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一）_名士风流

亨利又在床上翻了个身。风呼呼地吹，透过碎石砌成的墙壁。他身上尽管穿着羊毛套衫，还盖着毯子，可还是冷得难以入睡。惟有他的脑袋发热，嗡嗡作响，仿佛发了高烧。他也许是发热了。这是因为疲惫，由于阳光和红葡萄酒的作用而产生的一种舒坦的热。他到底在什么地方？不管怎么说，他正置身于一个任何人都不该处的地方：这地方是多么闲适。他并不感到遗憾，也不追究自己。这份睡眠如同没有噩梦缠扰的酣睡一般宁静。他放弃了许多事情，不再写作，而且也不每日游玩，但以此为代价而获得的，只是自我存在的意识，然而这已是非常巨大的收获。他远离尘寰，避开风寒，摆脱了缠身的难题，脱离了疲乏的躯体，在一种纯洁的氛围中逍遥。纯洁，这可以像快感一样令人心醉。他抬了一下眼帘，瞥见了昏暗的桌子和烛光，此时此刻，这位一直勤于笔耕的人心满意足地想到了：“原来我处在中世纪！”然而，黑夜重又锁住了这一欢乐的光芒。

“我没有做梦吧？可我明明看见您昨天夜里在写作？”

“我是工作了一会儿。”迪布勒伊回答道。

“我把您当作了浮士德博士。”

他们裹着毯子，坐在这间高山小屋的门槛上，风吹打着他们身上的毯子。在他们睡觉的时刻，太阳悄悄地升起来了，天空蔚蓝，在他们的脚下展开了一条云彩铺就的大道。有时，风将云道撕裂，隐约可见一小片平原。

“他每天都工作。”安娜说，“至于工作环境，他不计较，可以在牲畜棚，在雨下，也可以在广场；可写作时间，每天无论如何需要四个小时。其余时间，他才干他想做的事情。”

“咱们现在想做点什么？”迪布勒伊问。

“我觉得往山下走走不错，可以看到更妙的全景。”

他们在欧石南丛中穿行，往山下走去，一直来到了黑人村寨。寨子里，一些老妪已经早早地坐在门前，双手挥动着纺锤，膝上架着垫子，垫子上插满了针。他们在一家食品百货铺兼小酒店喝了一种黑乎乎的饮料，接着骑上了寄存在这家店铺里的自行车。这些老爷车饱经战争的风雨，样子着实难看：油漆呈鳞片状剥落，护车板伤痕累累，轮胎鼓着奇形怪状的大包。亨利的那一辆更是难骑，他惴惴不安，怀疑能否坚持骑到晚上。迪布勒伊夫妇终于在一条小溪边停车歇脚，亨利见了总算松了一口气。这条小溪可能就是卢瓦尔河。河水冰冷，不可能下河沐浴，他从头到脚洒了些河水，然后继续上车赶路。上车时，他发现不管怎样，这车轮还是转动的，实际上，最不灵活的是车体。要修复车体，着实要花一番气力，不过，尽管折腾得腰酸背痛，但亨利为重新修复了一件如此方便的工具感到十分幸福。他早已忘记了车体的用途竟会如此之大。车链和车轮固然使车子力量倍增，可驱使车子前进的惟一动力，是人的力量、勇气与生命。车子令人满意地跑着它该跑的路程，眼下正勇敢地向山口攀登。

“好像被拽住似的。”安娜说道。她裸露着双臂，皮肤晒得黑黑的，秀发迎风飘动，显得比在巴黎时年轻多了。迪布勒伊人变黑了，也瘦了。他穿着一条运动短裤，双腿肌肉结结实实，晒得黝黑的脸膛刻着条条皱纹，看去俨然一个甘地①的门徒。

①甘地（1869～1948）：印度民族运动领袖，在印度被尊称为“圣雄”。

“比昨天要好多了！”亨利说。

迪布勒伊放慢车速，在亨利身边骑着。

“应该说昨天并没有怎么用劲。”他开心地说，“您还什么都没有跟我谈呢。自我们走后巴黎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是天气炎热。”亨利说，“上帝！天太热了！”

