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讲　语意界说

“我们今天不妨把界说和分类谈谈。”吴先生照例坐在他惯坐的那张椅子上说。椅子临窗，窗外长满了茑萝。红色的小茑萝花正在盛开。吴先生抽着烟，神色沉静：“在许多科学书上，一开头常常有一个界说（definition）。这种界说的作用，是在告诉读者某门科学是研究什么的。在订立条约或谈判的时候，双方常常对名词定立界说，以求字义清楚，而不致发生多样的解释。在一般情形之下，我们讨论一个问题时，彼此虽然使用同一的名词，可是还常有格格不入的情形。之所以如此，从语言方面着想，是由于同一名词的意义不同。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就得很机警，中止主题讨论，对于所用名词复位界说。这样，即使各人意见不同，也可以弄清楚不同点究竟何在。于是，最低限度，也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口头纠纷。可见界说是语言文字在实际运用中实际不可少的程序。

“所谓界说是什么呢？当我们表示某一新介绍进来的名词的意义就是某某原有名词的意义；或者，我们表示某一新介绍进来的符号等于原有符号，这种程序，就是界说。例如说：‘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这是一个界说。在这个界说中，有两个名词，即‘生物学’和‘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后一个名词是介绍前一个名词之意义的。生物学家之所以替‘生物学’定立这个界说，是担心一般人不了解‘生物学’是什么意谓。他假定‘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这一名词为大家所了解，于是拿大家所了解的这个名词来界定（define）‘生物学’这个名词。许多界说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逻辑不研究一个一个特殊的界说，逻辑只研究界说的形式结构或其形式的性质。各门科学各有其界说，这些不同的界说各有不同的内容。物理学的界说之内容与地质学的界说之内容就不相同。虽然，这些界说各有不同的内容，但是，在这些界说成为界说时，必须有共有的形式结构或形式性质。这些界说所共同具有的形式结构或形式性质，便是逻辑所要研究的。在逻辑将界说的形式结构或形式性质加以研究或精炼以后，界说的标准条件就可以显露。我们凭此标准条件，可以知道某一界说是否合格。从形式结构方面来看，无论哪一界说都是一样的。这可以形式地表示出来。”吴先生在黑板上端端正正写着：

“黑板上写的，是界说的普遍形式。”老教授一边说一边写着：

“请二位留心！”老教授习惯性地提高声音，“我是说两边文字或符号在界说上相等。‘在界说上相等’这个条件很重要。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可以更明了些。

“这个界说表示‘潜水艇’在界说上等于‘在水中航行的机动船只’。在这里，我们应该留心，界说所介绍的，只是两个名词或符号，而不是事物本身。在这个例子中，借界说介绍的，是‘潜水艇’这个名词和‘在水中航行的机动船只’这个名词。界说所涉及的只是名词与名词之间的关系，或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我们在这个例子中说，‘潜水艇’这个名词与‘在水中航行的机动船只’这个名词的意谓相等。我们所界定的是两个名词，而不是潜水艇与水中航行的机动船只之本身，因为，二者所指本系一物。一物可有两个名，因而两名不必是两物。于是，我们显然可知，所界定者是事物的名词而不是事物本身。这也就是说，‘潜水艇’与‘在水中航行的机动船只’这两个名词所指是一实物——潜在水中之艇，我们对它说了两个名词，它还是一个东西。可见我们界定的是名词，而不是潜水艇这实物。我们可以建造一艘潜水艇，也可以击沉它，但不能‘界定’其本身……”

“您在以上所说的是界说的普遍逻辑形式，除此以外，关于界说还有其他可以告诉我们的没有？”周文璞问。

“哦！可谈的多得很呢！详细讨论起来，简直可以著一本书。例如，牛津大学的罗宾森（R.Robinson）即以‘Definition’为题，写了一本书，足足有二百零七页之多。我们不谈界说的历史，仅仅就事实而论，界说就有十九种之多。不过，这许多不同的界说，多系在学术之特定的范围里因应特定的需要而定立的。我们在此没有一一加以讨论之必要。……其实，在基本上，界说可分三种……”

“哪三种呢？”周文璞又问。

“第一种，是语法界说（syntactical definition），通常叫作语词界说（nominal definition）。这种界说定立之目的，纯粹在介绍新名词，尤其是新记号，而不涉及意义。例如，”他拿起粉笔来画着：

