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跋

大姊《亦云回忆》自序第一语即言：“我写这个稿子，立愿甚早。”又言：“写膺白的事，起因于一句戏言，见拙作《膺白家传》，心许在假定我为后死，见本稿《分手与身后》章。”这只是说立愿之早。但就我所知，这个稿子的写成，前后当在十年以上，而且可以分成几个段落。首先为《故旧感忆录》的编印，《家传》于此有云：

先生丧后百日，朋旧有纪念之文，各述公私相与经过，事虽片段，语皆可征，第一辑六十四篇，名“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

姊给我的信中提到《感忆录》，有如此的看法：

《感忆录》为材料和评论所凭借，诸作者至今我感在心头，即《家传》亦因有《录》为证，易于取信，弟首在促成之列，故拙稿并亦拜托，以当年对坐整稿经验，信弟所见者与姊不远也。（一九五九、十一、五）

一位为姊丈写年谱而在过去并不相识的沈耘农（云龙）先生说他写稿的动机，完全因读了《感忆录》而起，此外吴相湘先生在所编“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对《感忆录》亦有如下的介绍：

这一《感忆录》是黄氏故旧为悼惜这一代伟人逝世而撰写的。发凡创例之初，即提出“为国家备史乘之资料，不但感逝述旧抒哀思而已”一原则，故各篇内容均甚翔实，并且还有许多直接文献的影片，尤具史料价值。（见丛书“前言”）

《感忆录》出版不久，抗战即起，其时姊居上海，初则致力于莫干山农村事业的维持，继则以身说教。三十二年（一九四三）春开始写其一《半生杂记》，此为第二阶段。《家传》有云：

三十二年春，始自草《半生杂记》，其间《二十五年》一篇，往往涉及先生出处大节，然断简零篇，仅后死者以为追思缅想而已。

何以当时尚不能作长篇叙述？亦自有故，语亦见《家传》：

先生逝世未周年，而中日战起，遗稿谨藏密处，知交散在他乡，征信难全，长篇之作不可期。

由《半生杂记》进一步而撰《家传》，此为第三阶段。三十四年（一九四五）七月，距姊丈之殁已十载，姊撰《家传》成，同年九月日本投降。战事既停，“谨藏密处”的材料均得起出利用，更由于胡適之先生的不断鼓励，姊乃继《家传》之后，开始写作《回忆》。“自序”说：

一九五一年，我由香港到美，在纽约晤见胡適之先生。胡先生是常劝人写自传的，他叫我把膺白和我几十年经过写出来……我数因烦难诉苦。胡先生说：“国如此，家如此，不寄情于工作，要发疯的。”我就如此一天天，一个字一个字写下去，断断续续，不觉写成卅五章。

胡先生在致姊长函中亦说：

我在这三四十年里，到处劝朋友写自传，人人都愿意，但很少人有这闲暇，有这文学修养，更少人能保存这许多难得的第一手史料，所以很少人能够写出像您这样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一九六〇、十、九）

《回忆》写成的经过已如上述，由《故旧感忆录》而《半生杂记》而《家传》——这一连串皆在一九五一年以前。及至一九五一年以后，姊已到了美国，开始写“回忆”即自此时起，但不久又放下，至一九五八年才继续，是为“初稿”；从姊历次来信中可略见其斟酌至再的情况：

今有与弟商者，拙稿现已整理过半，除老年精神不济，最近始认真不间断，修改未必比前好，有时愈看愈不满意，故现在已整之稿决心放手不再看。（一九五九、十、三）

幼时几章此次实未改，改的几章等于重做，并不见好，只材料换了方向，故不能再动。（一九五九、十、十九）

此次仍无暇注意文字，只动了结构，放松材料，然已等于翻造，未必比先好而甚吃力。（一九五九、十一、五）

现所写者材料太多，无法平衡，何处用望远镜，何处用显微镜，本是写事要点，亦文章诀巧，姊今已顾不周到矣。（一九五九、十二、一）

最近姊等于供弟材料，姊自己的话亦是一种材料。文未看第二遍，看了即不满要改，耽误后来的事也。（一九五九、十二、十八）

此次姊只安排材料，文字不暇顾及，白话更难写好，一切依赖信托吾弟，屡次说明，弟已接受我托，不胜高兴满意，由弟大裁而姊可作顾问，我想我们一定能做好。（一九五九、十二、廿二）

