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三）_名士风流

我心头一缩，听他说“家里”这几个字的口气，仿佛我们早已是一对恩爱夫妻，可是我们只剩下两天共同生活的时光。我在心里反复说道：“必须讲清楚。”我必须对他倾吐的，就是我本来是可以爱上他的，可我不能这样做。他会理解我吗？会恨我吗？

我们买了火腿、色拉末香肠、一瓶西昂蒂葡萄酒和一盒朗姆酒心饼干。我们走过了闪耀着“斯希尔茨”霓虹灯招牌那条街的拐角。走到楼梯脚下时，他突然紧紧把我搂到怀里。周围是一个个垃圾桶。“安娜！您知道我为什么那么爱您吗？是因为我的爱会使您感到幸福。”我凑过双唇，想更加尽情地呼吸他的气息，可偏偏在这时，他松开了我：“阳台上有人，”他说道。

他在我前面快步登上楼梯，我听见他快乐地惊叹道：

“玛丽亚，这多么出人意料！进来。”

他朝我微微一笑：“安娜，玛丽亚是位老朋友。”

“我不愿意打扰你们俩。”玛丽亚说。

她进了屋。她年轻，可略嫌粗壮了一些，要是梳妆打扮得精心一点，也许会很漂亮。她身着蓝色的罩衫，露出两条白皙的臂膀，其中一条留着几个大大的瘀斑，她也许是作为近邻来走动走动，用不着注意衣着打扮。“一位老朋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她坐了下来，声音有些嘶哑地说：

“我需要跟您谈谈，刘易斯。”

我的喉咙眼里涌起一股苦涩的水。刘易斯。听她呼唤这个名字，仿佛他对她来说亲密无比。她满怀柔情地看着刘易斯打开了一瓶西昂蒂葡萄酒。

“您久等了吧？”他问道。

“等了两三个小时。”她轻声地说，“楼下的人很客气，他们请我喝了咖啡。他们都觉得您好极了。”她一口饮尽了一杯西昂蒂西。“我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她用目光打量着我：“是一些个人的事情。”

“您可以当着安娜的面讲。”刘易斯说，接着补充道：“安娜是法国人，她是从巴黎来的。”

“巴黎！”玛丽亚重复了一声，继又一耸肩膀，“再给我倒点儿酒。”刘易斯给她满斟了一杯，她又粗野地一饮而尽。“您必须帮帮我。”她说，“只有您……”

“我尽力而为。”

她犹豫不决，接着打定了主意：

“好，我马上就把事情告诉您，好吗？”

这次，我给自己倒了一点儿酒，焦急不安地自问：“她会不会在这儿呆上一夜？”她站起身，倚靠着炉子，滔滔不绝地诉说起一桩麻烦事，说什么结婚呀，离婚呀，什么违心从命呀。“您呀，您是成功了。”她声音恳切地说，“可一个女人，就不那么容易了。我必须完成手头那本书，可眼下的处境，我无法写作。”我似听非听，心里气愤地在想，刘易斯完全应该找个借口让我们摆脱她的纠缠。他口口声声说爱我，而且心里也十分清楚我们的时间屈指可数。到底是为什么？只听到他以礼貌的口吻说道：

“您的家庭呢？”

“您为什么问我这个？我的家庭！”她神经质地一挥手，抓起乱摊在桌上的纸片，揉成纸团，猛地朝垃圾箱扔去。“我恨这个乱劲！不，”她死死地盯着刘易斯继续说道，“我只能依靠您了。”

他神色尴尬地站起身：“您不饿吧？我们正在吃晚饭呢。”

“谢谢。”她说，“我已经吃过奶酪三明治了，是美国奶酪。”她以略带挑衅的口吻强调道。

“您今天夜里到哪里去睡觉？”他问道。

她哈哈大笑起来：“我不睡觉了。我喝了十杯咖啡。”

“可您在哪儿过夜呢？”

“您不是邀请我了吗？”她审视着我：“自然，要让我同意留在这儿，就不能有别的女人在屋里呆着。”

“麻烦的是屋里另有一个女人。”刘易斯说。

“让她出去。”玛丽亚说。

“难呀。”刘易斯快活地说。

开始时，我真想笑：玛丽亚是从疯人院里逃出来的，她一张嘴，我就应该看得一清二楚。可后来，我理智之丧失使我自己也感到惊骇。我竟然把这样一位疯女人看作情敌，可见我是多么脆弱啊！再过两天我就要离去，把刘易斯丢给那群女人，由她们随心所欲地爱他。一想到这里，我实在无法忍受。