“第二种是语意界说（semantical definition）。在这种界说中，界定端展示被界定端的意义。例如，‘逻辑是必然有效的推论之科学’。

“第三种，是通常所谓实质界说（real definition）。在实质界说中，界定端展示被界定端所表示的‘实质’。例如，‘怯懦是借行较小的恶以避免较大的可怖事物’。”

“但是，严格说来，”老教授眉头闪动，眼中露出一股严肃的光芒，“所谓‘实质’为何，其意义就很不易确定。因此，界定端的意义常不易确定。界定端的意义既常不易确定，于是，整个‘实质界说’的意义也就常不易确定。在科学上，以及至少在人的通常语言中，实质界说常不能达到界说的实际作用。因而，科学领域及日常生活中很少用到这种界说。似乎，只有哲学上的‘本质论者’（essentialists）对之发生兴趣。这种兴趣既然主要是某派哲学上的兴趣，对于我们现在的目标不相干，所以我们没有讨论它之必要。于是，所剩下来的，只有第一与第二两种界说。第一种界说，在数学中或纯形式的演算中常常用到。但是，数学与纯形式的演算二者俱非我们现在研究的主题。我们现在所要着重的，是剩下来的第二种界说。

“第二种界说是语意界说。我们在语言中最常接触的，是语意界说。在此，我们首先须弄清楚的是定立语意界说的几种主要理由：

“第一，我们之所以定立语意界说，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移除歧义。歧义既然移除了，当然可以移除因此歧义所引起的种种混乱语言及思想。在我们与别人进行讨论时，如果我们从别人的反应中察出他对我们所说的字义有所误解，我们就须立即停下来向他解释，我们所说的某名字的意义，不是他借此字而联想起来的那个意义，而是什么什么意义。这种办法就是在下界说。我们把界说下好以后，再往前进，讨论也许比较顺利。如果不这样，我们不顾对方是否真正弄清我们的意义，只顾自己像开留声机一样往前开下去，那么这样的讨论，很少有好的结果。这……这有点儿像女孩子织毛绳衣，如果绳头纠结起来，她应该马上解开，再织。如其不然，她粗心，或怕麻烦，只顾自己织下去。你想，她的毛绳衣会织成什么样儿？

“有一次，我听到两个人辩论。这个辩论系因讨论钞票问题而引起的。他们辩论的主要进行方式是这样的：

某甲：“我讨厌钞票，很脏。”

某乙：“哪里！新印的钞票不脏。”

某甲：“虽然是新印的，其脏与旧的何异？”

某乙：“新的和旧的一样脏，这怎么说得通呢？”

“这两个人就这样辩论下去。我们看，这样的辩论怎会有结果呢？只要稍肯用用头脑，我们立刻会发现，两人意见之所以相左，在语言方面，至少是由于用字不同所引起的。两人虽然同是用的一个‘脏’字，但甲之所谓‘脏’与乙之所谓‘脏’，意义各不相同：甲之所谓‘脏’意指‘金钱万恶’这一类的价值判断，乙之所谓‘脏’意指‘衣服污秽’这一类的事实判断，所以尽管两人都用同一字，其实是各说各的，没有碰头。这样的辩论，毫无意思。如果甲乙二人之中，有一稍有思想训练，立即察觉二人之所以话不投机，系因同用一字而意义不同之故。他们立刻停止下来，整理语言工具，各人把所用‘脏’字之意义弄清楚，那么，这场辩论就不致弄得如此之糟了。……”老教授抽口烟，沉吟着，“……我在这里所举的例子，只是最简单的情形，碰到复杂的情形，例如哲学的讨论，结果一定更严重。所以我们更需要语意界说来帮忙。

“第二，调节意义范围。在我们用名词时，如果原有用法或意义太狭或太宽，我们必得借语意界说来重新调节一下，在学术范围中常须如此。例如，‘哲学’一词，用久了，以致太宽泛，很需要把它的意义弄窄一点儿。窄一点儿，就严格些。又例如，‘民主’一词，许多人认为只指一种政治制度。这种意义，似乎太狭隘，我们可以把它加宽：意指一种态度，或一种生活方式。常识中的‘能力’和‘热’这些字眼富于意象和情感，不合科学之用。物理学家用之之时，必须重新加以界定。如未重新界定，则物理学的‘能力’概念根本不能显出。在心理学的研究中，‘智能’‘羞恶’‘本能’诸字眼，尤须重新界定，方合科学之中。其他这类对字眼松紧的例子很多，只要我们留心，便不难碰到。