“那报纸呢？您一直没有见特拉利奥？”

迪布勒伊的话中充满了某种好奇，这种好奇心显得如此迫不及待，像是一种焦虑。

“没有。吕克认为只要再坚持两三个月，就可以自己摆脱困境。”

“值得试试。只是不要负更多的债。”

“我知道，我们没有再借钱。吕克打算多搞点广告。”

“我承认当初并没有考虑到《希望报》的订数会下降得这么厉害。”迪布勒伊说。

“噢！您完全清楚，”亨利微笑着说，“即使最终不得不接受特拉利奥的资金，我也不会难过的。为了革命解放联合会的胜利，这一代价并不太大。”

“事实上，若它取得了胜利，那是全亏了您。”迪布勒伊说。

他的话声比他的话本身还更有保留。他对革命解放联合会并不满意，这是因为他抱负太大了。谁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建立起一个像前共产党那样强大的运动。与他相反，亨利大喜过望，对集会的成功感到格外的高兴。一次集会并不说明什么大的问题，可那朝他抬起的五千张面孔他决不会很快忘怀。他朝安娜微微一笑：

“自行车自有它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甚至比小汽车还更妙。”

车子骑得不像开始那样快了。野草、欧石南、冷杉馨香四溢，山风温柔清凉，沁人心脾。周围的风光远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背景。他们以自己强大的力量，征服了一片又一片风光。无论在上坡的疲惫中，还是在下坡的欢乐中，他们无不与起伏不平、气象万千的山色融为一体，与其共同存在，息息相通，而不只是将它作为风景加以欣赏。在 “这十万个死难者，到底是为了什么？”

日本显然就要投降，大战就要结束，《塞文诺尔小报》和《阿尔代什回声报》欢欣鼓舞，可他们三人惟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恐惧。

“他们难道就不能先威胁、恫吓一番？”安娜说，“比如在偏僻的荒漠投放一次，我说不清楚……那颗炸弹，他们真的非投不可吗？”

“他们当然可以先设法给政府施加压力。”迪布勒伊说，继又一耸肩膀：“对德国城市、对白人，我怀疑他们还敢不敢放！只对着黄种人！他们憎恨黄种人！”

“整个一座城市化为乌有，他们心里总该有点不安吧！”亨利说。

“我认为还有另一个原因。”迪布勒伊说，“他们很高兴能让全世界看一看他们有多大能耐，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施行他们的政策，任何人都不敢哼一哼。”

“可他们为此而杀了十万条性命！”安娜说。

他们呆呆地正对着奶油咖啡，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那恐惧的文字，一个个重复着这句毫无作用的话。

“我的上帝！要是德国人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多危险啊！”安娜说。

“美国人掌握了原子弹，我也并不高兴。”迪布勒伊说。

“报上说他们可以炸毁整个地球。”安娜说。

“据拉尔盖给我解释，”亨利说，“要是发生了不幸的意外，引发了原子弹，地球倒不会爆炸，只是造成大气膨胀，整个地球变成月球一般。”

“这并不更让人开心多少。”安娜说。

不，这并不开心。只是当他们重新蹬车行进在一条阳光灿烂的道路上时，这一纠缠不清的恐怖难题便失却其一切意义。一座四十万人口的城市连同周围自然界的一切就这样化为乌有、销声匿迹了：这一切再也引不起任何回响。这一天依然如故、井然有序——天是蓝色的天，叶是绿色的叶，干渴的土地仍然焦黄一片——时光一分一秒地悄然流逝，凉爽清新的黎明迎来了噼啪声四起的正午，地球围着注定由它陪伴的太阳旋转，对它负载着的漫无目的的匆匆过客无动于衷：怎能相信这静如亘古的苍穹下，这些匆匆过客今日已经拥有能力，可将地球改变成古老的月亮？若在大自然中接连漫游数日，不难发现这大自然中带有几分疯狂。无论是云彩变幻无穷的壮观景象、高山静止不动的愤怒与抗争，还是昆虫不绝于耳的喧闹鸣唱，或是植物如疯似狂的迅猛繁殖，其中无不包含着过分的怪诞，但是这是一种一成不变的温和的狂热。万万想不到它一旦进入人的大脑，便会变成残杀人类的疯狂。

