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健将_青山一发

香港当局决定以五年为限禁止孙文入境，此一命令公布之时是重阳起义的翌年三月四日。当时孙文已从日本移居夏威夷。

一九○○年七月，孙文从新加坡搭“佐渡丸”抵香港，此时他的驱逐令仍在有效期间。香港当局获知此船载着孙文，便在船只下锚之际同时发出禁止其上岸的通知。

伦敦国家档案局中，保存有香港总督卜力与本国的索尔兹伯里首相兼外相之间的电报往来记录。如今已逾保密期限，这些档案全部对外公开。

根据这批档案，可知卜力总督原本打算准许孙文上岸。另外，孙文所搭的“佐渡丸”和李鸿章所搭的招商局安平号约在同一时间停泊在香港。香港总督向上级请求指示，是否可对两人在香港会面商谈合作事宜不加干涉？此一电报的日期是在“佐渡丸”驶离新加坡的七月十二日当天。

索尔兹伯里在七月十四日的电报中答以“不可”。因此，孙文便未获准在香港上岸。

而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亦有让人感兴趣的一份兵库县知事的报告。该文件的文号是七月二十五日的“兵发秘字 事实上，在索尔兹伯里首相坚持光荣的孤立主义之情况下，也难怪李、孙二人的合作未能获得英国的支持。两年后的日英同盟亦是在格莱斯顿（WilliamEwartdstone）成为外相之后方才有实现的可能。

李鸿章是在一九○○年七月十七日搭招商局的安平号去香港，隔天的十八日便出发赴上海。

在香港仪仗队的列队欢迎及十七响礼炮之下，李上岸礼貌性地拜会了香港总督卜力。他在香港仅停留了一晚。

孙文等人所搭的“佐渡丸”在七月十六日抵香港，于二十日朝日本驶去。

孙文和李鸿章在香港停留的日期相重叠，但两人并未碰面。孙文当时尚未获解除入境限制。

在“佐渡丸”上，孙文等人召开了会议讨论下次的起义行动。

“情势并不差。起义地点选在惠州，弼臣（郑士良）对惠州了如指掌。那一带的会党也与他相熟。在广州则由史坚如和邓荫南做呼应。民政之事就交给毕永年吧！”

孙文分配了任务给众人。

至于起义的日期，则由宫崎滔天提出立刻发难的意见。

“这种事一想到就得立即进行。”

宫崎坚持立刻发难的论调。

“那么要如何暗中通过那个呢？”

孙文指着海上一艘像是炮舰的身影，用英语如此说道。

“佐渡丸”的近处不仅有大清国的炮舰，尚有许多埋伏在暗中的密探。

“嗯，终究还是得从长计议吗？”

宫崎滔天仰望着天空。

要说心急，孙文可跟宫崎同样没有耐性。

在起义地点的惠州，郑士良已在三洲田这地方建立好一处基地。该地就在现今的经济特区深圳附近，离被称为海贼窟的大鹏湾也不远。

在该基地已经集结以会党为主的六百名人员，随时可揭竿起兵。然而，因准备的时机过早，结果发生粮食不足的状况，导致仅留存八十人，其余皆潜伏至附近的农村里头。

为了保密，有时会暂时拘留在附近出没的樵夫和牧人，不料这样反倒产生此处聚集了几千几万名军队的流言。

三洲田的众同志等得极不耐烦。

在希望尽早起义这一点上，孙文决不落于人后。但他还是返回了日本，雌伏约一个月之久。

八月二十二日，孙文悄悄从横滨搭上赴上海的船只。然而，最后还是得搭九月一日的船从上海又折回日本。因为就在孙文离开横滨的那天，有“自立军”这支叛军起义失败，其干部唐才常等十一人即日在武昌遭处决。以西太后为首包括光绪帝在内的清朝权贵们全逃离北京，往西安亡命。

湖广总督张之洞担心乱事扩大，对自立军相关人员采取了逮捕即处决的非常手段。

倘若叛军有后援，则此援军必当经过上海或广州。孙文已经在上海登陆，但看到上海的警戒程度超乎想象，不禁大吃一惊。

——台湾！

宫崎简单地写下这二字。

凡知道起义重点者，光看到这地名便够了。

这是只有干部才知晓的极机密计划。计划概要是突然宣布南方六省独立，并期待全国各地能响应之。

五年前的起义是在广州点火，但火未燃起而告失败。从这次失败之中必须学得一些教训。

孙文并非坚持要在自己的出身地广东进行起义。确实广东是熟知之地，人脉也广，但也并非一定要在此地。他在写给宫崎的信中也数次提道：

——离中原太远。

只要能让火烧起来，那么不论在什么地方点火都无妨，未必就一定要选广东。最好是一处能安心准备燃料的地方。

那就选在清朝官府鞭长莫及之处。香港也可以，但该地在传统上又有间谍活动盛行。最好的地方还是台湾。更何况，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对孙文等人的运动似乎又能理解。

当然，儿玉和后藤之所以支持孙文，还是着眼于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 德寿原是广东巡抚，因李鸿章北上而兼任两广总督。但通常他仍在巡抚衙门办公和起居。史坚如对此已事先做了一番调查。

于是史坚如便在巡抚衙门的后面巷道租了一间民宅，连夜挖出一条坑道。他计划将炸药填入铁筒内，以导火线加以引燃，事成之后逃往香港。然而，他等了又等，却听不到爆炸声响。

史坚如无奈只得折回检视，发现导火线在半途熄火。他重新做好设定，然后去到同志的住处等候。他是个基督教徒，因此也只能待在西关的教堂内边祈祷边等候。

不久之后听到巨大的爆炸声响。

从炸药的分量来说，德寿的居所应该会被炸得粉碎。那是十月二十八日这天的事。

然而，从市井的传闻得知德寿居然毫发无伤，倒是官民死伤人数约二十名。这让史坚如这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感到痛心。