“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他了。”玛丽亚声音蛮横地对我说，“今天夜里您就把他让给我吧，您在您的余生中还可以拥有他。这公道吧，不是吗？”

我没有答腔，她朝刘易斯转过身子：

“要是我现在就离开这儿，我就永不再来；要是我明天离开，我就另嫁一个丈夫。”

“可是安娜就是这儿的主人。”刘易斯说，“我们结婚了。”

“啊！”玛丽亚的神情顿时凝固了。“请原谅，我不知道。”她抓起那瓶西昂蒂酒，对着瓶口拼命地喝。“给我一把刀片。”

我们交换了一个不安的眼色，刘易斯开口道：

“我没有。”

“那就算了！”她站起身子，朝洗碗槽走去。“这把刀片就能解决问题，您允许吗？”她大叉开双腿坐了下来，以讽刺的神情问我。接着，她疯狂而认真地刮起大腿来。“这样好一些了，好多了。”她重又起身，走到镜子前，先后刮净了两腋。“这就完全变成另一副样子了。”她露出淫荡的微笑，在镜前伸了伸懒腰说道：“嗳，好了，我明天就嫁给那位大夫。既然我像黑人那样干死干活的，为什么就不能嫁给一个黑人？”

“玛丽亚，时间不早了。”刘易斯说，“我马上给您安排到一家旅馆里去，您可以安安静静地休息。”

“我不愿休息。”她愤怒地盯着我。“您刚才为什么坚持让我进屋？我不喜欢别人耍我。”她举起拳头，在离刘易斯的面孔只有一指之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是我一生中别人对我耍的最卑鄙的伎俩。当我想起我因为您而遭受的一切。”她指着身上那红一块紫一块的瘀斑说道。

“快走，时间太晚了。”刘易斯心平气和地重复道。

玛丽亚的目光落在洗碗槽上。“行。我这就走。可先给我烧点水，我洗洗这些餐具，我受不了这个脏劲。”

“有热水。”刘易斯无可奈何地说。

她拿起烧水壶，默默无言地洗起餐具来。洗完后，她用罩衫擦了擦手。

“行了，我让您跟您老婆呆着。”

“我陪您去吧。”刘易斯说。她向我做了个手势，可她看也不看我一眼径直朝门口走去。我摆好餐具，点燃了一支香烟。现在再也不能拖延了。刘易斯片刻后就要归来，我必须说出心里话。可是，自早上以来我在心头一直琢磨的话，在我看来再也没有任何意义。罗贝尔、纳迪娜、我的工作、巴黎，所有这一切全都是真实存在，仅仅这短暂的一天并不足以使这一切全都成为虚假的现实。

刘易斯回到厨房，细心地插上了门：“我把她送上了一辆出租汽车。”他说，“她对我说：‘不管怎样，最好还是回到疯人中间去睡。’她是傍晚时逃出来的，然后便径直来到这儿。”

“我一开始时没有明白过来。”

“我看出来了。她关进去已经四年了。她去年给我写信，请求送她一本我写的书，我把书寄给了她，并附了几个字。我与她几乎不相识。”他微笑着环顾四周：“自我住到此地之后，发生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就是这个地方，吸引着猫呀、疯子呀、吸毒鬼啊。”他把我搂到怀里。“还吸引了一些头脑简单的人。”

他走到电唱机前摆上了唱片，然后又坐回桌边。瓶里只剩下了一点西昂蒂酒，我全倒进了我们的杯里。电唱机播放着一支爱尔兰叙事曲，我们紧挨着身子默默地吃着。铺着墨西哥毯子的床榻在等待着我们，仿佛这个普普通通的夜晚之后，随即而至的是千百个完全相似的夜晚。刘易斯高声地道出了我的想法：“谁都会相信我，并没有对玛丽亚撒谎。”突然，他的目光在审视着我：“谁知道呢？”可是我知道。我扭开了脑袋，我再也不能退却。我低声说道：

“刘易斯，我还没有把我自己的事跟您多讲，我必须对您解释清楚……”

“好呀？”他的目光中流露出几分恐惧，我不禁想：“这下全完了！”我最后一次看了看火炉、四壁、窗户。再过片刻，我就要复变成一个私自闯进这里的冒失女人。接着，我开始语无伦次地讲述起自己的身世。一天，在高山上，我从一堆乱石上滚了下来，我想我就要死去，可心里却无动于衷，我承认这是天命。我仅仅设法闭上自己的眼睛。

