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遭遇

孩子长大了，一儿一女先后考进了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正当我们松一口气的时候，一九六六年夏，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像惊涛骇浪一样向人扑面而来，我家自然也逃不了这个厄运。

一九六六年炎热的夏天，“红卫兵”连续三次来抄家。“红卫兵”震耳欲聋的敲门声，粗野的叫骂声，我至今思之，心中仍有余悸。那是一个践踏法律和人权的年代。

家中的藏书、字画、相簿等统统被抄家的“红卫兵”算作“四旧”没收。地板、墙壁被挖了洞。四楼仅有的两个房间，被封了一个。我和贤道被罚站，勒令背诵“语录”。在里弄批判会上，我被命令一日两次到弄堂里去拿着扫帚扫地。

有的熟人被迫自杀了。我和贤道还顶得住。女儿从复旦大学赶回来，说绝不离开我们，永远陪伴爸爸妈妈。儿子从北京赶回来，仅有的三天时间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一定要坚持下去，千万不能自杀！”他大学的党总支书记自杀了，是服毒自杀的；他从前的班主任自杀了，是投井自杀的；他同班的同学也自杀了，也是服毒自杀的。我们互相勉励，相信狂风暴雨总会过去，我们要坚持活下来，但每天要忍受着屈辱，这是何等艰难呀！

我所在的那一个学校改为中学，我被分配打扫卫生，后来又当油漆工，漆乒乓台子，洗棉被，干粗活之外，就是写交代，接受批判。被批判时，要站到台上去，低头认罪。“打倒王映霞”的口号此起彼伏。

贤道也受批判、写交代。之后，我和他都被“隔离审查”，不得回家。两个孩子在学校参加运动。一家人分在四处，无法见面。

当我和贤道“隔离审查”完毕，允许回家之时，儿子和女儿都毕业了，却被分配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在零下十五度的冰天雪地中，四十度的烈日下，都要在野外干活。在洪水来临时，要扛草包保大坝，这叫“晒黑皮肤炼红心”“汗水洗去旧思想”。之后，儿子被分配到农村当农民，女儿被分配到浙西山区，这是一九七〇年的事。

总算熬到了一九七六年。

谢天谢地，我们都被宣布无事了。我和贤道在“文革”后期退休了。但是，贤道的病越来越重。

贤道是善良的，善良的人总抱着希望。在最黑暗的时候，他总说：“不会一直这样下去的，情况会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