“您还有勇气写作！”他们一起坐在一条河畔，亨利见迪布勒伊从背袋中掏出了纸笔，惊叹道。

“这是个魔鬼。”安娜说，“即使在广岛的废墟中也照写不误。”

“他不就在广岛的废墟中写嘛。”

“那怎么就不行？”迪布勒伊说，“反正总有什么地方会成废墟的。”

他握起钢笔，双目茫然地久久呆了一阵。在这新添的废墟之中写作也许并不那么轻松。他没有弯腰去写，突然说道：

“啊！要是他们不把我们逼上绝路，逼得我们当不成共产党！”

“他们是谁？”安娜问道。

“共产党人。你们知道，这原子弹，是种多么恐怖的威胁手段！我并不认为美国佬明天就会朝莫斯科扔一颗，可说到底，他们有这样做的可能性，这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让人忘记的。他们之间再也难以相互了解！当务之急，必须携起手来，不然，我们就无异于重蹈覆辙，重犯大战前的错误！”

“您说我们？”亨利说，“可首先制造不和的不是我们。”

“对，我们问心无愧。可以后呢？”迪布勒伊说，“这对我们毫无好处！若发生分裂，我们和共产党人都要自食苦果，我们甚至会更深受其害，因为共产党人势力更强！”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亨利说。

“他们卑鄙，这我同意，可对我们来说，这无碍大局。然而，一旦他们把我们视为敌人，那我们就成为仇敌了。不用说，这是他们的过错。可不管错还是不错，我们成了法国无产阶级 “您作出的结论是什么？”亨利问道，“是不是文学具有一定意义？”

“当然是。”

“为了向人们表明自己有理而写作！”亨利笑着说，“这真奇妙。”

迪布勒伊好奇地看了看他：“哎，那您最近哪一天是否又将重新开始写作？”

“噢！反正今天不。”亨利答道。

“今天或明天，又有什么区别？”

“呃，无疑明天也不会。”

“为什么？”迪布勒伊问道。

“您写散论，那还可以。可眼下做小说，得承认这让人泄气吧。”

“我并不承认！我从来就不明白您为何放弃写那部小说。”

“这是您的过错。”亨利笑微微地说。

“怎么是我的错！”迪布勒伊气愤地朝安娜转过身子，“你听清楚了吧？”

“您鼓动我参加行动，行动使我丧失了对文学的兴趣。”亨利朝招待打了个手势，那招待正倚着柜台昏昏欲睡。“我想再来一杯啤酒，你们要不要？”

“不要，我太热了。”安娜回答说。

迪布勒伊点了点头。“请您再解释一下。”他继续问道。

“对我内心的想法或感觉，别人会在乎吗？”亨利说，“我个人的一些琐事不会让任何人感兴趣，而伟大的历史却又不是小说的主题。”

“可是，我们每天都有别人不感兴趣的小事。”迪布勒伊说道，“正因为如此，可从邻人的经历中重新发现自己。如果他善于讲述，他最终能使大家都感兴趣。”

“我开始动笔写时正是这么想的。”亨利说。他呷了一口啤酒。他没有心思多加解释。红色长椅边，两个老头儿正在玩着掷骰子跳棋游戏，亨利看了看他们。这咖啡厅里是多么宁静：又是一个假象！他打起精神继续往下说：“麻烦的是经历中有着个人的成分，那都是些失误，是些幻景。一旦明白了这一点，就再也没有诉说的欲望了。”

