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转徙东南

顾一樵兄约我到国立政治大学任教。我们一家由成都乘中国航空公司运货西上的回程飞机，在三十五年八月上旬的一个晚上到了南京。因为这不是定期航行的客机，我无法先期告知一樵起程和到达的时日。碰巧飞机乘客除我们一家外，有一位四川籍的政大学生度假后回校肄业。他与我攀谈，知道我们初次到京，没有住处，建议我们抵京后到介寿堂去接洽，必然有人照拂。我们从飞机场乘公共汽车在夜色苍茫之中到了南京市区，雇了几辆三轮车去到介寿堂。职员某君指引我们到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上午我到学校去见一樵。他要我们搬出旅馆，在觅定住宅以前，暂住介寿堂里的招待所。我们在介寿堂二楼上住了四五个月才迁进学校代为租定的梅园新村四十四号住宅。这是一幢比较精致的小型西式楼房。房东王太太一家住楼下，我们一家住楼上。地点适中，交通方便。左邻是某“在野党”的办事处。每天来往的人不少，时常有集会或宴会，大有“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盛况。晚宴后的余兴不是胡琴聒耳的清唱京戏便是联席接座的雀牌戏。歌声牌响，每至深宵。一年之后学校另为我们租定建邺路一七四号一所新建的半西式平房。交通没有梅园新村方便，但环境幽静可喜。满拟在这里安住些时，但不到半年我们又由南京转徙到上海。

我在政大担任“中国政治思想”和“西洋政治思想”两门课程。这是我讲授多年的老套，不必用很多时间去准备。但上课之前我还要翻阅手边的教材，加入一些临时思索得来的见解，对学生讲述。我也鼓励他们提出问题，以资研讨。他们的态度诚恳朴实，没有一般学生的浮嚣习气。

到校约一个月左右，教务长约我在一个指定的晚上到校内与几位教授谈话。教务长与我本来相识，他介绍了在座的四五位教授之后，我们便开始谈话。他们提出许多有关孙先生学说的问题，要我表示意见。幸而我曾读过《总理全集》，虽然不敢说有心得，尚能勉强略窥梗概。对他们的质问也能够就我所知，一一作答。谈话将近两小时，教务长宣告散会。那晚的情形有几分像博士候位人的毕业口试。事后回想，觉得新奇有趣。

我们住在南京的二十二个月当中，国内局势迅速变化。私人生活既难安定，个人心情更趋沉重。除了偶然作一两首诗词，借以排遣外，我也曾抽暇去凭吊石头城内外的故迹。中山陵和谭墓当然首去瞻谒。玄武湖、莫愁湖、秦淮河、雨花台等处也有我的游踪。但怀念时局，忧悒的情绪毕竟难于避免。例如我到了南京不久所作的一首《鹧鸪天》词便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漂泊西南十载经。游仙枕梦已零星。鬓从三蜀新生白，山在六朝旧处青。桑下宿，水中萍。江潮声里认居停。枯肠暂饱长安米，兀坐寒毡办独醒。

十六年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二十六年十二月，日军攻占南京。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南京举行还都典礼。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共军渡江。二十三日南京“失陷”。昔日号称“帝王之州”的金陵，而今在短短的二十二年当中竟已两换沧桑。

政治失调、经济崩溃显然是促成战后局势迅速恶化的主要因素。这两个主因交互激荡，极难抗制。这样一来，“土崩鱼烂”的征兆，随处可以看见。四川各地“抢米”“吃大户”的暴动就是一个显明的实例。我感觉事态严重，写过几篇时论，吁请国人注意。我在三十六年七月十三日各报纸刊登以“中国的政治病”为题的一篇“星期论文”曾这样说：

最触目易见的一个病态是贫富甘苦的极度不均。富者不只是“田连阡陌”，甚至存款充于外国银行。贫者不只是“地无立锥”，甚至一日三餐难有把握。这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失调病，而是一个间杂的政治腐化病。贫富不均本是私产制度下难于避免的自然现象。假使政治大体清明，没有特殊势力垄断社会富源，赀财还大体上是勤劳的报酬，“公道”还可以补偿不平的缺陷。（中略）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常健康状态。在这状态之中才能够有人权、民主、宪法、法治。现在的中国保持着私产制度，却不能保持资本社会的健康状态。特殊势力侵入政治，利用为众人办事的公家机构直接或间接地为私家谋利益。（中略）社会当中产生了一个有质无形的特殊势力集团。这个集团以外的人有三条路可走。一是钻营入伙，相助为暴。二是垂头忍受，静待危亡。三是大声疾呼，要求改革。走第三条路的人中不免有一些急进分子。对于现状的愤怒使他们言行激烈，甚至铤而走险，想用暴力去打破现状。这就是一般人所谓左倾。（中略）对这些左倾分子讲法治，讲宪政，自然是如水投石，听不入耳。（中略）

