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女子师范附属小学

我们搬进章家桥里塘巷不久，我父亲就病倒了。十几年来，他为了经济上的独立，一直在外做事，以不多的收入来养家糊口，积劳成疾，得肺结核，杭州人叫痨病，拖延三个多月，在一个大热天，他撒手而去，年仅三十六岁。父亲平日对我总是客客气气的，我对他也很尊重，但当我知道他临终时的一段话后，我却恼怒了。他对母亲说：“琐琐读到小学毕业，可以不读了，女孩子书读得太多，没什么大用……”父亲去世的这天，我正在学校里参加考试，家中派人来叫我回家，说父亲病重，但我不想回家，结果错过了最后见一次面的机会。等我长大成人后，有时想想也挺内疚的，但并不后悔，我这个人发起憨来，十头牛也拉不回来。

父亲逝世后第二年暑假，我就考入了浙江省立女子师范附小的高小一年级。这所学校的规模以及教师的水平，当然远远地超过了“行素”，我的眼界，也因换了学校而开阔起来。我长到了十四、十五岁时，不但智力很快地上升，而且感情也日益丰富。若遇到某一个我所爱听他讲课的老师离去了，或者回家了，我竟会很多日子暗中不开心，甚至会独自流泪，有一种不知所以然的哀愁，萦绕着我。

那时我的音乐老师是姚韵漪，后来是杨贤江的夫人。

我与这位音乐老师感情不错，尤其在读了她的一首悼念我们一个同学去世后的诗，我真为她落泪。她的诗是这样写的：

桐棺三尺出重门，

是耶否耶看未真；

君若有知当唤我，

为何隔板不相问？

我的爱文学，爱诗词，在幼小的心灵里，已慢慢地流露出来。

浙江省女师附小的环境相当幽静，在横河桥河下偌大两个黑漆墙门，并排列着，墙基填得高高的，一个墙门是女师附小，一个墙门是省立女师，前面两个墙门相隔虽有几丈之遥，但从后面走，可以通过到达，中间不过隔了一个大操场。

还有，因为我爱好体育，和新从上海请来的一位体育老师，也相当接近，她是上海体校毕业，由我们学校去把她请来。在学期结束时，她回无锡老家，她叫邓志学。

我真舍不得她回去，在我傻里傻气的头脑里，很希望永远和她在一起。在寒假里，我写了几封情意深长的信寄到无锡她的家里。她也有信复我，我在每次接到她复我的信后，捧着如获至宝，感情在我的胸中沸腾着。

后来，我考进了女师，仍然和这位老师通信来往。再后来她嫁给了杭州人汤书年医学博士做夫人，在她结婚的时候，我还为她去做了傧相。

高小毕业后，祖父考虑我的升学问题。这时杭州的女子中学并不多，男女同校的自然也还没有。

家里从经济及校风上着眼才决定让我去投考那一个为全省重视的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一九二三年的秋季，我便以投考生的分数较高的名次被录取了。

女师的校舍是一座极大的旧式花园房屋，校园里有假山流水，亭阁楼台，处处呈现出古香古色。我搬进学校住宿之后，从一个家庭的小天地而跨入了这样的一个大集体中，觉得很满足了。全校有几百个同学，来自外地邻县的占半数，从她们的衣着和举止上看去，似乎有些“粗俗”，不过身体的壮健、读书的用功和人事的通达上，却胜过我们这一些城市的女孩子。她们中有的已经结过婚，有的订了婚，也有的正在进行男女交际。我则寻求和我性格相近、嗜好相同的女同学。例如河南籍的刘怀瑜同学，她父亲经商，在浙江的安吉落户。她便考入了杭州女师来读书，比我高一级，但较我小一岁，为人潇洒又风趣。等我考进女师后，她已在学校里读了一年。在我进校后，一遇见她，就觉得她是一个可以亲近的朋友，于是我们一混便熟了，后来她毕业之后离开了学校，我一直都很想念她。

我们的语文老师是北京大学文科的毕业生。他常将“五四”以后的许多文学作品扯进课本去结合着讲解，使我们接触到这许多新的、以前不知道而正想探求的知识，因而更增进了对于这一位老师的尊敬和崇仰。从此在我们的课堂里和寝室里，增添了不少正在流行着的新小说。冰心、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名字，也时常会在谈话声里听到。

我读完了鲁迅的《彷徨》和郁达夫的《沉沦》。对于鲁迅是人类的斗士和民族的精英的提法，觉得实在还不够理解，只看出了他的笔法很坚很健；至于《沉沦》里的大胆的描写，觉得有些怕看，有些难为情，因为和我这时的实际生活，不相符合。有一种似真似假的猜想，我的意念中也曾动过不少的疑虑。后来又接触到了郭沫若的《女神》等新诗，我只热爱诗篇那些新的词儿和新的体裁，至于内在意义，还相当模糊。不过在作文中，自己也曾以极幼稚的笔法来模仿过。读到《少年维特之烦恼》，主人公的专情痴情，以及两性间细致的心理描写与分析，却无端地引动了我不少愁怀。在求知欲极旺盛的我的当年，和这许多新书一接触之后，便对于每一个作者的形象都产生了一些想象。而同学中，则常常传说某一个作家来过西湖，住在西湖的什么地方，或者哪一个作家的什么亲友，在我们学校的哪一班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