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当前文艺改革的首要问题——省部分文艺家座谈纪要

文艺如何改革，以适应并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为此，广东省文联近日邀请部分文艺家就这个问题座谈。现将谈话摘要发表。

秦牧：文艺改革的首要问题

我以为当前文艺改革的首要问题是这么一些事情：

1.文艺有多方面的功能，除教育功能外，还有增长知识、审美、娱乐等方面的功能，鉴于前一个时期许多部门都有放松思想教育的倾向，今后应该提倡全面掌握文艺功能，它的各个方面都应该注意，但是应该突出教育功能，批判迎合低级趣味的庸俗文艺作品。

2.为了更好负起使命，文艺工作者应该不断学习，提高思想境界，增进艺术修养，深入生活。各个协会对此应该不断组织一些相应的活动，促使大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3.针对好些文艺活动处于低谷状态，希望上级领导部门采取措施，降低对出版单位征收的税利，筹集文艺基金，奖励确有水平的文艺创作，为它们的出版、演出创造条件。对于反映改革开放的力作，以及在思想水平的创新上有重大突破的佳作，特别给予奖励。

4.对于文艺团体体制改革的措施要经过实验和再三的论证，才可以认真推广。责成表演团体创收，自负盈亏之类的措施，采用时尤其要慎重。

5.扫黄的工作必须长期化、制度化。

6.领导部门经常和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会、对话会，互相通报情况，改进工作。

于逢：要揭露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

资产阶级自由化，核心问题是否定党和社会主义。但文艺界有些人不明说，而是拐着弯子，用西方现代派的词汇和表达方法，来把思想理论搞乱。其中的突破口，就是所谓“反传统”，“观念更新”。到底是什么“观念”，如何“更新”，也不明说。但认真研究起来也就清楚了，那就是要把我们党长达六七十年的革命传统，都当作“保守”、“教条”、“僵化”、“左”，全都“更新”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那里去。他们把目前的思想意识划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传统意识”，一类是所谓“现代意识”，于是进一步把“观念更新”具体化了，而且还具体到人，人也被划分为“传统人”和“现代人”，这两类人势不两立。只是“传统人”在中国看来非常之多，总计起来，大概有十亿人吧。而所谓的“现代人”，大概还是占少数。但他们既想治党，又要治国，以图把党和社会主义铲除掉。这些他们要说的真正的话，都没有直白地说。我们只好象剥笋一样，把它的皮一层层剥掉，露出那核心来。

舜之：文艺不能脱离政治

搞自由化的人认为文学就是“灵与肉”，同政治无关。但他们贬损、否定鲁迅，否定“五四”运动，否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要改写文学历史、近代史、现代史。搞创作的，则“创作”了一系列“怪圈”、“魔圈”、“文化圈”。苏晓康们炮制的《河殇》则搞了个什么“新纪元”；随后，他们炮制的另一部还未出户便告流产的电视片，更把陈独秀捧上九重霄，对毛泽东，则称之为什么“奇理斯玛之谜”……这哪里是什么与政治无关？倒是从反面证明文艺与政治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

蔡运桂：不能片面强调文化艺术产品的商品化

去年有位文学评论家著文强调说：“文学市场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促进文学产品的竞争与竞赛。一切文学作品都要在经济效益面前受鉴定，优胜劣败，或存活或淘汰。”而今天的文化市场所证明的恰恰与这位评论家的结论相反，在经济效益面前鉴定的结果是劣胜优败。许多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出版无门，谈不上什么经济效益，而有些人信手胡编一些下流、色情的故事，却大发其财。许多出版社、承包商也利用这些低级、庸俗的书籍、杂志来扭亏为盈，广开财路。这不正好说明在经济效益面前“劣胜优败”么？文化精神产品的生产不同于物质产品的生产。着眼于经济效益来搞文学艺术创作，往往会走上邪道。

