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学发凡》第九版付印题记

本书曾在抗战前出过八版，抗战以来则在似乎出似乎不出的状况中搁置了好多年，各处旧书店把它当作绝版书卖，价格高到六七百元乃至千余元一本。最近有三家新书店看见这种情形，都愿挺身为我印行这一本书，而中国文化服务社社长刘百闵先生对于这本书的热诚尤为可感，现在就请中国文化服务社印行第九版。

我因为修辞学中有许多部分与文法学有关，要彻底建立科学的修辞学不能不彻底建立科学的文法学，又因为中国语文问题常与中国的国运连同升降，每逢国运艰难，就有无数远见的人士关心语文问题，誓愿扫除文盲文聋，而要真正解决语文问题扫除文盲文聋乃至建立科学的语文教学法也有赖于科学的文法学的建立，故于本书印行以后我就从事中国文法学的研究，辛劳十年，颇有新得，正拟编著一部《中国文法发凡》，与本书相辅而行，但因无人助理，进行颇慢，或许要到海内清平的时候才能有成，那时当将本书大加增订。这次付印不过略略加笔，使本书所说与我最近所见更加调协而已。年来被邀从事新闻教育，对于时务积见益多，越见中国语文革新常与中国发愤图强的历史相辉映，过去如此，将来也必如此。读本书的，能从这等大处远处设想，这本书将对于他更有意义。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北碚复旦大学新闻馆奠基纪念日，陈望道敬记。

一九五四年版重印后记

本书曾经重印过多次。这次重印之前，我曾经校读了一遍。有几位朋友，也替我看了。有几个以前错排的地方，已经改正。有一处，引用的译文已经有了新版，新版字句略有修正，本书也已经照新版修正。还有本书的其他辞句节段，也有几处略有改动，也有几处增删的相当多，但大体还是仍原书之旧。原书有的缺点，难免仍旧存在，还请大家指正。

陈望道一九五四年四月于上海江湾

一九六二年版重印前言

本书是一九三二年写成、印行的，过去曾经重印过多次，一九五四年也曾经重印过一次，现在又将重印，我趁这机会又从头校读了一遍。对于用语，略有改动。是否妥当，还请大家指正。

本书的写作企图，曾经在一九三二年的“后记”四中指明，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书中有些地方论争的气氛很重，便是为此。大白先生的序言，也是一篇参加论争的序言，当时文化界的朋友大约都知道。一九五四年重印时，我曾经想把这论争的部分减去，把刘大白先生的一篇序言也一并略去，因为事过境迁，这一部分已经成为陈迹；但若如此，全书就要大动，所以终于未曾实行，还是仍原书之旧。这次重印，也是如此。只有希望大家注意这两个部分的分别，并且分别对待这两个部分：对于当时同保守落后的偏见论争的部分，看看是否当时发生过一些影响；对于画清经界或者画清轮廓的部分，看看是否现在还有什么可以用。

现在是我国一切方面都在跃进的时代，修辞现象方面也有显著的进展。有些过去比较难以找到适当例证的现象，现在也已经不难找到内容形式两全其美的好例了。例如回文，现在就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之类的好例（见《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第一○四页）。顶真，现在就有“猪多肥多，肥多粮多，粮多猪多”之类的好例（通栏标题，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解放日报》第一版）。还有双关，也有不少的好例，见于广西歌舞剧《刘三姐》；析字，也有“不费红军三分力，消灭江西两只羊（杨）”等歌谣名句，广泛流传于江西革命根据地，因“羊”和“杨”谐音，借音意指杨池生、杨如轩两个师。至于譬喻、借代之类，以及借代之中的数字的运用，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类，则更是万紫千红，美不胜收。需要我们面对修辞实际，广事搜集，善为总结。特别是关于文体、文风的问题，内容较为错综复杂，而且有些方面近年来变化很大，本书对此又只作了一般的说述，尤其希望有人专心一意地从事，同时又有很多人广泛地探讨，以期我们对它能够有更为深入的理解和更为广泛的注意。

陈望道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于上海复旦大学

一九七六年版重印前言

本书是一九三二年写成、印行的，过去曾经重印过多次，也不断有所改动。这次重印，我又进行了校读和修改。

从本书初版到今天重印，我国社会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一九三二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国还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学术文化比现在落后得多，就是修辞学也不如现在这样的发展。当时写作本书，就是想将修辞学的境界略略画清，并想依据当时的修辞实际，把汉语文中的种种修辞方法、方式，以及运用这些方法、方式的原理、原则，加以系统地阐释；同时，也相对当时社会上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批判。当然，也不免受到一些那时文化学术的局限。

解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风貌和文化境界更是与旧中国根本不同。修辞现象也随着有显著的进展。内容形式两全其美的修辞新例，到处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美不胜收；文体、文风也起了很大的变化。需要广事收集，深入探讨，善为总结。

本书这次修改，为精力和水平所限，又考虑到毕竟是旧书重印，也就未能论说修辞现象的新进展、新变化。所作的修改也只是添换了部分例证，改动了某些用语、辞句、节段。这个修改本大体还是仍原书之旧，原书存在的缺点和错误，难免还会存在，而就是新改动的地方，也未必都很妥当。希望广大读者和语文工作者批评指正，我愿与同志们一起为发展和繁荣祖国的修辞学科而共同努力！

陈望道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