中国政治体的百病丛生不自今日始。在清末君主专制腐败至极的时代，中国曾得着“东亚病夫”的诨名。幸而在病势垂危之际，出了一位卓绝的医学博士，孙中山先生对症下药，加以救治。他用革命的外科手术割除了专制的污毒，用建国的三民主义去培养国家的元气。这一套内外兼疗，本末并治的医道是很高明的。不幸外科手术收了效果，内科疗养却不曾发生显著的作用。民国十四年孙先生逝世的时候，军阀势力阻挠了民权民生主义的实行。十五年的北伐可以说是割除军阀污毒的外科手术。不料在内忧外患交攻之下，不但内科疗养不能迈进，特权集团的新污毒又发了。这显然又需要外科手术。（中略）

中国的病症到了今天已接近“膏肓”了，然而尚未达到不可挽救的绝境。现在是治疗的最后机会了。我们首先要用迅速的、断然的外科手术，把盘据在政府中、社会中的毒癌烂疮一齐剜去。厉民之官，偾军之将，激成民变，造作“金潮”的负责人都加以国法的公正裁判。笔者相信，早晨动了这个去腐的手术，下午就可看见回生的转机。社会由此开始树立公道，全国的人心可以振起，政府的威信可以恢复。这比任何宣言、文告、会议、协商的功效可以高出百倍。其次，我们要施行内科治疗，诚恳地、踏实地去推行民权民生主义。惟有接受“民为邦本”的古训，策动“政以为民”的新猷，才能争取民众。

我在同年八月十日发表的《别良莠，明赏罚，立法纪》一篇时论里重申去污除腐的必要：

树立法纪是第一步工作。否则法纪不张，百弊交集，军事上的胜利会被政治上的失败所抵消。推进民主，选举的结果会替劣绅豪吏造机会。推进生产，资财的收获会被权门奸商所吞蚀。

经济崩溃的危机到了三十七年更日趋严重。物价飞涨，金融紊乱，在南北都市当中，随处可以看见。齐如山先生七月十三日在北平写给陈纪滢先生的一封信里曾说到平津的情形：法币五六百万元才买到美钞一元。他代陈先生买进美钞三十三元，共付法币二亿零一百三十万元。款还不曾付清，美钞又上涨，一转手就赚了一千万元有余。陈先生在这封信的按语里说：“这时候全国物价飞涨，一日数变。黄金美钞成了人人争购之对象。”他又说：“此时距离政府改法币为金圆券的日期，八月二十九日，已不到两个月。”他在齐先生另一封信的按语里指出：“大家有了法币不买黄金美钞，就囤集银圆。”改革币制的紧急措施完全没有用处。“等法币改了金圆券，及后来又发行银圆券，情形之糟，更不堪言状。”（《传记文学》第十五卷第一期。）

据我所知，少数有力量买金钞、囤银圆的人士已经有来日大难的感想。绝对多数的人（一般小公务员、学校教员、家无长物的小百姓）不但没有力量买金钞，银圆也不易到手。这些人更是走投无路。

我在将要离开上海的一天早晨，出去买一点船上需用的零星物件，发现大小商店的货物，不分贵贱，完全“失踪”，不免大吃一惊。我想任何乐观的人，面对着这番景象，恐怕也要说，“大势去矣”。（当时上海纷纷传说，政府严查操纵物价、鼓动金涨的奸商，一体惩办。某“闻人”的儿子囤积居奇也未被豁免。某“贵公子”囤集价值骇人的汽车和其他货物，虽被查出，但因某种“关系”，并不曾依法处置。第二天早晨，全市的货物便逃隐一空。这可能是没有根据的谣言，甚至是显有作用的恶意宣传。不过信以为真的大有人在。假使我们的政治体健无病，这种谣言不会发生，纵然发生，也没人会相信。）

我们一家到了上海寄居内弟铁安（迪铮）的寓所。在南京的时候，国立台湾大学校长庄长恭先生曾约我去任教。我因为我们到南京不过一年，惮于迁徙，婉言辞谢，说“以后再图效力”。现在局势骤变，上海显然难于久居。我写信给庄先生，问他是否仍需要我去。他回电表示欢迎。我们商定让我先去布置一切，等到就绪之后才接家眷前去。那时由上海去台湾的人突然多了起来，轮船上乘客拥挤，买票甚难。我奔走多天，毫无所得。幸好一位朋友因事临时变计，把一张房舱票转卖给我，才能成行。（在这种情形之下，全家同时去台，不啻“难于上青天”。）

到了台北才知道庄校长已回到大陆，行前嘱咐职员，在指定住宅之前，让我暂住校长公馆（名画家黄君璧先生那时也在那里下榻）。不久之后，蒙浦逖生兄照拂，内人带着一儿两女乘由上海开回台湾的最后一艘轮，渡海前来团聚。住宅既尚无着落，一家五口只好厚着脸皮，赖在校长公馆里。李济之兄到了台湾，前来看我。他和我小开玩笑说：“俨然校长。”我回答他说：“窘哉难民。”