我认为，国家不仅要用法纪制裁写“黄书”、出“黄书”的人，还应该在经济政策上进行必要的调节，比方有些书重税，有些书免税等等。

吴锡河：文艺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方向

文艺改革的根本问题是方向问题。

广东的文艺工作，成绩不宜低估，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宜忽视。尼采、柏格森、佛洛伊德等理论成了某些人顶礼膜拜的偶像，什么唯美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未来主义等等，被一些人摆弄得眩人眼目，以为时髦，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则被他们斥之为教条、过时，僵化；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文艺的能动反映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塑造时代的英雄形象等等被忽略了，作品脱离生活，远离群众……这些都是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的恶果。因此文艺的改革，必须同解决这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除了运用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之外，必须要使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居于指导的地位，从根本上解决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是使文艺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罗源文：组织落实

不久前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和有关部门负责人都说，这些年来，一些人特别是赵紫阳同志，割裂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的统一，一方面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志采用种种办法加以排斥、压制、打击；另一方面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默许、纵容、鼓励、支持，直至把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来依靠。事实说明，这样搞法，难怪多年来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不是小问题”上，虽然说得很多，但效果不大，中央的讲话、文件，对一些人根本没有起作用。为什么？

我想到这句话：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要真正地、全心全意地、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是首先解决依靠什么人这个问题。应该抓紧从革命队伍中选拔政治素质好、有高的和比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党性强，在复杂的斗争中政治方向明确，注意掌握政策，坚定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优秀干部，去占领“丢失了的阵地”。同时，应该将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严重而又不思改悔的人该调整的迅速调整出去。因为事实已充分说明，宣传舆论阵地的领导权，如果不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掌握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同志手中，就会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

周佐愚：加强文艺家的社会责任感

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和我省的美术创作和美术研究都出现过比较活跃的局面，产生了一批颇有新意的作品和具有创见的研究成果。但是近几年来由于整个文艺工作缺乏强有力的正确思想指导，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在美术理论方面，有的论者从主张“审美是美术的唯一功能”，发展到“美术并不需要给人美感”；从认为“艺术离开政治越远越好”，主张搞“非表现、无主题、无功能的纯艺术”，发展到主张以“摧毁一切”为创作目标，要使自己的创作引起观众思想的迷惑和社会的“深刻混乱”，使自己的创作成为“中国历史的绝望和古老文明死亡的祭品”……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改革”理论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条，就是盲目崇洋，有些一向激烈反“左”的同志，到头来却把西方现代派中自称为“极左派”的狂言，当作“天书”奉若神明。

社会主义文艺应是能够满足人们多层次的审美需要，能够美化人们的心灵，提高人们的素质，启迪人们的智慧，能够激励人们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而奋斗的文艺。所以我认为，当前文艺改革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明确改革的目标，明确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重新提高文艺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社会责任感。

杜埃：不能忘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文艺上的表现，有两件事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第一件是关于精神污染问题。几年前，在北京召开作代会，就有人说，今后再也不提反精神污染了。不反精神污染造成的结果是：色情淫秽、凶杀打斗的出版物充塞街头书摊，大量的黄色作品毒害着广大群众的纯洁心灵，使一些人忘了什么是理想、道德、纪律，败坏了社会风气。

第二件事是：几年前，又提出所谓“创作自由”。有人说我们党从来没有谈过创作自由，现在提出，是个里程碑。这不符合事实。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就明确提出创作自由的问题。解放后，我们党强调过创作自由，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更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报刊发表过不少文章，论述题材必须宽广多样，反对简单化、公式化，这不正说明党是历来提倡创作自由的吗？在“四人帮”时期，确实有过一段日子创作是不自由的。但经过清除“左”的流毒和拨乱反正，原先不能写正面人物有缺点、不能写恋爱等情况都改变了。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大量的好作品问世，各门类的文艺都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众多文艺报刊出版，这就说明我们的创作是自由的。至于《苦恋》、《人啊，人！》、《春天的童话》等少数有缺点错误的作品受到批评是正常的，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不能说是创作不自由。

离开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创作自由，只会导致良莠不分，迷失方向。在文艺这条战线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既是紧迫的又是长期的任务。