“我不明白这次结婚对您还会那么重要。”刘易斯说。

“重要。”

他久久地保持缄默。我轻声问道：

“您理解我吗？”

他用胳膊搂着我的肩膀。“我觉得您比对我诉说这些之前还更可爱了。您对我来说，每天都会变得更可爱。”我的面颊紧贴着他的脸庞，我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语鼓动着我的心。

“您该去睡了。”他最后说，“我去整理一下，再到您身边来。”

我听见了摆动餐具的声音，很长一段时间过后，我渐渐地什么也听不见了，陷入了睡眠之中。当我睁开双眼，他已在我身旁睡着。他为什么没有把我唤醒？他都想了些什么？他明天会怎么想？当我走后他会怎么想？我轻轻地下了床，打开了厨房门，凭倚在阳台的栏杆上。那棵树在我脚下方瑟瑟发抖，天地之间闪烁着一顶红色灯泡组成的巨冠：那是储气罐。天气寒冷，我也浑身颤抖。

不，我不愿离去。后天不能走，不能这么快就走。我给巴黎去电报，可以再呆十天，十五天……我尽可以留下：然后怎么办呢？最终还得离去。我必须立即离去的理由，就是这一切对我来说已经那么珍贵。目前，仅仅还只是旅行中的一次艳遇，若我留下来，必将变成名副其实的爱，变成不容左右的爱，到那时我就痛苦了。我不愿痛苦。波尔经受着痛苦，我看得已经太清楚了。在我的沙发上，我曾经安顿过多少心灵经受折磨而其创伤难以愈合的女人。“若我离去，我就会忘记这一切。”我思量着，“我将不得不忘却，忘却过去，这是必然的，什么都会忘记，什么都会很快忘却。这四天时间，很容易就会忘记。”我尽量把刘易斯想象成一位已被忘却的人：他穿过屋子走去，把我也彻底忘却了。对，他也会忘掉一切的。今天，这一颗满载着我的心，就是我的房间，我的阳台，我的床榻，可我自己却将永远不复存在。我重又关上了门，心里激动地想：“这不是我的过错。若我失去他，并非我的过错。”

“您不睡了？”刘易斯问道。

“不睡了。”我坐在床沿，紧挨着他身上的热气。“刘易斯，要是我再留下一两个星期，这能行吗？”

“我想他们在巴黎等着您。”他说。

“我可以给巴黎打电报。难道您就不能再留我一段时间？”

“留您？我恨不得留您一辈子！”他说。

他朝我脱口说出了这些话语，其力量是如此强大，我激动地躺倒在他的怀里。我吻着他的眼睛、双唇，我的嘴巴沿着他的胸脯往下亲吻，吻他稚气的肚脐，吻他茂盛的毛，吻他那轻轻跳动着一颗心脏的东西。他的气息、他的温暖使我迷醉，我感觉到我的生命离开了我，感觉到我那过去的生命离我而去，连同其烦恼、困苦，以及那早已磨损的记忆。刘易斯紧紧地搂着一位新生的女人。我呻吟着，这不仅仅是因为快感，也因为幸福。过去，对于快感的价值，我是有着正确的估价的；可我却不知道做爱竟会如此震撼人心。过去、未来以及所有将我们分离的一切都在我们的床笫下消亡：再也没有任何东西把我俩分开。多么巨大的胜利！刘易斯整个儿在我怀里，我也整个儿在他怀里，我们别无其他欲望，我们已经永久地拥有了一切。我们不约而同地说：“多么幸福啊！”紧接着我们又同声说道：“我爱您。”

我在芝加哥呆了半个月。在这十五天里，我们过着毫无前程的生活，也从不向自己提出任何问题。我们用共同的过去编织着一个个向自己讲述的故事。开口说话的往往是刘易斯，他讲得飞快，带着几分狂热，仿佛想追回他过去那沉默的一生。我爱那词语在他嘴中挤撞的样子；爱他倾吐的话语；爱他说话的模样。我不断地发现一个个爱他的原因：也许是因为我在他身上所发现的一切充当了我这场爱情的新的借口。天气晴朗，我们经常漫步，待我们感到疲惫，便回到房间。归来时正是黄色门帘上那棵树影渐渐消失的时刻。刘易斯给电唱机放上一叠唱片，然后穿上洁白的浴衣，我身穿内衣扑到他的膝头。我们俩一起等待着欲望的产生。我常常对我心间的那分情感表示怀疑，可却从不自问刘易斯爱我身上的什么，因为我肯定他爱的是我本人。他不了解我的国家、我的语言、我的朋友和我的忧虑，他仅仅熟悉我的声音、我的眼睛和我的身躯。除了这个身躯、这个声音和这双眼睛，我便失去了真正的存在。

