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

历史学家一直甚为忽视的法国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革命群众的性质问题。当然，人们很久之前就承认这次革命不仅是一次政治的，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动乱，城市和农村的法国普通群众对革命的进程和结果都贡献了力量。巴黎的情况也完全一样。在巴黎革命史上，人们已经公正地承认了那些伟大的“骚动日”的，也就是1789年至1795年间不断爆发的群众暴动和示威游行的特殊重要意义，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各政党和各集团之间的关系，把成千上万的巴黎市民卷入了革命活动。

这些都是早已得到普遍承认的常识。但是，1789年7月攻陷巴士底监狱，10月进军凡尔赛把国王和王后挟回首都，1792年8月推翻君主制度，以及在热月9日冷眼旁观罗伯斯庇尔失败的那些群众，究竟是由哪些人构成的？领导或影响他们的是谁？促使他们采取行动的是哪些动机？他们的参加有什么特殊意义？带来了什么结果？我并不是说研究这次革命的史学大师没有解答这些问题，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由于缺乏更为精密的研究，他们往往按照自己的社会理想、政治态度或先入为主的思想意识来解答这些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把他们分成几类：一类是柏克和泰讷这样的作家，他们对革命和革命所维护的一切显然采取一种明显的敌视态度；一类是共和派历史学家，如密什勒和奥拉尔，他们认为大革命标志着法国人民伟大的再生风暴；此外还有卡莱尔这样的浪漫主义者，虽然大体上同情“无套裤党下层社会”，赞佩他们的“英雄气概”，但另一方面，却又对这些人似乎要造成的“疯狂世界”或“无政府状态”怀有极端的恐惧。

在柏克看来，革命群众起的完全是破坏作用，并且认为他们是由社会上最可恶的不良分子组成的：1789年10月侵入凡尔赛宫的群众是“一群满身散发着……血腥气味的残酷的歹徒和凶手”；王室家族是被“那些地狱冤鬼化身的、卑贱丑恶到难以形容的妇女”一路挟持着返回巴黎的。国民议会迁移到首都以后，被迫在“一群凶恶的暴徒和无耻的女人的喧嚷中”考虑问题[1]。然而，柏克的诋毁还远抵不上泰讷，这位1848年时的自由主义者，后来被1871年的经历吓坏了的先生，他那一套咒骂的词汇以后一直为研究大革命的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所引用。1789年初夏的外省起事群众，被他说成是“逃税者、私盐贩、偷猎分子、流浪汉、乞丐、多年积犯”。巴黎革命党人和攻陷巴士底监狱的群众都是最下层的社会渣滓：

社会渣滓浮上了表面……首都似乎落入了贱民和匪徒的手中……这些流浪汉、乞丐，许多人都“几乎赤身露体”，大部分像野人一样地武装起来，面目狰狞，他们是“人们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那些人”。

10月间向凡尔赛进军的女商贩以及其他人在他的笔下是：

罗亚尔宫的侍女们……加上洗衣妇、乞丐、穷老太婆、几天前花钱雇来的卖鱼妇……这些乌合之众包括她们碰到的女看门人、女裁缝、家庭妇女，甚至还有资产阶级的妇女。此外，还有流浪汉，在街头闲荡的二流子、土匪、盗贼，这些人都是汇聚在巴黎的社会渣滓，他们每逢动荡就浮上了表面……这就是前前后后卷入群众浪潮中的垃圾。

1792年8月10日把路易十六赶出图伊勒里宫的起事者变成了：

几乎都是一些最下贱的人……或者是那些操下贱行业的顽民，杀人不眨眼的好勇斗狠者和妓院小厮……来自各处的无法无天的冒险者，马赛人和外邦人，被驱逐出境的萨瓦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2]

直到今天，还有人像泰讷那样把上述的以及类似事件的参加者一般称为：“暴民”“最下贱的人”“土匪”和“强盗”。[3]