“我不明白您想说什么。”迪布勒伊说道。

亨利迟疑了一下，继续说道：“假设您夜里在水边看见了灯火，那真美，可一旦您知道在那灯火照耀的城镇里人们被饿死，那灯光立刻就会失却其诗情画意，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景象而已。您会对我说，可以讲述别的东西，比如说说那些饿死的人们。可是，我更喜欢在文章里或集会上说这些。”

“我可不会跟您说这些。”迪布勒伊有力地说，“那些灯光，它们为众人而闪烁。显然，首先该让人有饭吃。可是，若剥夺了你构成生活乐趣的各种微不足道的小事，有饭吃又有何用？我们为何要旅游？因为我们认为这风光并非虚假的景象。”

“就算总有一天这一切都将重新获得意义。”亨利说，“可眼下，更为重要的事情有多少啊！”

“这一切今天就有意义。”迪布勒伊说，“它在我们的生活中举足轻重，那在我们的书中也应该举足轻重。”他突然气恼地补充道：“仿佛左派就命中注定只能搞宣传文学似的，每一个字都得感化读者。”

“噢！我对这类文学并无兴趣。”亨利说。

“我知道，可您又不愿试试别的事情。要干的事情何其多！”迪布勒伊神态逼人地看了看亨利：“当然，要是对那些灯光赞叹不绝，忘记它们意味着什么，那就是个混账。可问题正在这里：要去寻找一种有别于右派美学家的方法，谈谈这些灯火，让人们既感觉到其中有美的一面，也有城镇灯光中贫穷的一面。左派文学正是应该以此为己任。”他声音激动地继续说道，“让我们以新的视角看待事物，让它们置于各自应有的位置，但是我们切不要使世界贫困化。被您称之为幻景的个人经验，这是存在的。”

“是存在的。”亨利并不自信地说。

迪布勒伊也许有理。莫非真的有办法重新获得一切，也许文学仍然具有意义。然而眼下在亨利看来，理解这个世界比用词语重新创造一个世界更为迫切。他更乐意从包中掏出现成的书籍，而不是空白的纸张。

“您知道会产生什么后果。”迪布勒伊激烈地说，“右派分子的书最终比我们的要更有价值，年轻一代最终将到伏朗热之流那儿得到满足。”

“噢！伏朗热决不可能拥有年轻一代。”亨利说，“年轻人不喜欢战败者。”

“可很快给人以失败者形象的，有可能是我们。”迪布勒伊说。他紧盯着亨利：“您不再写作，我感到遗憾。”

“我也许会重新写作。”亨利说。

天气实在太热，难以再深谈下去。可是，他心里清楚自己不会很快重新执笔。放弃写作的好处在于他终于有了学习的空暇。四个月里，他填补了不少空白。三天后，一返回巴黎，他就要制定一个详尽的学习计划，说不定这一两天时间里能构成一个学政治文化的大致框架。

“但愿波尔还没有回家。”次日上午，他一边默默地在想，一边在林中蹬着车子。树阴稀疏，阳光的酷热勉强有所缓解。他让迪布勒伊和安娜在前面骑着，自己只身进入了林间的一块空地。一圈圈阳光在绿草间颤动，他不知为什么突然感到心头缩紧。究其原因，不会是这座烧毁的木屋，它与许许多多别的废墟一样，在淡漠与岁月的侵蚀下渐渐消失。也许是因为这片沉寂，没有鸟唱，也没有虫鸣，惟能听见车轮在砂砾上滚动的沙沙声，这是一种多余的声响。安娜和迪布勒伊已经下了自行车，正在看着什么。亨利来到他们身旁，发现是一些十字架。白色的十字架，不见人名，没有鲜花。勒维尔高。这个含着茅草、灰烬、焦土色彩的名字，这个听似咖里哥宇群落①般冷酷、干燥，但也透溢出一股深山清凉气息的名字，再也不属于传说。勒维尔高。就是在这个山之国，湿润但却枯黄的植被，稀疏透明的森林，无情的太阳竖起了一个个沉重的十字架。