我离开的前两天，我们在那家古老的德国饭店吃了晚餐，然后双双来到了湖畔。灰白色的天空下，湖水黑黑一片。天气温暖，一些半裸着身子、浑身上下湿漉漉的男女青年围着一堆野营的篝火在烤火。稍远处，几位垂钓者松开鱼线，在海滩上安上了睡袋，放下了热水瓶。渐渐地，湖畔变得空空荡荡。我们俩默默无言，大湖在我们的脚下轻轻地喘息，就像印 “这是恶意中伤。”我说，“谁也不会这么看您，连那篇文章的作者也不会这么看。”

“啊！我不清楚。”罗贝尔说，继又一耸肩膀：“有时我自己也想我确实太老了。”

“您并不老！”我说，“我离开时，您并不老，您答应我您不变老的。”

他微微一笑：“就说我的年轻时代已过吧。”

“您一点也没有反击？”

“没有。要反击的东西太多了。再说眼下不是时候。”

自5月5日以来，一大批所谓的同情者乘共产党人失败之机，纷纷与他们分道扬镳。人民共和运动获胜，戴高乐坐立不安，美国党窥伺时机，左派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携手合作。在等待10月的公民投票和继后的选举到来之时，革命解放联合会最好还是偃旗息鼓，暂停活动。但是，罗贝尔作出这个决定时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如果说要继续进行左派联合，就不能不伤害共产党人利益的话，那这也是共产党人自己一手造成的：罗贝尔怨恨共产党人搞宗派主义。在公开场合，他时时戒备，不愿责骂共产党，可在私下他并不约束自己，这两天来，他多次猛烈地咒骂他们。显然，他能跟我说说话，这是对他的一种安慰，我思忖他需要的也许并不完全是我，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我这个占据了位置的女人对他是有所帮助的。我占据的这个位置是我的位置，毫无疑问，这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的真正的位置。

但是，处在这个位置上，我为何感到不安宁？为何暗暗落泪？我在林间漫步，这是一个十分美丽的春天，我体魄康健，而且谁也没有剥夺我的任何东西。然而，我不时停下脚步，禁不住想哭，仿佛我已经失去了一切。我轻轻地呼唤着：“刘易斯！”沉沉的死寂！在一个个日子里，我曾从黄昏到黎明，又从黎明到黑夜，一直拥有他的呼吸，他的声音，他的微笑，如今却毫无音讯。他还活着吗？我谛听着：没有一点声音；我张望着：没有一点痕迹。我再也不明白自己。“我哭泣，”我暗暗自问：“可我却呆在这里：难道是因为我爱罗贝尔还爱得不深？”我羡慕那些把生活囚禁在刻板的教条之中的人。“肉体的爱微不足道，”他们常这样说；要么就是宣称“不是肉体的爱便微不足道”。但是，尽管我已与刘易斯相逢，但却不失对罗贝尔的爱；而罗贝尔的存在，不管其如何伟大，却填补不了刘易斯留下的空白。

星期六下午，纳迪娜领着朗贝尔一起回到家。她一进门便满脸怀疑的神色问我：“你是从来不改变计划的，这次一推再推，迟迟不回家，该玩儿得很开心吧。”

“你知道我需要时也会改变计划的。”

“你在芝加哥呆了那么长时间，真怪。据说那是个可怕的地方。”

“人们说错了。”

这三个月里，她与朗贝尔合作，搞了不少通讯报道，如今她就住在他家，与他讲话时总是含讥带讽，但其中却蕴涵着深深的柔情。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于是便以一种难以辨别的恶意仔细观察着我的生活。我尽可能讲述旅行中的一些见闻，让她放下心来。我觉得朗贝尔比我出门时显得更轻松、欢快了。他们俩在那座独立的小屋度了周末。在这之前，我在那里收拾了一间厨房，并安装了电话，以便使纳迪娜能独立生活，而又不至于与家中彻底隔断了联系。她对在那儿度过周末感到十分满意，以致在星期天晚上，她向我宣布他们将在圣马丁度过他俩今后所有的假日。

“你肯定这样做朗贝尔会高兴吗？”我问她，“他不喜欢你父亲，也不喜欢我。”

“他是相当爱你的。”她以不由分辩的口吻说道，“如果你害怕我们俩成为你的负担，那请你放心，我们就呆在我们自己家里。”