“第三，增进新意义。新事物出现而有新名词时，我们也得借语意界说来规定该名词之新意义。或者说，当原有名词不足以表达一新经验时，我们便须新立一语意界说。例如，‘熵’，物理学家就替它下了界说。‘航空母舰是作为航空基地的舰只’这个界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是没有的。

“第四，保证推理之一致。科学不仅需要一致采用的名词，而且需要从此名词出发所作之推理为大家公认。只有从没有歧义的和精确的名词出发，我们才可作无误的推理。许多思想上的错误，系由推理错误所致。而推理之错误，在起点上，一部分系名词的意义不一致。

“第五，简缩语言。简缩语言可收语言经济之效。这主要系语法界说的任务。不过，从语意着想，简缩了语言后，不仅可收语言经济之效，而且可以使人易于把握一个中心意义，因而增加了解。在十几年前，假若我们文气满口地对一般老百姓说：‘我们此时正在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之侵略从事抵抗战争。’他们一定很难把握住一个中心意义。如果我们简单地说：‘我们现在正在抗战。’他们便可立刻明了是怎么回事。在这里，隐含着一个界说：我们是拿‘抗战’二字来界定‘对日本军国主义者之侵略从事抵抗战争’这一长串。……定立语意界说的理由，主要有刚才所说的五条。”老教授把身子靠在椅背上。

“吴先生！界说有方法吗？”王蕴理问。

“严格地说，定立语意界说之普遍的程序是没有的。不过，在事实上，逻辑家或科学家常常从许多门道来定立。为了给大家一个引导起见，我们可以将那些门道清理出几条来。

“第一，拿同义词来界定。在传统逻辑教科书中有一条规律，规定界定端中不能包含与被界定端同义的名词。有一位做老文章的人，摇摇笔杆写道：‘夫军阀者，军中之阀也。’这样的界说，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不过，此条传统规律之所指，并不能排斥同义词之可作界定端。至少，基于一种需要而言，我们可以拿同义名词来界定任何名词。例如，假若有人不懂何谓‘闭户’，我们可以告诉他即‘关门’。同样，‘犬’即‘狗’，‘豕’即‘猪’。我们拿大家已经熟悉的同义词来界定有人尚未熟悉的名词，使他因这一同义词比较接近自己的经验而能了解尚未熟悉的名词。这样一来，语意界说的目标便算达到。

“第二，解析法。我们可借解析方法来厘清名词之意义。有时，我们了解一个成语，但并不了解某一名词。于是，我们可借此成语来界定它。例如，如有人不解‘哲学’一词的意义，传统哲学家会告诉他：‘哲学者，爱智之学也。’亚里士多德借着种（genus）、属（species）、别（differentia）来行界定。这种方法，当用于名词而不用于事物时，也是解析方法。例如，‘人是能用工具的动物’。……当然，解析方法只能用来界定普遍名词或抽象名词，而不能用来界定特殊名词。如‘罗密欧’‘朱丽叶’‘嫦娥’，都是不能用这种方法界定的。

“第三，综合法。我们借此法把所要界定的名词置于一个关系系统中的某一地位，与其他名词综合起来，以界定之。例如，我们说‘红’，即‘正常的人，当其眼受波长7000—6500Å刺激时所生之颜色’，便是这种界说。综合方法乃指出所要界定的名词与某些已知名词有何关系的一种界说方法。在几何学中，我们把‘圆’界定作‘一条封闭曲线上任何点与其内一定点之距离相等之图形’。这种界说方法，即综合方法。

“第四，指明法。一般说来，名词有外范与内涵。外范即此名词可应用之范围或所涉之分子。如有人对某名词不了解时，我们可将此名词所应用之范围中的分子展示出来，那么他就可以了解。如有人不了解何谓‘鸟’，我们可以说，‘鸟’是鹅、鸡、鸦、鸭……如有人不了解‘洋’，我们可以告诉他，‘洋’者，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北冰洋。

“现在，我们已经把语意界说的几种程序说过了。当然，我们还得会用。会用才能精。”老教授深深抽了一口烟。

“吴先生，界说有什么必须遵行的规律没有？”王蕴理问。

“传统逻辑中是有的。新式的逻辑书中反而不大谈到。”

“为什么呢？”王蕴理又问。

“我想……”老教授慢吞吞地说，“有两个理由：最显而易见的理由是，那些规律，时至今日，经不起批评的解析，已经不大站得住了。其次，最实在的理由……照我看……界说之见诸形式，固然是有普遍的结构，可是，界说之创建，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颇有艺术成分。既有艺术成分，就不大容易定些规律来限制它。传统逻辑中的界说规律之有逐渐被淘汰的趋势，我看……这是一个最大的理由。传统逻辑中界说规律的对象是所谓‘实质’界说和种属界说。而近年以来，特别自数学中种种界说发展以来，界说的种类远远出乎‘实质’界说和种属界说范围以外。因此，旧日的规律自然不适用于它们了。”