①咖里哥宇群落：是地中海区常绿矮灌木丛。

他们默默地离去，道路很陡，不得不推车行走。酷热侵入淡淡的树阴中，亨利感到汗流满面，安娜的额头和迪布勒伊古铜色的面颊早已大汗淋漓。每一个人心间呼唤的无疑都是同一的声音：在这绿茵茵的草场上搭起一个帐篷。昔日，令人神往的正是这种纯净、神秘的所在。至少在这里，战争与仇恨永远都无法渗入。可是现在已经知道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所谓的避难处。这里竖着七个十字架。

“山口到了！”安娜喊了起来。

亨利就喜欢这样的时刻，瞎子似的攀登一阵之后，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一大片耕作的土地，田园、篱笆、道路、村寨一一映入眼帘。阳光仿佛给板岩瓦洒下晶莹的露珠，给玫瑰色的平板瓦陡添了一抹闪光的色彩。然而，亨利首先瞥见的是一道山的屏障，它紧倚着天际，继而是辽阔的高原，在太阳下赤裸裸地经受着炙烤。如同法国的其他高原，这儿有农庄、村落、小寨，可没有平板瓦，没有板岩瓦，根本不见屋顶的影子，惟有高低不一的断壁残垣，东一个窟窿，西一个缺口，遮蔽不了任何东西。

“知道了又有何用？”安娜叹息道，“尽管认为都知道了，这有何用。”

他们一时呆立着一动不动，接着开始顺着阳光猛烈地抽打着的沙砾小路，小心翼翼地下山。八天来，人们谈论广岛，列举数字，交换意义可怖的话语，可心底却激不起一丝涟漪，但突然间，只需这匆匆的一瞥，恐惧便悠然而至，他们的心便开始抽搐。

迪布勒伊猛地刹住了车子：“出了什么事？”

一只军号在紧吹，穿透了村寨上空飘忽的薄雾。亨利停下车子，发现脚底的大公路旁一溜儿军用卡车、运输用履带装甲车、汽车和推车。

“是庆祝会！”他说，“我没有留心，可我听旅店的人说什么地方有个庆祝会。”

“是个军队庆祝会！我们可怎么办？”迪布勒伊问道。

“头顶着太阳，不能返身上山，也不能停下不走，进退两难是不是？”安娜急得直问。

“是进也不得，退也不得。”迪布勒伊口气沮丧地答道。

他们继续往山下走。被烧毁的村庄左侧，有一个土坛，竖着一个个白色的十字架，上面摆满了红色的花束。一些塞内加尔士兵迈着正步向前行进，头上的小圆帽闪闪发亮。军乐声又起，遮住了公墓的寂静。

“看样子要结束了，我们运气还算好。”亨利说。

“向右骑。”迪布勒伊说。

士兵们冲锋似的上了军用卡车，人群四下散开。男女老少全都穿着黑衣，被那漂亮的丧服闷得几乎要窒息。他们乘汽车，坐推车、自行车、轻骑或徒步，来自周围的所有村落、小寨，足有五千甚或万人。此时，他们正挤撞着向枯树和烧焦的断壁涌去，争夺那仅有的一点点阴凉。他们有的蹲在路旁的排水沟里，半倚着汽车，纷纷拿出圆形大面包和红葡萄酒。死者已经安排妥当，被填饱了悼词、鲜花和军乐，活人们便大吃起来。

“我捉摸着什么地方可以歇个脚。”安娜说。

上午这段艰苦的行程之后，他们渴望在阴凉处躺一躺，喝点冰凉饮料。他们顺着公路，伤心地推着车子走去，路上挤满了寡妇和孤儿。下山向谷地开去的大卡车卷起漫天的白色尘土。“到哪儿找阴凉去？哪儿？”安娜直问。

