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迪娜的来信说明邮局运转正常,寄出的信件可以抵达。我又强调了一句:
“我知道还有另一封信。”
职员露出一个意大利人特有的亲切的笑脸,把整包信放在我的面前:“您自己看吧。”
德纳尔、德森古尔、德莱尔、戴斯佩,我索性从头开始,从字母A一直找到Z。这么多的信!有的信已经到了数周,可没有人前来领取。为何就不能进行交流?进行交换?我绝望地问道:
“在D那一格,有没有我名字的信?”
“所有外国人的信件都放在这一包里。”
“还是请您看一看吧。”
他看了看,摇摇头:“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走出邮局,垂着双手呆立在人行道上。不见信,这是多么残忍啊!脚下的土地、年历、我自己的名字,我对这一切都不再确信。刘易斯写过信,他的信全都寄达,因此这一封信也应该寄到这里的。可却不见信。“无消息,挂念。”发这样的电报还为时过早,伤心落泪也不到时候。这只不过是一次正常的耽搁,我没有必要陷入无比的绝望中去,我只是错算了日期,仅此而已。因为错算了日期就去找死的人实在寥寥无几。然而,跟罗贝尔一起吃晚餐时,虽然露天座装饰着鲜花,鸟瞰大海,我却毫无生气。他跟我讲起纳迪娜,说她与亨利外出频繁,我只是哼哼哈哈地答腔。我们俩喝着拉韦罗酒,商标上画着一个大胡子先生,满面笑容;海上,渔船灯光闪烁;我们的周围,弥漫着一股多情植物的馥郁芬芳,没有什么地方缺乏什么东西,除了那张印着黑字的黄纸,那一个个黑字也许就是一种空虚的象征。空虚之空虚,这可非同小可,它在吞噬一切。
“哎,迪布勒伊夫人。”老头儿说道,“我涉及的并不是个人的雄心问题,可我说的事情应该有人倾听;谁也没有胆量敢于启齿,只有像我这么一位疯老头儿才敢斗胆一说。天下惟有一个人有足够的勇气支持我,那就是您的夫君。”
“他肯定会很感兴趣。”我说道。
“可必须让他的兴趣起到作用。”他口气激烈地说,“他们全都对我说:这非同一般,这令人鼓舞!可临发表时,一个个都害怕了。倘若罗贝尔·迪布勒伊意识到了这部著作的重要性,我可以直言相告,为了这部书,我牺牲了我多少年的生命,他肯定会尽力举荐,只需要他作一篇序。”
“我一定向他转告。”我说道。
这个老头儿缠得我心里发烦,可我怜悯他。成功有成功的难处,可没有成功时也没有成功的困难。一个劲地说呀求呀,可永远得不到任何回音,该多么沮丧。他以前出过两三本书,但都默默无闻,这部书代表着他的最后希望,可我担心他也写得不好。对在这儿出现的人们,我统统表示怀疑。我侧身穿过嘈杂的人群,碰了碰波尔的胳膊。
“我觉得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我走了。有事给我打电话吧。”
“你总还有点儿空吧?”她抓着我的胳膊,一副密谋者的神态说道,“我无论如何要请你为我的书出出主意。这门心事天天夜里都折磨着我。你觉得要是在《警觉》杂志上发 “这要看具体情况,取决于那一章的内容,也取决于整部书。”我答道。
“毫无疑问,书嘛都是猛地一下子连锅端给读者。”波尔说道,“必须让读者一股脑儿全灌进肚里,没有时间去消化。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在《警觉》上发表一部分,这是其严肃性的一种保证。我不愿别人把我当作一个上流社会的女人,专写些供贵妇人消遣的玩艺儿……”
“把稿件给我吧。”我说道,“罗贝尔有什么看法会告诉你的。”
“我明天上午就让人给你送一份去。”她说道,然后把我丢下,向朱利安跑去:
“您这就要走了?”
“对不起,我该走了。”
“您不会忘了给我打电话吧?”
“我决不会忘记。”
朱利安跟我同时下了楼梯,他声音文明地对我说:“波尔·马勒伊可是一位十分迷人的女人,只是她太喜欢猎奇了。要知道猎奇本身并不是坏事,可若以猎奇为业,那种人我就讨厌了。”
“不!确定一个人是否以猎奇为业,那就是看他是否把对象分门别类、编造成册。我可从来没有造过名册。”
我闷闷不乐地离开了朱利安。波尔竟让人用这种口气议论,我听了真伤心。但是,当我换下这身华丽的服装,穿上室内便袍时,心里不由得自问:“说到底,到底为什么呀?她根本不在乎别人对她怎么想,也许她这么做有其道理。”我希望自己有别于那些年岁已过的老妖婆子。实际上,我采用的一些手段并不比她们的更高明。我匆匆宣布:我完了,我老了。这样一来,当自己真的老了、完了的时候,那将在眷恋已逝的过去之中度过的三四十年也就被我一笔勾销了。既然是我自己主动放弃的,别人也就剥夺不了我什么。我采取这种严厉的手段,主要是出于谨慎,其中很少有骄傲的因素,说穿了,它掩盖了一个赤裸裸的谎言:通过拒绝接受老年到来之际的折磨而否认老年的存在,我肉体已经衰老,但总认为这衰老的肉体之内依然存在一位年轻的女子,她的要求自然一丝不苟,反对作出任何妥协,无视年过四十的女人那可悲的面容。然而,这样一位年轻女子已经不复存在,永远无法获得新生,哪怕在刘易斯的亲吻之下。
第二天,我读了波尔的稿子,整整十页,就像《知心话》上的文章一样空泛、乏味。我用不着大惊小怪,实际上她并不那么看重写作,失败一次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她早就对悲惨的结局有所提防,对一切都作好了思想准备。可是我受不了她这种听天由命的劲头。有时,我甚至伤心得对自己的职业越来越不感兴趣,经常恨不得对我的病人说:“别设法治好病了,治好了又何苦呢。”找我看病的人很多,恰恰在这年冬天,我成功地治愈了几个重症患者,可是心思却不在这上面。我确实再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人要夜里睡觉、轻松同房,要能行动、选择、忘却、生活,才算正常。以前,我总觉得世界这么广阔,而所有这些怪人却都囚禁在他们各自狭窄的不幸天地里。一定要把他们解脱出来,这刻不容缓;如今,当我设法让他们倾吐出内心的苦恼时,我只不过被动地运用那些陈旧的医治手法。我竟然落得也跟他们一个样!世界仍然是那么广阔,可我再也无法对它产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