另一方面，密什勒和共和主义传统的维护者用完全不同的字眼称呼革命群众。每逢革命群众提出或似乎提出革命资产阶级的愿望时，他们便被认为是人民的和共和主义的一切美德的体现者。在密什勒看来，巴士底监狱不是必须以武力才能攻破的堡垒，而是罪恶的化身，不可避免地要被体现着美德的人民所战胜；“巴士底并非被攻陷……而是自己投降的。它那罪恶的心灵受到谴责，它自己已经感到完全绝望。”谁攻陷它的呢？“人民，全体人民”。同样，在10月5日，当革命领袖们正在为危机寻求解决办法时，他说：“只有人民才能想出补救办法：去把国王找回来。”妇女群众起了重要的作用，决不仅是偶然参加而已：“群众中最能够代表人民的，也就是我所说的最有良知良能和勇敢精神的人，无疑就是妇女们。”[4]路易·勃朗对群众的评价虽然没有密什勒那样热情洋溢，但也相差无几[5]；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激进派教授奥拉尔，尽管措辞十分谨严和引证十分丰富，但也具有同样的传统：“整个巴黎都站起来了，武装起自己，攻陷了巴士底监狱。”[6]

虽然这两个敌对的学派对于法国大革命史的编纂和教学有很大影响，但在英国，卡莱尔惊人的想象力对于一代又一代的学生、教师和教科书作者发生的影响也许更大。他用多种多样的辞藻来描绘为大革命所解放出来的，构成革命每一个决定性阶段的积极因素的社会力量：“激怒了的国民猛虎”“喷出熊熊烈火的世间怪兽”“胜利了的无政府状态”“席卷一切的火葬……世界的死亡之鸟”，等等。从这一切描写看来，卡莱尔郑重警告他的读者不要企图对法国大革命作更精确的分析就不足为奇了：“千万不要试图估计和衡量这一无法衡量的事件，为它作什么说明和把它化成僵死的逻辑公式。”[7]

尽管这些说法差别很大，所发生的影响也大不相同，却都贯串着一条共同的线索：不论革命群众被泰讷和柏克说成是“暴民”或“卑贱的乌合之众”，或被卡莱尔说成是“胜利了的无政府状态”，或被密什勒和奥拉尔说成是“人民”或“整个巴黎”，这些作者全都按照个人的好恶或偏见，把革命群众看成是不具体的抽象概念和善或恶的化身。我们对此也许不应该感到惊奇，因为在这些作者多数所属的19世纪，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几乎完全局限于政治方面或思想意识方面：19世纪20年代的君主立宪派如米涅和梯也尔是如此，那些受到1848年二月革命鼓舞的人如密什勒和路易·勃朗等也是如此，19世纪70年代愤愤不平的自由主义者如泰讷还是如此，甚至如第三共和国时代的激进派奥拉尔也未能例外，虽然不是那么明显。尽管他们对于革命传统的态度和大革命的领袖或牺牲者的爱憎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却全都惯于“从上层”[8]——也就是从公安委员会办公室、国民议会或雅各宾俱乐部的讲坛，或者革命报纸专栏文章的角度来观察历次事件及其参加者。这就使他们看不见有血有肉的革命群众，使革命群众的面貌随着革命领袖、他们的批判者或拥护者的兴趣、见解或理想而改变，因为群众的呼声是很少反映在政治家的演说或者小册子作家及新闻记者的文章中的。

然而，近50年来，许多优秀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使我们有可能用比较公正，也就是比较科学的态度来接触这一问题。这并非由于他们发现了很多前人所不知道或者得不到手的新档案材料；虽然有时是这种情形，但是至少就巴黎来说，情况却正好与此相反：密什勒和恐怖时代的历史学家莫提梅-泰诺曾经利用过的重要史料后来已经被毁。促使历史学家为新问题寻求答案，并由于这种探索的结果，而促使他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考察大革命史的，毋宁说是20世纪新的社会标准和新的问题。他们研究出来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构成无套裤党人的群众成分——农民、工匠、帮工和一般劳工——已经作为具有自己共同特点、利益和愿望的各个社会集团开始出现，他们的行动和态度再不能被看成仅仅是首都知名的记者、律师、演说家和政治家的思想、演说与命令的响应或反映。对于大革命的这种新认识——由下而上所看到的——首先表现在饶勒斯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中，这本书尽管题目就带有倾向性，却得到当时担任巴黎大学文理学院法国大革命史讲座的奥拉尔的极大赞扬[9]。此后五十年中，亚尔培·马迪厄关于1792年至1794年间巴黎社会运动的著作[10]，拉布鲁萨教授关于18世纪物价和工资的著作[11]，特别是乔治·勒菲富尔教授关于农民、革命群众心理和1789年革命动乱的著作[12]，都大大扩充了这方面的研究领域。

