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四

故宫《卢鸿草堂十志图》的根本问题补志

本书付印已到末校时，接友人傅光海兄元月十六日来信，对此故宫图卷的了解，甚有裨益，谨录如后：

复观兄：本日偶阅刘后村《大全集》卷一百五十有《卢鸿草堂图题跋》一则（原信此处节录刘跋，现改全录于信后）；根据此跋，可作如下之推论：（一）后村所见之《草堂图》，应即故宫现藏之《卢鸿草堂十志图》。（二）后村指杨、周二跋为赝，虽未举证据；但以后村与周益公（必大）年代相接，（周死时后村已十八岁），距杨风子（凝式）时代亦较近，所说当非全无依据。此跋可与兄文谓杨、周二跋皆伪相印证。（三）故宫现藏图卷无刘跋，应缘当时图为方氏珍藏，后村既指所书十志多误字，几不可读，二跋又皆赝，自不便题之卷上。兄文谓此图卷“无宋元两代流传之迹……大概系元代的赝品”；证以此跋、此图实己流传于南宋，自亦非元代赝品。又关于卢氏名字问题，《李太白集》卷九有《口号赠征君鸿诗》，亦称卢名鸿，不称鸿一……偶书所见，质之高明，以为何如？弟光海上。

元、十六。

按我写《故宫卢鸿草堂十志图》的考证文章，意欲以实例说明对画史资料应重辟新的研究方法。但因此类材料零散，为环境及时间所限，有价值之参考材料，颇有遗漏，得光海兄之补益良多。此次刘后村有关此图题跋之发现，对问题之解决，极有意义。兹将题跋全文录后：

《卢鸿草堂图》

此孚君旧物也。今为方楷敬则珍藏。第所书十志多误字，几不可读。如期仙磴一章，谓“灵仙仿佛可期，儒者毁所不见，则黜之，疑冰之言，信矣”，此用蒙叟夏虫不知冰事，及荆公虫疑冰之意。今书“疑”为“凝”，大可笑。杨风子之跋，赝也。周益公之跋，亦赝也。郑编修家有绢本亦然。余既借本命工摹写，托竹溪林侯作小楷书十志；林苦讹字不可致诘，唐文集中无卢鸿，又别无善本可参校，遇讹字则缺之。（《后村先生大全集》第一○五卷）

按刘后村与周必大时代相接。以周必大题跋之多，后村当然可以直接断定周跋之真伪。周跋伪，则杨跋之伪不待言。后村跋中所称“孚君”，虽不知何人，但其非芗林向氏，则可断言。后村所见有杨、周两伪跋之草堂图，既系“孚君旧物”则伪周跋中所谓“右芗林向氏所藏”云云，全系出于作伪者之言。就杨、周两伪跋及《十志词》多讹夺的情形而言，则光海兄以今故宫所藏者即后村所见方氏藏本，极近情理。但因下述各点，则恐今日故宫藏本，乃系伪中之伪。理由：

一、后村跋在指出两跋皆伪之后，紧接着说“郑编修家有绢本亦然”，这分明说郑编修家藏绢本草堂图，亦有同样的两伪跋。则有两伪跋的《草堂图》，在后村时已非一本。其继续摹写，极有可能。

二、观后村跋文开头便说“此孚君旧物也”的口气，当然是写在图卷后面的。因草堂图的声名太大，所以后村虽明知其伪，而仍加以摹写；不会因其对此图卷有所斥破而便不把跋写在后面。今故宫图卷，并无后村之跋，则当系另为一本。

三、后村跋中所引期仙磴一章中数语，较之故宫图卷本，“可”字上少一“若”字，“儒”字上少一“及”字。因其系跋后，文字上不应有此异同。尤重要者，后村跋中，已明指出“书疑为凝，大可笑”。但今故宫本系“疑”字而非“凝”字，则知摹写者见后村之跋，而将原文之“凝”字改为“疑”字。

四、此图卷既有周必大的伪跋，则其伪造的时间，当与后村相去不久。中经有元以迄项元汴，百余年间，无一收藏印记，究属可疑。故宫图卷数十方印记中，就常情推测，必有可疑的印记。可惜原迹在台北博物院，无法就此点作进一步的考查。

五、我已说过，在元以前，以称“草堂图”占绝对多数；明后始多称“草堂十志图”。后村所跋者分明称为“草堂图”；而今故宫本乃称“草堂十志图”。这也可以证明故宫本虽与后村跋本同属于附有两伪跋的系统，但其并非一物；而且故宫本远在其后。

综上所述，可以推断今日故宫本乃附有两伪跋的孳乳本。这是我感谢光海兄对此问题所提供的贡献，而在材料批判上，却与光海兄的意见不完全相同的地方。

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七日夜，复观谨补志于东海大学寓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