屡次到总务处去探问住宅都没有结果。法学院长萨孟武先生对我说，安东街有一所学校分配给法学院教职员的住宅可以拨给我们，他写了致总务处的书面通知交给我，以便前去接洽。住处有了着落，我们当然欢喜。不料到总务处去探问，才知道这所房屋原为某体育教员（福建人）一家所住。这位先生另有高就，离校他去，但家眷仍旧住在里面，屡经催促，不肯迁出。同时听说庄校长已辞职照准，政府另任傅孟真先生长校，不久到台接事。我们的窘状可以想见。幸而学校想出一个应急的安排，在一所职员宿舍里拨房两间让我们暂且栖身。

傅校长到任后，我请求新任总务长设法，让我们从早迁住安东街的住宅。他叫校警队长斟酌办理。队长对我说：“我每天派警员去催。你们一切准备好，得着我的通知就立刻迁入，以防别人抢住。”我们照计行事，在一个秋天的上午搬进和平东路二段安东街四百十八巷十号居住。这所纯日本式的建筑物原来是台湾光复以前，台北帝国大学某日籍教授的住宅。结构小巧而精致可喜，可惜屋内的装设如窗帘、地毯等都被人卷取一空。地上的“榻榻米”（日本人所谓叠）和浴室内的浴池也糟蹋得污损不堪。小庭中的花木也多被摧残。这是“二二八事变”的创痕，抑是以前房客的“遗爱”，我无法知道，也未加追问。迁入之后，我请学校派人来帮着清除整理。随后我又添种一些花木。原状虽然不能恢复，破坏的痕迹总算大体上遮盖住了。

三十七年春天，四川大学转来美国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国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主任戴德华教授（George Edward Taylor）发来的电报，约我去任客座教授。我于民国十五年回国，到现在已将满二十二年了。抗战前我在清华、燕京的时候，可以在图书馆所藏的中西文书刊里窥见国内外学人新近发表的研究结果。抗战期间，僻居后方，交通梗阻，“精神粮食”的匮乏更甚于物质供应。成都各大学图书馆里极少近年出版的西文书刊。我不免感到孤陋寡闻，学业落后的苦闷，几次恳托知友代我留心出国进修的机会都还没有回音。这通电报突如其来，令我颇为惊喜，回电接受邀请。

离开南京以前，我到外交部领取了出国护照。到上海后我去美国总领事馆办入境签证手续。那时驻华大使是前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先生。承他给我一封介绍信，普通需要一星期以上的手续，不到一小时就办完了。不料领馆指定的医师在检查身体时，发现右肺尖上有一点结核病的阴影。他说：“美国法律不许有任何传染病的人入境。你的病很轻，大约疗养一年可以转入静止状态。那时就可以入境了。”我听了他的话当然颇为失望。幸而病不严重，可以安心调养。能否出国，只好且看将来了。

我去信把这情形告知戴德华教授。他回信说，希望我早日痊愈，前去任教和从事研究。我在台湾尽量疗养，到一九四九年夏天办好了美国入境签证。向台湾大学请假一年，九月下旬到高雄乘美国太平洋远东航线（Pacific Far East Line）的货船“中国熊”（China Bear）离台赴美。行期确定之后，我曾作一首小词，抄在下面，略见我那时的心境。

唐多令

月瘦不盈窗，花浓密压廊。坐秋宵雨后新凉。絮絮家人闲话里，聊快意，说还乡。久矣惯流亡，漂萍自在忙。乍回头一片沙场。到得海天空阔处，还更有，路茫茫。

货船票价较客船低廉，但设备简朴，航行迟缓。“中国熊”的乘客一共七人，分住三个房舱。我同一位退职的中国空军地上工作人员朱宗寿君（到旧金山去与他的美籍未婚妻结婚）和台湾学生黄藏修君（去芝加哥附近某神学院肄业）住一间房。康乃尔大学工程学系毕业生裴明龙君（去美国东部某处就业）和一位德国人同住一房。曾在救济总署任职的美国人贺耳君（Mr. Lovejoy G. Hall）同他的日本太太住一房。起居饮食一切安排颇为妥当。我们都感到满意。

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和其他乘客在旧金山登岸。在中国航空公司驻美办事处服务的陈岳强兄事先得着我从船上发给他的电报，已在码头相候。他招待我在他的寓所下榻，第二天晚上送我到飞机场，珍重道别。故人厚意，至可感激。当晚十一点钟左右，我安抵西雅图（华侨们称为舍路）。远东与俄国研究所副所长梅谷教授（Professor Franz Michael）自己驾车从飞机场送我到大学附近的“明霓旅馆”暂时安歇。二次留美的生活于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