“那边有些桌子摆在阴凉处。”迪布勒伊说，边指着紧靠着一座木屋摆开的几张长桌，可桌旁的位子好像全被占了，几个妇女轮流端上一盆盆土豆泥，用勺子分给各位。

“是在聚餐还是个饭店？”安娜问道。

“咱们去瞧瞧。老是煮鸡蛋，我宁愿吃点别的东西。”迪布勒伊说。

原来是个饭店，人们差不多挤坐在一起，以腾出更多的位子。亨利坐在迪布勒伊正对面，迪布勒伊身旁是一位妇女，她戴着沉甸甸的黑面纱，两只患麦粒肿的眼睛红红的。一勺白花花的东西倒进他的盘子，紧接着一个男人用叉子叉上一块血乎乎的肉。面包篮和酒瓶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大家一声不吭地只管吃着，那副尴尬的贪婪相令亨利想起了自己儿时参加的葬礼上村民们的样子，只是眼下服丧的是数以百计的孤儿寡妇和亲朋好友。阳光下，他们内心的痛苦和身上汗水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坐在亨利另一侧的老人递给他一瓶红葡萄酒。“给她倒一点儿喝喝。”老人指了指那位眼睛红红的女人说道，“她是那位在圣德尼被活活吊死的男人撇下的媳妇。”

一位女的隔着桌子问道：“那位被他们倒悬着活活吊死的是她丈夫？”

“不，不是那位，她的那位两只眼睛被掏了。”

亨利给寡妇倒了一杯酒，他不敢看她。突然，他感到薄薄的衬衫下汗在流淌。他向老人转过身子，问道：“是那位空降下来的大兵烧了瓦西厄？”

“对，他们来了四百号人，您可以想象，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死人最多的是瓦西厄，所以他们才有进大公墓的权利。”

“那是整个勒维尔高地区的公墓。”亨利对面的那位女人自豪地说，“您是大热纳的叔叔吧？”她问道，“就是跟他儿子费弗里那一起在山洞里找到的那位？”

“对，我是他叔叔。”老人回答道。

餐桌边，话匣子全打开了，人们一边呷着葡萄酒，一边回忆起那恐怖的往事：在圣洛希，德国人把男女村民关进教堂，烧起一把大火，后来才允许女人出来，其中有两个就没有逃出来。

“我老毛病又犯了。”安娜突然站起身子说，“我……”

她刚走了几步，整个身子便往木屋的墙壁倒了过去，迪布勒伊慌忙跑去，亨利紧跟着他。她双眼紧闭，脸色苍白，额头上涔着汗珠。“心里不舒服，”她用手绢捂着嘴打了个嗝，含糊不清地说。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眼睛：“过去了，是红葡萄酒的缘故。”

“是因为喝了酒，加上太阳晒，身子疲乏。”迪布勒伊说。他是在帮她寻找借口，可心里肯定清楚她的身子壮实得像匹佩尔什马。

“您得到阴凉处躺下来歇一歇。”亨利说，“咱们去找个安静的角落。您可以躺个三五分钟吗？”

“可以，可以，现在好了，对不起。”

昏厥、哭泣、呕吐，女人们生就有这份能耐。可是，这也无济于事，面对死去的人们，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他们又跨上了自行车。整个空气在燃烧，仿佛村庄再次燃起熊熊大火。每个草垛、每丛灌木边都躺满了人，男的把礼服扔在一边，女的挽起了袖口，敞开了紧身上衣。耳边传来了歌声、笑声和逗弄的欢叫声。不喝酒，不笑闹，不逗乐，他们又能干些什么呢？既然他们还活着，他们必须生活。

