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驻_甲午战争

清军在牙山登陆以后，就地驻扎，不打算进汉城。四百名日军进驻安静的汉城。大鸟圭介凭着外交官的嗅觉，发觉各国的眼光都盯着他。

既定的步骤是先由大鸟率领四百兵进入汉城，然后接受朝鲜政府正式提出的镇压东学的请求，引进后续部队混成旅团，可是，现在这四百兵尚且苦于出师无名，何况……

踏入汉城的 李鸿章等待各国外交团的公论，未免过于天真了。

朝鲜政府从私谊发出一种议论：让容易洽谈的清政府撤走牙山的清兵，以促使日军撤退。

“都太天真了……”袁世凯表情怃然，自言自语，“不过，已经无计可施了，只好如此。”

要打开困境，只有去说服大鸟个人，想法软化他。

“同大鸟会晤，用笔谈还是……”袁世凯嘟囔着，似乎在询问一旁的唐绍仪。

“那蔡绍基呢？”唐绍仪问道。

蔡绍基是日语翻译。

“笔谈的时候，他不在场比较好些。”

“是的，蔡绍基在旁，居然用笔谈，就太不像话了。会谈时，给他派个差事。还有，我也参加，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好，怎么办呢？”

在备前的闲谷黉专攻过汉学的大鸟能写出达意的汉文，袁世凯想起同他笔谈“日清同盟论”时的情景。

“为自己留条后路，也应当使用译员！”唐绍仪沉思了片刻，建议道。

“也许……不过，我们又不是靠人情面子去求他，他们把军队开进一个平安无事的国家的首都，显然不占理，我们是去讲明道理。这件事还是笔谈为好。”

袁世凯同唐绍仪谈着话，却仍然像是在自言自语。他对这件事不大感兴趣。同大鸟谈谈，总比不谈好些，不过如此而已，对谈判并不抱什么期待。他向李鸿章发出悲观的推测：“非口舌所能争。”

他感到，这一次日本政府的态度异常坚决，非同一般。

不论大鸟个人的世界观和政见如何，决不会脱离日本政府的基本方针。

“什么也不如有军队。”袁世凯虽然也这么想过，但终于没敢把牙山的两千名士兵调进汉城来。他似乎觉得这样会掉进日本的圈套里。同样出了兵的清廷可以责难日本的，也只有没把军队开进汉城这一点。如果这时候进驻汉城，无异于拯救日本出困境。

“我方固然处于困境，而日本也在困境之中！”袁世凯又自言自语似的说。

“当然！”唐绍仪用力地答道，“大鸟正被外交团问得张口结舌！”

6月11日，大鸟圭介拒绝了袁世凯提出的谈判要求，但 6月13日，举行 派遣军总司令是直隶提督叶志超，副司令是太原镇总兵聂士成。他们正在仁川以南、成钦以西的牙山构筑阵地。

李鸿章比在朝鲜当地的袁世凯更乐观。迄今为止，他的政治都是注重于人事关系，他非常相信伊藤博文。

他还估计，日本议会一定会阻止日本政府的乱闯。这一点，应该说是李鸿章的无知。这时的日本议会中对外强硬论占主流。对那个超越政府、超越议会的“大本营”的性格，李鸿章更缺乏正确的理解。

李鸿章心里所强烈盼望的，是“只有战争，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倘若现在同日本掀起战争，首当其冲的将是他多少年来惨淡经营的淮系北洋军。北洋军是他唯一的政治资本，若受到损伤，必将危及他的政治地位。

李鸿章虽然是清政府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但政敌也不少。如果他的立场动摇起来，就再也无法防御政敌的攻击。很明显，政敌可能会高唱对日强硬的论调。

李鸿章这么一反往常，急于采取撤兵的和平措施，正是因为他意识到政敌的动向。

“整备归装！”这封电报没有明言立即撤兵，但谁读了都会想到是要撤兵。

李鸿章给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发出这封电报的同时，东京的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一封电报发到了天津。

“伊藤博文首相表明，在平定民乱以后两国共同撤兵，但言外之意含混不清，似有驻留军队、协商善后措施之意。”

又是一个“言外”，把李鸿章的乐观情绪给动摇了。好像不完全撤兵，而且，是被视为最稳健的伊藤隐约透露出来的！莫非也是为了防备政敌攻击，不得不做些违心的事？李鸿章心想。

然而，现实情况并不是按照他的主观臆断来发展的。

6月14日的阁僚会议上，李鸿章寄以希望的伊藤博文提议：“朝鲜内乱应由日、清两国军队共同合作，迅速剿平。乱民平定后，应由日、清两国向朝鲜派出委员，进行内政改革。”