如果没有这些著作为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指出新的方向和提供新的动力，我也许不会想到写这本书。另一个决定性因素当然是因为有适当的文献资料可供利用。显而易见，参加大革命时期伟大人民运动的广大群众不像新闻记者和政治家，他们很少以书信、小册子、演说词或会议记录等形式留下关于他们的活动和愿望的永久记载。还有，巴黎的情况是，1871年的大火焚毁了大批市政和财政档案，因此我们丧失了一个宝贵的资料来源。如果这些资料保存下来，就可以提供有关工匠和小店主的收入、税额及流动资本的可靠材料，而巴黎无套裤党人中最富有斗争性的分子正是来自这两种人。不过，我们还保存着一项重要的，对本书的写作也许是更为可贵的资料来源——国家档案馆和巴黎警察总局的警政档案，这就是本书所依据的主要文献。18世纪法国的警察制度远比当时的英国发达，因此留下了丰富得多的档案。此外，警察的反复审讯的方法及其传统的审讯笔录，为史学家提供了关于案犯职业、住址、籍贯、年龄、文化程度和以前犯罪记录的详细材料。50年前，亚历山大·图埃特伊和马瑟勒·罗夫在一些著作中，就已经表明了这些案卷作为社会历史资料来源的巨大价值[13]。然而，不知为什么，马迪厄和他的学生却忽视了这部分资料[14]，直到近年来史学家才重新注意到这些档案。在本书中，我大量引用了1787年至1790年间巴黎市警察局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15]和1790年至1795年间巴黎各区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16]，并部分引用了1793年至1795年间治安委员会的同类报告[17]。这些文件帮助我们对发生在巴黎革命前夕和革命过程中的若干次群众运动有了新的认识，而过去的史学家对于这种群众运动往往注意得不够；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件使我们能够对于参加这些运动的形形色色社会分子作更加全面和更加清晰的描绘。当然，它们只涉及一小部分参加者——被逮捕、被杀害、受伤或者被人向警察告发的人——但是，从这方面得到的一些代表人物，却常常足以使我们从他们身上推出一般的结论。不过，关于这段时期主要革命运动——1789年7月、1792年8月、1793年5—6月和共和国三年牧月暴动以及四年（1795年）葡月暴动——的参加者，我们就必须另外参考其他资料来源： 巴士底监狱攻克者名单[18]、1792年8月申请领取恤金[19]和1793年6月申请领取从军时间损失补偿金的申请者名单[20]，及专为审判牧月和葡月起事者而成立的军事法庭的记录[21]。

当我们从这些记录中或多或少地看清楚革命群众的构成时，我们反而更难断定把他们聚集到一起和导使成千上万的巴黎人参加这些运动的动机（也许这并不足为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警察局记录和那些回忆录作者、记者、国民议会代表以及政府报告人通常带有倾向性的记载相比，仍是一种丰富得多的资料来源。除去上述警察档案以外，另一种宝贵的资料来源是由希米特、卡隆和奥拉尔分别编纂的，从1792年至1795年巴黎公社、中央警察局和内政部警探的报告或舆论调查[22]。这些报告是关于小有产者以及工资劳动者特别对于那几年各种事件反应的一座资料宝库。关于早期，还没有和它们完全相等的资料，虽然关于革命爆发前夕和爆发时的资料，哈代的日记手稿比它们更有价值[23]。

