书。其中所载如夏启杀益，太甲杀伊尹，幽王亡后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而非周召二相共和等等，都与经典相传不同。

汲冢的发现，《晋书·武帝纪》系于咸宁五年（279）。《隋书·经籍志》作太康元年（280）。但荀勗所撰《穆天子传序》称太康二年，与束皙传同。清代学者有人解释为发冢出书在咸宁五年十月，次年即太康元年上报给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才命令整理竹书，所以各书记载有三个不同年份。但荀勗、束皙都是参加整理竹书的人，荀勗的话应较可信。杜预《春秋经传集解》的后序更足以为证。他说：“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还襄阳，解甲休兵。乃申抒旧意，修成《春秋释例》及《经传集解》始讫。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大得古书，皆简编科斗文字。”会字意为恰巧、适逢。杜预用“会”字，说明事在太康元年他著成两书之后不久，与二年之说合，不可能在太康之前。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一八云，“赵明诚《金石录》据太公庙碑及荀勗序《穆天子传》，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晋纪年月之误，其说固确。”但钱氏此条下又注云，“杜预《春秋后序》亦作太康元年”，则未注意杜序中“会”字，遂致误解耳。

语言文字

我国自古各地即有方言。南蛮 舌是中原人民对南方话的描述，而齐楚方言不同，也见于孟子。东晋十六国以后，中原人民大批南渡，以洛阳一带语言语音为主的北方话传入江南。 【90】 北方则由于各少数民族建立政权，各族的胡语也流行起来。北魏统一北方，在孝文帝迁洛汉化以前，北方统治者中盛行鲜卑语。北齐统治下的北方东部，鲜卑语在上层统治阶级中又见流行。几千年来，口语方言的变化无穷。如果历代文学作品和历史记载都使用当时各地方言，必然给后代读者造成极大困难。幸而我国自古以来使用的汉字虽然字形字音有发展变化，其作用未变。用方块汉字写的文体成为书面语言，虽然语法词汇时有变化，周秦两汉以来文体结构基本相同。《春秋》、《左传》、《史记》、《汉书》都是沿用这种书面语言，所以两千多年后仍然可以读通。魏晋南北朝时期，诸家撰史虽然仍旧使用周秦以来的书面语言，却出现了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文章模拟古人问题。南朝文士有重近而轻远的倾向，所以《文心雕龙·通变篇》说，“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虽古今备阅，然近附而远疏矣。”但史家似又与文士不同。《史通·模拟篇》曾经概括说：“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三史，从晋以降喜学五经。”这样的概括确切与否，尚待从文学角度研究史学著作的人来判断。当时的三史只能是《史记》、《汉书》和《东观汉记》，而《东观汉记》是否著名到成为模拟对象，尚属可疑。 【91】 两晋南北朝的史书文字，恐怕更不能认为一律“喜学五经”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时史家在使用传统的书面语言时，往往模仿古代文章。

刘知几指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文章模拟的两种类型。一是形式上遣词造句模仿古人，而实际不恰当的，即他所谓貌同而心异；一是形式上不全同古人，而得古人文章神似的，即他所谓貌异而心同。前者如谯周《古史考》记李斯之死说“秦杀其大夫李斯”。《春秋》称列国之卿为大夫，谯周用诸侯属下的大夫这个名称，来称呼天子的丞相，是模仿春秋而貌同心异。《公羊传》为了解释经义，所以屡屡先引经文，然后说“何以书？记某事也”，这并非史书之体。而吴均《齐春秋》每书灾变，亦曰“何以书？记异也。”所以刘知几云：“自问而自答者，岂是叙事之理者耶？以此而拟《公羊》，又所谓貌同而心异也。”貌异而心同的例子，如《左传》中人的名与字前后互举，不相重复。裴子野《宋略》亦是如此：前面用桓玄，后文即称其字敬道；上文举小字殷铁，下文即标出景仁。《左传》叙晋军败于邲，上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读者自然体会到兵士抢着攀登上船，乱刀砍断手指的景象。王劭《齐志》叙韩陵之战高季式追奔逐北，“夜半方归，槊血满袖，”读者也能领会到奋勇杀敌的情景。刘知几认为，这两个例子都是模拟《左传》而成功的，亦即貌异而心同。刘知几见到的魏晋南北朝史书，远远比我们多，《史通》所举的这些例子，帮助我们了解当时史书文章的遣词造句方面模拟古人的一些特点。

刘知几之前，裴松之对于史书文字盲目模仿古人，已有过针砭。如《三国志·魏武帝纪》注引孙盛《魏氏春秋》，载曹对诸将云：“刘备人杰也，将生忧寡人。”“勾践将生忧寡人”语见《左传·哀廿二年》，是吴将灭于越时吴王夫差的话。裴松之批评说：“凡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如此者非一。嗟乎，后之学者将何取信哉！且魏武以天下励志，而用夫差分死之言，尤非其类。”他既批评了孙盛文章模仿古人的恶习，又指出此处模仿的不恰当，也属于刘知几貌同心异之类。《史通·言语篇》也举此例云：“故裴少（唐人讳世为少）期讥孙盛录曹公平素之语，而全作夫差亡灭之词。虽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六朝时不仅史书如此，文学作品更所不免。所以《文心雕龙·指瑕篇》云，“若掠人美词，以为己力。宝玉大弓，终非其有”也。

语言文字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以雅代俗。在书面语言的文体中，记述对话时如果用当时俗语或方言，可以更为生动。《左传》中有不少这种例子，《世说新语》之所以为后代人所爱读，这也是原因之一。可惜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家在可以用生动活泼的口语使文章生色时，却代之以古雅而僵死的词句，使历史叙述丧失了时代感。裴松之《三国志·陈泰传》注已经指出，孙盛《魏氏春秋》改易旧史的文字，文词华美却失去真实性。裴松之大声疾呼：“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词胜而违实，固君子所不取；况复不胜，而徒长虚妄哉！”记言当使若出其口，这是关于史书记言的很好的一条原则，刘知几也信奉它。《史通·言语篇》的论述，包含一些对少数民族的偏见。但排除这些，从刘知几的话，可以看出南北朝史书语言文字方面以雅代俗的问题。他认为崔鸿《十六国春秋》、魏收《魏书》、牛宏《周书》叙述北方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讳彼夷音，变成华语”，没有忠实表达当时人质朴的语言。相反，把古代汉族文献中的词句塞进他们口中，“妄益文采，虚加风物，援引《诗》《书》，宪章《史》《汉》。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于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于正始。华而失实，过莫大焉”。另一方面，王劭《齐志》和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两部记述北齐的历史，被刘知几赞为“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毕彰”。《杂说篇中》又进一步论列，说王劭《齐志》“多记当时鄙言”，“如中州名汉，关右称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号，师人致儿郎之说。”都是当时习语，幸在《齐志》中保存下来，以后读史者不至茫然莫晓。但刘知几又埋怨“今之学者”，说他们反而认为这两家的书“言多滓秽，语伤浅俗。” 【92】 看来王劭、宋孝王的书很能表达鲜卑化的北齐时代的精神风貌，可能也由于这个缘故而两书都不幸失传了。

1985年12月改订完

（《余嘉锡先生纪念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