“我要去现场瞧一瞧！”

史坚如飞奔而出。他检讨失败的原因，得到火药未全部引爆的结论。

“那就再干一次吧！”

他说道，但遭同志们劝阻。于是他听从同志们的忠告，先搭船去香港一趟，但在中途遭清兵拦获而被拘留在南海县衙门。

清廷的密探郭尧阶早就锁定了史坚如。

十一年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的南海县当局忘记销毁这份记录，才让密探的姓名曝了光。

史坚如当时年满二十一岁，是个如画中人物般的美男子。年少时体弱多病，最喜绘画，酷似 针对该会的章程，欲化身变色龙的唐才常和原则主义者的毕永年进行了一整晚的争辩。

“总之希望多招募些人。以胜敌为先决条件。争辩则留待以后可也。”

唐才常说道。

“若要谈勤王之类的，则讨论再多也是无益。”

毕永年的太阳穴抽搐了一下。

“为成就大事，人有时不得不隐忍。”

“我想告别这个凡事都需隐忍的世间。”

“那就告别吧！为这事斗嘴整晚简直是愚蠢之至。又不是从头到尾都高举着讨贼勤王的旗帜！”

“此话何意？”

“若无王，那还有什么勤王可言呢？”

“算了！我要走了。”

毕永年起身离去。

与自立会有别，另有一个组织叫做中国国会，会长是中国 不久，伊藤便下令，禁止台湾“总督”跟大清国的反体制组织接触，并不准派军事顾问团到大清国。

那么是否能靠自己的力量行事呢？

孙文等人之前为起义所准备的武器弹药因一时之间尚派不上用场，所以就先借给有急用的菲律宾独立运动使用。然而，由日本参谋本部所发给的武器弹药装载于向三井物产购入的布引丸，该船因老旧而不幸沉没于宁波海边。

菲律宾再度订购，由代议士中村弥六以六万五千元的代价代为调度，但因独立战争的局势不利，这批武器便暂时封存不用。

菲律宾的阿奎那度（EmilioAguinaddo）为回报前次人情，决定将库存武器弹药提供给孙文。不幸的是，随即发现这完全是无法使用的一堆废铁。

如此一来，想要靠一己之力起事便成了空谈。

孙文等人所计划的惠州起义正一步一步进行各种准备工作。

起义的指挥官是郑士良，他在孙文进香港西医书院前曾一度是孙文在广州博济医学校的同窗。在孙文去了香港后，他便在故乡惠州的淡水墟一地开了一间“同生药房”，积极和秘密结社三合会的成员交往。他的拳术相当高明，同生药房不仅卖药而已，也对顾客施以简单的医疗。

与孙文相似，郑士良也是基督教徒。在进入广州博济医学校之前，他就读于广州德国教会所设的教会学校，名为礼贤学校。

与孙文不同的是，郑士良自小便与非法组织中人为伍。他的家庭与三合会渊源甚深，家中还开设拳术道馆。

起义地点选在三洲田，三合会人士陆陆续续集结到附近。

最初当然是谨守秘密，但当基本人员达六百名之众后，消息便不胫而走。然而，清朝当局摸不清底细，只敢低调从远处将三洲田团团围住。

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已经无望，而阿奎那度友情提供的武器弹药又是一堆普通的废铁，因此只能暂时解散三洲田的人员，另待再起之日。

为跟孙文取得联络，郑士良到香港走了一趟，只因能拍电报的地方就只有香港。三洲田方面的指挥权便委交给黄福。

为说明事件详情，孙文派了日本同志山田良政等人赴三洲田。

山田良政年为三十二岁，生长于弘前这地方，其父是津轻藩的武士。从青森师范毕业后，他又进入东京的水产讲习所研习并毕业，然后以北海道昆布会社的驻外员身份被派到中国任职。在日清战争时，他入伍当通译官，对语言学颇为精通。

戊戌变法遭挫，梁启超等人逃命至日本的公使馆，当时也是由平山周等人和山田良政掩护梁氏一行离馆并引领他们上了军舰大岛号。

他认为自己对此次的事件负有责任。

居中替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孙文等人进行交涉斡旋工作的主角，正是津轻男子山田良政。但因内阁方针改变，孙文和儿玉的合作终究无法实现。对山田而言虽然是件苦差事，但此一事件的原委无论如何都得告知三洲田的同志。

孙文和儿玉的合作是由自己居中主导，如今未能实现，导致三洲田基地必须解散，山田自认该负起责任，所以愿意充当传达此一消息的使者。孙文原计划由台湾赴大陆，亲自担任 关于惠州起义失败的原因，孙文将之归咎于武器弹药不足，其实也等于是多多少少含有责难日本未提供援助之意。而孙文的身边，也有怪罪他过于信任日本的不满声浪出现。这些不满者必须加以安抚才行。

倘若武器弹药不足是惠州起义失败的主因，那么委托日本政商加以调度一事就必须受到究责。对于此事，难怪滔天也要写出欲啖中村弥六之肉并饮其血的话语。

中村弥六因此事而遭宪政本党劝其退党，但中村拒绝接受规劝，遂遭开除党籍处分。

史坚如在兴中会里被称为是继陆皓东之后的“为共和殉难之 山田良政君，弘前人也。庚子（一九○○）又八月，革命军起惠州。君挺身赴义，遂战死。呜呼！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殒灭，其志不朽矣。

有人评孙文之墨宝中以此为最佳。

另外，“庚子又八月”是指在旧历中庚子之年恰值闰八月，又八月是第二个八月之意。以革命成功的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之后便改用新历，但此事件的日期是在革命成功之前，故仍以旧历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