他们骑了约摸五公里，发现了一截半枯的树干，有那么一丁点儿树阴。安娜在茅草和石子上铺上了雨衣，侧弓着身子躺在上面。迪布勒伊从背包里掏出纸张，那纸张一股子淤泥味儿，看似被泪水打湿过一般。亨利坐在他们身旁，头倚着树身，他睡也睡不着，事情也干不起来。突然，他感到一心想着学习是多么愚蠢。法国的政党，顿河流域的经济，伊朗的石油，苏联当前的问题，所有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这个正在展开的新的纪元在书中并没有被预见倒。面对原子能，这扎实的政治文化学又有什么分量？革命解放联合会、《希望报》、行动，多么苍白的玩笑！所谓善良的人们尽可放心发动罢工；学者和技术人员却在制造炸弹、反炸弹、超炸弹，手中掌握着前途命运的是他们。一个欢乐的前程！亨利合上双眼。瓦西厄，广岛，一年来情况有了发展。这将导致下场战争。那下一个战后又是怎么样呢？无疑比眼下还要更加严峻。除非根本就不再有战后。除非战败者以炸毁整个地球为乐。这很可能发生。假设地球没有被炸成碎片，还继续绕着自己旋转，但已冰冷一片，阒无人迹：设想这种结局并不更令人好受。死亡这个意念从未让亨利痛苦过。可突然，这片月球似的死寂使他心惊肉跳：人类从此灭绝！面对这无声无息的永恒世界，爬格子、开大会又有什么意义？还是默默地等待世界的灭顶之灾或个人的末日的到来吧。一切都是虚无。

他睁开眼睛。地上酷热难当，天上阳光闪耀。安娜在睡觉，迪布勒伊在写着写作有理的字样。两个戴孝的乡下女人匆匆地向村子赶去，手里抱着红红的玫瑰，鞋子上沾满白色的尘土。亨利定睛目送着她们。莫非是圣洛希的女人为她们亡夫的死骨献花？有可能。她们应该成为受人尊敬的寡妇。也可能有人在戳她们的脊梁骨骂？她们在心底又是如何对待这一切的？她们是否已经忘却了过去的许多东西，或者只是忘却了一小部分，甚或一点儿也没有忘记？一年的时间，既短暂又很漫长。死去的战友已经被忘却了，那8月的时光所预示的前程已经被忘却了：幸好如此。固执地陷入过去，这有害无益，可一旦发现自己或多或少否认了过去，心里也并不那么自豪。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创造了这种两全之计：纪念。流血的过去与掺合着辛酸的泪水的红葡萄酒的今天。这个两全之计使多少人心头获得安宁。可在另一些人看来，这也许显得丑恶。假设这些妇女中的一位深深地爱着她的夫君，那么，这军乐、悼词对她来说会有什么意义呢？亨利双眼定定地看着橙红色的山峦。眼前映现出那位妇女，她站在衣橱的镜前整理着黑面纱，军乐不停地吹奏，她突然喊叫着：“我不能去，我不愿去！”旁人把红色的玫瑰塞到她的手中，恳求她以全村寨的名义，以法兰西的名义，以所有死难者的名义去参加纪念会。外面，纪念会正在召开。她掀去面纱。后来呢？视线一片模糊。“哎哟，”亨利在心底对自己说，“我已经决定不再写作。”可是，他全身纹丝不动，目光仍然像僵住了一般。他无论如何需要确定这位妇女后来所经历的一切。

亨利在波尔之前回到巴黎，他在报社对面租了个房间。由于时值酷夏，整个《希望报》低速运转，所以，他有暇伏案一写就是几小时。“写剧本真有趣！”他自言自语道。美酒、鲜花、热情、鲜血，那个充斥着这一切的沉重的下午写成了一部剧本，他的 “我冒昧给您提一个问题。”萨玛泽尔说道，继而咧嘴一笑：“有人说从来就没有冒昧的提问，只有冒失的答复。您不一定非要回答我。有一件事我感到纳闷，”他继续说，“《希望报》订数这么有限，它是如何得以维持下去的？”

“我们并没有秘密资金。”亨利开心地说，“原因嘛，就是我们的广告比过去做得更多了，其中的小广告，就是一个巨大的来源。”

“我想我对你们广告收入的了解还是比较准确的。”萨玛泽尔说，“呃，据我计算，你们很明显处于亏损状态。”

“我们是负了相当一大笔债。”

“这我知道，可我也知道从7月份以来这笔债没有增加。正是这一点使我感到惊奇。”