此外，警察的调查报告对于在本书中起有重要作用的物价和工资变动情况来说，是一个有用的资料来源。不过，这方面的主要来源是在国家档案馆文件F12和F13类中发现的各种统计表和一些不常有的材料[24]。

亚尔培·索布尔曾经加以整理和在研究共和国二年情况时充分利用过的1789年的《陈情表》（cahiers de doléances ）和1790年至1795年的巴黎各区文件[25]没有被充分地利用，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可是我们要知道，绝大部分暴动者和起事者来自其中的无套裤党人，在起草《陈情表》上并没有什么发言权——在巴黎尤其少。此外，在1792年8月以前，他们在各区的群众大会和各委员会中也很少起作用，或者不起作用，而只是在1793年6月至1794年7月这一个短时期内起过主要作用；但这段时期，由于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除1793年9月是特殊的例外，在巴黎，是一段唯一没有发生群众政治骚乱的革命时期。

本书主要研究的虽然是1789年至1795年的革命运动，但我也试图对1787年和1788年的群众运动作一番描述，它们虽然发生在1789年暴动以前，却是革命从之产生的社会和政治骚乱的一种突出的表现。早期的史学家虽然赞赏这些年中的贵族反叛对革命本身起了开锣戏的作用（即使不是一个组成部分），但却往往忽视了这些群众运动——正如他们在革命末期，往往忽视共和国四年葡月（1795年10月）的群众运动一样，这些运动虽然基本上是中产阶级的起事，可是却引起了巴黎无套裤党人的重大响应。因此，本书也许可以说具有这样的特色，即力图描绘出1787年至1795年整个时期的巴黎革命群众（在它的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明他们怎样行动，由什么人构成，怎样被吸引到革命活动中来，希望达到什么目的，实现了多少愿望。为此，本书准备首先叙述巴黎革命和紧临革命爆发的前几年中的那些事件，而这些事件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主要由普通男女构成的群众在街头和市场上参加活动。除去1790年（这是一个显著的社会平静时期）而外，这些骚动几乎是革命爆发前两年左右和爆发后最初六年间首都生活中不断发生的现象。叙述了这些事件之后，本书将从参加各种运动的群众的成分、举动、活动的动机和目的上，得出一般的结论。

但是，必须先向读者简单介绍一下巴黎革命发生的社会和历史背景。

* * *

[1] 埃·柏克：《法国革命感言》（E.Burke，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1951年伦敦版，第66—69页。

[2] 希·泰讷：《现代法国的起源：大革命》（H.Taine，Les Origines de la France Contemporaine.La Révolution ），1876年巴黎版，3卷本，第1卷，第18、53、54、130、272页。

[3] 例如，勒·马德林（L.Madelin）提到1789年7月巴黎起事者时任意使用“匪徒”和“强盗”等字眼〔参看他的《大革命》（La Révolution ）（1914年巴黎版）第60、66、68页〕；又如，在普·加佐特的《法国大革命》〔（P.Gaxotte，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48年巴黎版〕中，也随处都有这种字眼。

[4] 让·密什勒：《法国大革命》（J.Michelet，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8年至1900年巴黎版，9卷本，第1卷，第248、377—379页。原版于1847年至1853年期间出版。

[5] 路·勃朗：《法国革命史》（L.Blanc，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868年至1870年巴黎版，12卷本，第2卷，第352—353页；第3卷，第184页。初版于1847年至1862年间出版。

[6] 阿·奥拉尔：《1789年至1804年法国大革命政治史》（A.Aulard，Histoire politiqu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5年巴黎版，第37页。

[7] 托·卡莱尔：《法国大革命》（Th.Carlyle，The French Revolution ），1869年伦敦版，3卷本，第1卷，第226、258、264—266、303等页。值得注意的是，1837年的本书初版有一个副标题是：“无套裤主义史”（A History of Sansculottism）。

[8] 乔治·勒菲富尔（Georges Lefebvre）常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短语，最近还在为瓦·马尔科夫和亚·索布尔合著的《巴黎无套裤党人》〔W.Markov and A.Soboul，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1957年柏林版）〕所写的序言（第8页）中用过。