他高唱镇压内乱，却只字未提撤兵之事。

汪凤藻算不上一个很有能力的外交官，但他却能感觉并把握伊藤首相的“言外”之意。

陆奥外相经过一整天的深思熟虑，断定日本政府在外交上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向“机动多变”的时期。他估计，对于日本的提案，清政府十之八九不会同意。于是，在 次日，袁世凯也给李鸿章发来长文电报，提出：倘若日本无撤兵之意，中国也应增兵。“日本知道今年我国有慈圣（西太后）之庆典，以为我国必然忍让。如果看出我方准备大举，或可易于结束。请先调水师速来，严加防备，然后陆续派来陆军，以为后备。与此同时，请各国驻我国公使从中斡旋，或可不致立即决裂。”

袁世凯当然很清楚李鸿章不愿开战，所以说服他一边增兵，派遣海军，一边在各国外交官中活动，多做些工作，这样才可能避免战争。

这期间，日军不断在仁川登陆。大鸟公使的呈文在6月15日送到内阁会议上，内容是“让四千名士兵侵入汉城的理由难以找到，日本政府的这种措施只能有损于外交关系，若政府为实现出兵之素志，具有应付一切后果之决心，则不必顾及”。

陆奥复电说：“我军驻留汉城乃最高目的，不惜采取任何借口。”

日本在朝鲜的负责人软弱，而本国政府的首脑极强硬。中国正相反，在朝鲜的袁世凯不断催促派兵，而天津的李鸿章是尽量回避。

就斗争意志来说，双方的中枢部门从一开始就有很大差别。

袁世凯督促驻在牙山的叶志超提督做出进入汉城的姿态。他认为：“日本人跳梁之意图，在于防我。我若一振，则日本必自衰。”

“倒不必立即进驻。先散布我军进驻的谣言，等对方行动后再动，岂不是更好？”

袁世凯似乎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但叶提督认为这事非同一般，自己难以决断，便向李鸿章请示。

“超以为事先虚张声势，于事无益，反招致日本增兵。目前日本在汉城、仁川两地，严密战备，应如何处置？”

对此，李鸿章训示：“移防汉城和仁川，易引起摩擦，不如移防马山浦，彼地距仁川和汉城较近。事先劝说朝鲜王要镇静自若，万一有事，可在马山浦给予保护。将电告丁汝昌提督，率水师开赴马山浦，汝等要通力合作。”

李鸿章当然在积极做各国工作。这时，驻日公使汪凤藻报来了日本政府提案的详细内容。共有五条，写得头头是道：

日本政府，起码当事人陆奥外相和参谋次长川上两人，是下定了决心的。对于这种决心，以为可以用条理整然的论战来攻破，不是痴心妄想又是什么？

陆奥要驳斥清政府，这三条回答，无懈可击，要驳倒它，必须使用更尖刻的论法。

这也不过是流言飞语。

神尾少佐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现在已无从判定。

不过，说陆奥宗光不知道这是误报，因而以此为判断局势的一种依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深知中日间外交关系底细的陆奥外相，岂能不清楚清政府的避战态度？何况对于神尾少佐的电报也应该对照事实，略加折扣，才能作为参考。当然，也可能是参谋本部的阴谋诡计。

陆奥内心里对神尾的情报肯定是不相信的，只是为了开战，必须多多积累形势紧迫的情报。

清政府从理论方面把日本逼入困境的前提是，“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而日本则反驳说：“不，那只是表面现象，真正的祸根还远远没有挖出。”两国站在不同的“前提”下，一方主张撤兵，一方主张继续驻扎。

神尾少佐的情报给御前会议的空气以强烈的影响，这正是陆奥所希望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放弃日中提携的方针，由日本单方面以武力为背景，进行朝鲜改革。

6月22日，日本外交部的加藤增雄书记官被派往朝鲜，带去一封绝密训令——“按今日之形势，衅端已开，交战在所难免。因之，只要曲不在我，不惜采取任何手段，制造开战借口。”

附带要求是要使我方不负挑起战端之责。总之，即使勉强为之，也要促成开战。

日本政府的意图传达给朝鲜的大鸟公使。23日，公使催促大岛少将所指挥的混成旅团开进汉城。24日，在仁川待机的旅团主力向汉城开拔。

军号声嘈嘈，太阳旗猎猎，昔日被视为软弱派的大鸟公使也转变为坚定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