“你完全清楚你在这儿我会是多么高兴。我只是担心这儿对你们来说缺少亲密的气氛。我先告诉你一声，从我的房间、花园里说的一切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那又怎么了？你觉得这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可不是那种神秘的女人，把自己搞得玄玄乎乎。”

确实，尽管纳迪娜那么关切自己的独立，而且那么倔强，听不进任何批评、劝告，但却乐意充分展现自己的生活。这无疑是显示自己高人一筹的一种方式。

“妈妈说你会讨厌在这儿度假，真的吗？”她跨上摩托车的坐垫，问道。

“不，一点儿也不。”朗贝尔答道。

“你瞧。”她以得意的声调对我说，“你总是把一切都搞得复杂化。首先，不管我让他干什么事情，朗贝尔都很高兴，这是个好小伙子。”她边说边把他的头发搞得乱蓬蓬的，接着用胳膊搂着他的腰，温存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头。摩托车飞也似地离去了。

四天以后，我们从《希望报》一篇短文中得知朗贝尔的父亲从火车车门掉下去摔死了。纳迪娜声音阴郁地在电话里说朗贝尔已去里尔，她周末来不了了。我没有问她什么，可是我们都感到奇怪。老人是自杀吗？他是否受到了审判的刺激？要么有人存心害他？一连几天，我们愈猜测愈是理不出个头绪来，再说，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忙。斯克利亚西纳为罗贝尔和一位刚刚逃越铁幕，向西方谴责斯大林罪恶的苏联官员安排了一次会面。会面前夕，斯克利亚西纳来了，带来了一些材料，希望罗贝尔在 “您向来希望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又是一个革命者。”我说，“作为知识分子，您承担了某些职责，其中一条就是要讲真话。”

“容我考虑考虑。”他有些不耐烦地说。

我们默默无言地吃罢了饭。平常，他特别喜欢在我面前向自己提出种种问题。现在这般苦思冥想，闷声不吭，心绪该是多么不宁啊。我也一样，劳改营或死亡营，两者显然有几点差别。但是监狱就是监狱，关押在其中的那些人，我看见他们一个个都像被囚禁在纳粹集中营里的人一样抬着畸形的额头，张着疯狂的眼睛。而这一切竟发生在苏联！

“我不想工作。咱们去散散步吧。”罗贝尔建议道。

我们穿过了村庄，登上高地。高地上遍地是即将成熟的麦子和花满枝头的苹果树。天有点儿热，但还不算太热；几朵小小的云彩像彩球似的在天上滚动；村庄隐约可见，那面包色的屋顶、褐色的墙壁和小小的钟楼远远在望；大地仿佛是专门为人类创造，幸福似乎人人可及。罗贝尔好像听见了我内心的低语，突然说：

“忘记这个世界是多么严酷是很容易的。”

我惋惜地说：“是呀，是容易。”

我是多么希望轻易忘掉这一切啊。斯克利亚西纳为何来扰乱我们的生活？但是，罗贝尔想到的并不是集中营。

“你跟我说若我保持沉默，就是当集中营的同谋。”他说道，“可是，一旦我仗义执言，我又成了苏联之敌的同谋，也就是说成了所有那些想维持世界现状之人的同谋。那些集中营确实是件可怖的东西，但决不能忘记恐怖处处存在。”

他突然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描绘历史的画卷和社会的总蓝图并非他之所好，然而在这天下午，当他口若悬河，侃侃而谈之时，世界的全部灾难降临到阳光灿烂的乡村：法国无产阶级的困苦、贫穷和绝望，西班牙、意大利的苦难，从中国到印度这些殖民地国家人民的被奴役、饥荒和瘟疫等等。千百万的人们就在我们身边慢慢地死去，他们从未有过真正的生活，连苍天都为他们的死亡而变得一片昏暗。我不禁自问，我们还岂敢轻松呼吸。

“这下，你明白了。”罗贝尔说，“我的所谓知识分子职责，对真理的尊重，都是毫无意义的。惟一的问题是要弄清如果谴责集中营，这于人类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害。”

“对。”我说，“但是，您凭什么认为苏联的事业如今还和人类的事业相提并论呢？我觉得集中营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使人们重新审视苏联。”

“有多少事情需要澄清啊！”罗贝尔说，“这对苏联政权来说真的是不可缺少的一种制度吗？或只是与某种可以改变的政策相联系？一旦苏联开始重新建设，能指望这一制度会立即取消吗？我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前要首先弄清楚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