[9] 让·饶勒斯：《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J.Jaurès，L’Histoire socialist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901年至1904年巴黎版，4卷本；1922年至1924年修订版，8卷本。

[10] 亚·马迪厄：《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A.Mathiez，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 ），1927年巴黎版。

[11] 塞-埃·拉布鲁萨：《18世纪法国的物价和税收变动研究》（C.-E.Labrousse，Esquisse du mouvement des prix et des revenus en France au ⅩⅧ Siècle ），1933年巴黎版，2卷本；《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的法国经济危机》（La Crise de l’économie française à la fin de l’ancien régime et au début de la Révolution），1944年巴黎版。

[12] 乔治·勒菲富尔：《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诺尔省农民》（G.Lefebvre，Les Paysans du Nord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924年巴黎—里尔版； 《革命群众》（“Foules révolutionnaires”），载《法国革命史年鉴》（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第11期（1934年），第1—26页；《1789年的大恐怖》（La Grande peur de 1789），1932年巴黎版。

[13] 例如，参看亚·图埃特伊：《法国大革命时期巴黎历史手稿资料总目》（A.Tuetey， Répertoire général des sources manuscrites de l’histoire de Paris pendan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90年至1914年巴黎版，11卷本，第1卷导言；再参看马·罗夫：《1789年巴黎最初几次骚动中的人物》（M.Rouff，“Le Personnel des premières émeutes de ’89 à Paris”），载《法国大革命》，第57期（1909年），第213—231页。

[14] 因此，连《恐怖时代之物价高涨与社会运动》（La Vie chère et le mouvement social sous la Terreur ）这样的社会史巨著也几乎是完全以国民大会、巴黎公社和雅各宾俱乐部的发言记录为根据的。

[15] 国家档案馆文件（Archives Nationales），Y类：巴黎市警察局案卷（archives du Châtelet de Paris）；Z类：一般和特殊司法案卷。

[16] 警察总局档案馆文件（Archives de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Aa类：巴黎各区警务委员所作的审讯笔录。

[17] 国家档案馆文件：F7类（一般警务）。

[18] 这些资料中最有价值的是国家档案馆文件T类514（Ⅰ）奥斯林文件（Osselin papers）中的巴士底监狱攻克者的662人名单。

[19] 国家档案馆文件：F15 3267—3274；F7 4426。

[20] 国家档案馆文件：BB3 80。

[21] 国家档案馆文件：W 546—548，556—558。

[22] 阿·希米特：《法国革命年表》（A.Schmidt，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1867年至1871年莱比锡版，4卷本；皮·卡隆：《恐怖时代的巴黎，内政部密探报告》（P.Caron，Paris pendant la Terreur.Rapports des agents secrets du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1910年至1949年巴黎版，4卷本；阿·奥拉尔：《督政府热月反动时期的巴黎》（A.Aulard，Paris pendant la réaction thermidorienne et sous le Directoire ），1898年至1902年巴黎版，5卷本。

[23] 塞·哈代：《我的经历，或大事见闻随录》（S.Hardy，Mes loisirs，ou journal d’événements tels qu’ils parviennent à ma connoissance）， 1764年至1789年巴黎版，8卷手稿本。国立图书馆，法文图书部，6680—6687号。

[24] 读者如果要知道更详细的资料来源，请参看附录的书目。

[25] 亚·索布尔：《巴黎各区文件（1790年至共和国四年）》〔A.Soboul，Les Papiers des sections de Paris（1790—an Ⅳ）〕，1950年巴黎版；《共和国第二年的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6月2日至共和国第二年热月9日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政府》（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Ⅱ.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uvernement révolutionnaire 2 juin 1793—9 thermidor an Ⅱ ）， 1958年巴黎版；和瓦·马尔科夫合著：《巴黎无套裤党人：1793年至1794年群众运动历史文献》（A.Soboul and W.Markov，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Dokumente zur Ceschichte der Volksbewegung 1793—1794），1957年柏林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