“那么，界说是不是可以随便定立，不依任何限制而行呢？”王蕴理又问。

“这也不然。定立界说，虽然没有严格的规律可资遵守，但是，逻辑家和科学家在实际定立界说的工作中，经验到怎样定立的界说才有用，怎样定立的界说便不合用。日子久了，经验多了，在大体上，他们可以摸出一些避免失败的门路。依据他们的经验，严格的界说规律固不可得，但是依据他们的经验而给我们以种种规戒，总是办得到的。”

“哪些规戒呢？”周文璞问。

“1．在不必要时，不要定立界说。这也就是说，在不必要时，或未感到不便时，不要改变大家已经接受的界说。我们必须知道，新的界说，系不得已而用之。界说用之过多，破坏约定俗成，使用者脑力负担过多，因而引起不便——不易交流思想。

“2．除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原有的名词太繁重，否则不用界说。每一事物都可用语句来表达，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并非每个事物都已有名称。因而，只要原有语句够用，不必另造新名。

“3．如果无一名以名人所需名之事物，则立界说以名之。可是，在定立界说之前，最好弄清楚所要定立的界说，是否在某一专门学问范围以内。如是，最好请教该门专家，切勿自作聪明。尝见有弄玄学的人撇开已有的物理知识，自界说物理学名词的界说。这样，恐怕难免贻笑大方。

“4．不可以一名而界定两次。这一条容易说而不容易完全做到。有时，有学问的人亦不免于此病。例如，正如罗宾森所指出的，科恩（Cohen）和内格尔（Nagel）把逻辑上的‘独立’界定成两个意义：（1）设有两个命辞，任一不涵蕴另一之真，则二者独立；（2）设有两个命辞，如任一之真或假不涵蕴另一之真或假，则此两个命辞独立。第一个独立的意义是在讨论公理时用的，第二个‘独立’是讨论任何一对命辞的涵蕴之各种不同的可能情形时用的。在专门知识的范围里，这类情形不少，所以尤其要当心。

“5．不可把界说当作一项回避。有时，我们碰到难解的抽象名词，并不确知其义便随便用了。或者，我们对于某问题，讲到半途，有人发现我们所讲的不通，于是我们从所用的名词上找出路，歪曲原来所取的意义。如果这种办法系出于有意，西方人叫作不够sincere，不真诚。这是很严重的事。西方学者对于学术上的sincerity，真诚性，非常重视的。

“6．界定端必须与被界定端切合。这也就是说，界定端的范围必须与被界定端的范围大小相等。古希腊柏拉图派的学者将‘人’界定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相传阿基思顽皮得很，捉了一只初孵出来还没有长羽毛的小鸡，问这是不是人。显然得很，将‘人’界定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这个界说的毛病就是界定端的范围太宽。可是，如果我们将‘人’界定为‘识字的动物’，这个界说又失之范围太狭，因为还有许多人不识字，初生下来的婴儿也不识字。在前例‘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中，界定端‘研究生命现象的科学’的范围与被界定端‘生物学’的范围之大小是相等的。所以，这个界说可用。

“7．界说在能用肯定语气时，不可用否定语气。假若我们将‘男人’界定为‘不是女人的人’，这个界说没有达到目的。

“8．界定端不可用意谓暧昧的表词，而必须用意谓明白的表词。这一条是很显而易见的。我们之所以要定立界说，常常起于名词的意谓不明。一旦名词的意谓不明，我们需要以意谓明白的表词来界定它，使人由未明了而明了。既然如此，界定端必须用明白的表词。如其不然，界定端的意谓何在，都不明白，那么便是以其糊涂还其糊涂。这样一来，界说的目的便没有达到。

“9．界说不可循环。这就是说，被界定端不可出现于界定端。如果出现，界说的目的也未达到。如果我们说：‘人者何？曰：人者人也。’说了半天，我们对于人的意谓还是一无了解。这样的界说是无用的。所以，在一般情形之下，被界定端不可出现于界定端。”

“不过，”吴先生加重语气说，“这种限制只是就一般情形而言的。就特殊的目的而言，就不适用了。联回界说（recursive definition）的被界定端就出现于界定端。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预备在此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