“您的估算可能有误。”亨利以轻松的口吻说道。

“只得这么想了。”萨玛泽尔说。

萨玛泽尔好像并不十分信服。等客人离去，亨利又独自一人呆着时，对自己感到恼火。他完全可以列举准确的数字。“惊奇”，当吕克从空空的金柜中又拿出了支付工资的钱时，涌到他嘴边的正是这个词。“从广告合同中提前支取一部分费用。”亨利竟满足了这种解释，太轻率了。什么合同？提前多少时间支取？吕克说的是否是实情？亨利重又感到不安。萨玛泽尔手中确实并不掌握所有数据，可他善于计算。吕克到底是怎么应付的？谁知道他就不会以个人名义偷着借款？他从未搞过不清不白的交易，可总得了解清楚这钱到底从何而来。当办公室的人全都离开之后，亨利在清晨两时许走进编辑室。吕克正在算账。他往往很迟才走，一直等到亨利离开报社，然后再清理账目。

“喂，如果你有空，咱们一起看看账目。”亨利说，“我还是想弄清有关我们财经的某些事。”

“我正在算账呢。”吕克说。

“我可以等一等。我这就等着。”亨利边说边往桌沿上坐。

吕克上身只穿件衬衫，下着背带西裤，亨利定睛地看了久久一阵：黄颜色的背带。吕克抬起脑袋：“你为什么要自找麻烦，掺和这些钱的事情？”他说道，“请信任我吧。”

“让我看看账本，这不费吹灰之力，为什么却要求我信任你呢？”亨利反问道。

“你什么都看不明白的。会计学，那是个新天地。”

“过去有几次你给我解释，我不是明白了嘛。这总不是什么妖术吧。”

“要白白浪费许多时间。”

“这并不叫浪费时间。我不清楚你是怎么应付困境的，心里不踏实。喂，就给我看看这些账本吧。你为什么不肯呢？”

吕克挪了挪桌子下的双腿。一只大皮垫子支撑着他那痛苦的双脚。他恼怒地说：

“账目上并不是什么都记。”

“我所感兴趣的，”亨利激动地说，“正是账上没有记上的东西。”他微微一笑，“你瞒了我什么？你借钱了吧？”

“你不是禁止我借款嘛。”吕克以抱怨的口吻说。

“那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敲诈了什么人？”亨利半开玩笑地说。

“我！我会把《希望报》弄成一份敲诈勒索的报纸！”吕克摇了摇头，“你没有睡够吧。”

“听着，”亨利说，“老是猜谜，我可没有这份兴趣。我不愿《希望报》东拼西凑过日子。你就保守你的秘密好了，我明天一早就给特拉利奥打电话。”

“这才叫讹诈呢。”吕克说。

“不叫讹诈，叫慎重。特拉利奥，我知道他的钱是什么货色。可上个星期六落到金柜的那笔钱，我不知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吕克犹豫道：“是……自愿赞助的。”

亨利满腹狐疑地打量了吕克一番：他有一个丑陋的妻子和三个儿女，微微发福的腹部，西裤背带，痛风病，一张硕大的无精打采的面孔，这一切显得令人十分放心，可谁料到1941年一股狂风偶然穿透了这具肉体，甚至连《希望报》也借此应运而生。莫非这股怪诞的狂风重又吹起？

“你是否从什么人那儿勒索了钱？”

“我可没那个能耐。”吕克叹息着说，“不是的，是捐献，纯粹的捐献。”

“谁也不会白白给这么多钱。是谁捐的？”

“我答应保密的。”吕克说。

“答应谁？”亨利微笑着问，“哎哟，你是哄我，慷慨的捐献者，这可不存在。”

“我向你发誓是存在的。”吕克说。

“恐怕不是朗贝尔吧？”

“朗贝尔！他根本不顾报社死活。除了来找你，平时从不踏报社的大门。朗贝尔！”

“那是谁？快说呀。”亨利不耐烦地追问道，“要不我就打电话了。”

“你不会张扬是我告诉你的吧？”吕克声音嘶哑地说，“你答应我？”

“我以我自己的脑袋向你发誓。”

“呃，是樊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