吴世枫：方向是个关键问题

文艺改革首先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毛泽东文艺思想作指导。文艺上要搞自由化，必然要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所以，就有人抛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零碎的“断简残片论”，反映论是“机械唯物论”等；又有人只讲发展马克思主义，不讲坚持马克思主义，说“发展就是坚持”，实质是借口发展，反对坚持。再有，就是以“更新观念”、“艺术创新”为名，取消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文艺原则原理。如否认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鼓吹私生活、内心生活也是“生活”，甚至说心灵才是“源泉”；反对表现人民的生活斗争和思想愿望，表现重大的社会主题和时代精神，而鼓吹“背对现实，面向自我”，鼓吹写超历史、超社会的抽象的“生命意识”，写个人的孤独、寂寞、厌倦，反对文艺创作的倾向性和思想性，鼓吹非理性、非道德化、非功利，鼓吹写瞬间感觉、情绪，甚至写生理本能，写潜意识，声称这才是“伟大的深化”等等。

再是改革的指导方针问题。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文艺的基本方针，也是改革必须遵循的唯一指针。此外，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还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或者叫反倾向的斗争，亦即既要反对僵化、保守、教条，也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当然，这种斗争决不是乱整人的、乱打棍子的，而必须是从实际出发的，注意政策，以理服人的。

易准：分清是非　正本清源

进行文艺改革，首先要分清理论是非，正本清源，把搞乱了的文艺思想纠正过来。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当务之急，是把文艺评论搞起来。我想到如下几点。

一是动员评论工作者拿起笔来，积极投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从斗争实践中锻炼、建设马克思主义的评论队伍。

二是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文学基本理论的学习，提高评论队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鉴别力、剖析力和战斗力。这既是现实斗争的需要，也是加强文艺评论基本建设的百年大计。

三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自由讨论，大兴争鸣之风。从讨论、争鸣中明辨是非、鉴别美丑，坚持真理，克服谬误，使马克思主义在百家争鸣中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四是要给评论队伍提22）要的条件。特别是一些在机关工作的中年评论工作者，他们工作忙，精力有限，光靠在业余时间学习和写作，确有实际困难。只有从时间上给予必要的保证，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梵杨：必须批判民族虚无主义

对民族文化虚无，对洋人吹捧，是“假洋鬼子”的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引用洋话来贬损祖国，尤其爱引用黑格尔的言论。比如谁都知道，华侨遍布全球，《河殇》却不顾事实，引黑格尔的话，说中国人没有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活动；更有文章说：“按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的说法，‘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人根本谈不上个性。”这是瞪着眼睛说胡话。请听听黑格尔的同胞——大诗人歌德是怎样说的吧！他说，中国人比之他们德国人“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至于中国的文化呢，对一部普通的传奇故事，这位大文豪夸赞之后说：“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人家赞口不绝，我们却要摧毁。

记得“批林批孔”时，北京一家报纸发表过一篇批判长文，也是引黑格尔的话，说孔子的著作不翻译出版完全应该，因为它没有任何哲理。看来，在对待民族文化上面，“精英”同“四人帮”是异体同心，都是虚无主义。为了更好地对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加以改造、继承，以繁荣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对民族虚无主义的批判，是当前文艺工作的一大任务。

邵增虎：改善文艺生态倡导职业道德

文艺要改革，第一重要的是要解决严肃文艺的生存环境问题。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领导可不可以抓一抓文艺生产上的“计划生育”工作呢？我不是讲配额，我是讲主次，讲先后。多元的格局要不要讲主流？我以为主流应该是“两为”的作品。它应该起到领唱、主旋律的作用，倡导这个主流，给它创造较为有利的生存环境，文艺生产才能做到正气压倒邪气。如果佛门道祖、风水先生、尼采萨特才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如果我们的作品总是表现空虚庸俗、低级下流、阴暗晦涩、悲观失望、一片淡漠荒凉、或神秘莫测，怀疑一切，那我们的文艺就走向堕落了。改善文艺生态，给引导人们积极向上的健康文艺以最好的生存环境，把“垃圾文艺”扫进垃圾箱是当务之急。

其次文艺家要讲职业道德，要讲社会责任感，人的素质不一样，生产的货色质量就不一样，提高文艺质量的根本前提是提高文艺家本身的素质。

欧阳山：论拨乱反正应该先行

（原文见《广语丝》第十四）（原载《广州日报》1989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