姊写文言，用心处在简明，亦偶能作凸出点，但此非长篇可以顾到。写白话，常觉无安排处，又性急，故次序易颠倒，不中不西，弟在次序排列间着眼，已得了巧。（一九六〇、一、九）

今日高兴之至，写完初稿末章，小真晚间为印出，明日付邮。（一九六〇、二、廿九）

我是第一个得读《回忆》全稿的人，时为一九五九年十月，我正旅居泰国曼谷，姊则在美国纽约作客。一日接姊来信，有这样的话：

姊今买了一只柯达复影机，初意为照证件，现知可以照我草稿……今问弟近时有否功夫替我一看？我要请弟先看，为稿尚未定，弟可不客气告诉我修正……去年弟叫我请胡先生看，我曾将弟意当面提及，附以鄙意“几年来为家事烦他神处太多，今务省其精力”，他亦说：“也许君怡的判断更好。”……傅沅师与胡先生是鼓励我写的人，总想成了局气再请他看。（一九五九、十、三）

虽则姊和適之先生都是这般客气，但对我来说，能先睹为快，当然是再高兴也没有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日就收到姊由航空寄来第一批稿子，共十五章，我于次日回信说：

昨收到一大包稿子，真是兴奋极了……傍晚一口气读完，已是夜半，很过瘾。（一九五九、十一、四）

自此以后，每批寄来的稿子，少则二三章，多则四五章，均由航空，邮费相当贵，自美金四五元至八九元不等。一九六〇年三月初收到最后一批，以上皆为“初稿”。嗣又陆续收到修正稿。似并不全，是为“二稿”。一九六一年春全稿完成，决定付印，已有成议，临时因故中止。迨至一九六三年九月姊由美访台，行装中携有亲笔抄写全稿，为保存方便计，曾打字油印壹百本，原拟以之分赠好友而未果。此书无疑如適之先生所言，是一部“有历史价值的回忆录”，胡先生在致姊信中还说：

我看了您的几卷稿本之后，我的感想是……亦云夫人这部回忆的第一贡献在于显示保存史料的重要，第二贡献在于建立一种有勇气发表真实的现代史料的精神。（一九六〇、十、九）

这是適之先生对此书的评价，但姊亦有其自己的说法，此处借用姊的话：

我所记者，偏于我一家的事，沧海一粟。区区之心，向现代史家交卷，拥护研究现代史的风气。（见“自序”）

吴相湘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史丛刊”第四册（一九六二年三月台北中正书局出版）于刊出姊这篇“自序”时，用的标题即为“向现代史家交卷”。这一切果然都各有其看法和说法，但姊写此书的真正用意，我以为尚另有所在；而最能道出姊这点心事的，莫过于蒋公在卅四年（一九四五）十一月二十八日为《黄膺白先生家传》所作序文中的几句话：

亦云夫人撰此《家传》，其于逝者心事，实能推见至隐。

这几句话同样可以适用于《回忆》，“于逝者心事能推见至隐”一语，实道出作者与逝者无限辛酸惊险的经历。今姊于悠长的岁月中，以坚忍的精神，卒成此书，可告慰姊丈在天之灵者，无过于此。某日我曾对姊说：“姊丈对得起国家，阿姊对得起姊丈”，意思即在此。今即用此二语，以为本跋的结束。

弟怡敬跋

一九六四年二月廿二日

（原载《传记文学》第十二卷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