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命的金玉均被日本政府转移到小笠原岛时,朝鲜宫廷又开始策划同俄国接近。除了俄国,还能依靠谁的势力呢?宫廷里飘荡着这种空气。
前次对俄接近时情报泄露,被清政府得知,以失败告终,这次就必须格外谨慎。闵妃等人有着巨大的危机感,何况还有一个大院君,简直是闵妃的不露面的劲敌。大院君的背后有清政府做后盾,善于操纵的袁世凯不知什么时候会操纵大院君这个傀儡动起来。
亲俄派的重要人物闵泳焕、闵应植等都是闵氏族人,另有洪在羲和金嘉镇等人协助。出入俄使馆、担任沟通的是竹山府使的赵存斗、金良默、金鹤羽等。精通俄语的蔡显植为他们当翻译。
亲俄派强调:“清政府自称为宗主国,当英国占我领土巨文岛时,却不曾采取任何有效措施。现在,能使英国撤出巨文岛的,只有俄国具备这样的实力。”
英国占领巨文岛,构筑要塞,是俄国政府命令舰队在海参崴集结之故。俄国解散远东舰队,英国自然会放弃巨文岛。只有俄国能对抗英国,确也是事实。
朝鲜宫廷悄悄把金光勋召回汉城。 然而,李鸿章决定释放大院君,袁世凯总觉得是个错误。从这时起,袁世凯敢于对被他神化的李鸿章抱怀疑态度了。
由于释放了大院君,亲清倾向极强的闵妃派也开始产生反清情绪,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不过,对名义上的属国,长期地拘留国王之父,听起来也不妥当。释放这件事,从人道的立场上看,谁也没有理由责难。而且,为维护岌岌可危的宗主权,使用古典的分而治之的方法,也无可厚非。对于宗主国来说,朝鲜政界分成数个小集团才最为理想,反之,团结一致就不好办了。大院君的释放,反倒使闵妃派团结一致了,是危机感使他们抛弃了小异。
袁世凯深感团结一致是难以应付的。如果国王能稍稍坚强些,就会产生国王派对王妃派的分裂。可是,现在不存在国王派,只有清一色的闵妃派系。
团结一致,靠近俄国,这是不能等闲视之的问题。袁世凯给李鸿章拍电报,提出建议:“废昏君,另立李氏贤者。”
闵妃因为是王妃,所以才能专横跋扈,如果丈夫不是国王,她的权力源泉就干涸了。但是,闵妃一党决不会善罢甘休,因此必须使用武力。
一周以后,汉城电报局委员陈同书来见袁世凯。
“俄国公使要给本国政府拍发一封长文电报,这是历来没有过的,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什么,特来报告。”
“那封电报呢?”
“暂时扣留,还没发出。”陈同书答道。
因为是密码电报,内容无法知道,但是,电文这么长,估计不会是一般的事情。
“多谢,今后还请多加注意。电报暂时不要拍发。”
袁世凯让陈同书回去以后,立刻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同闵泳翊取得联系,探询闵党与俄国方面是否有了重要商定。二是要求英国方面支使军舰在朝鲜沿海巡逻,以牵制俄国。
据闵泳翊调查,领议政沈舜泽曾致函俄国公使韦贝,内容如下:
“密启者,敝邦偏在一隅,虽称独立自主,而终未免受辖他国。我大君主深为耻辱。今力求振兴,悉改前制,欲求不受他国辖制。唯未免有所忧忌。敝邦与贵国,睦谊尤笃,唇齿之势,自与他国有别。深望贵大臣禀告贵国政府,协力默允,极力保护,永远勿违。我国大臣与天下各国一律平行,或有未适他国之处,望贵国派兵舰相助,以期妥当,是深景仰贵国者也。”
显然,这是一封要求派遣舰队的信件。袁世凯不失时机,立刻用电报报告李鸿章。
李鸿章接到电报后,向驻彼得堡公使刘瑞芬发出训令。
英俄公使一年前由曾纪泽换为刘瑞芬,虽是兼驻英、俄两国,但这一时期清廷同俄国在外交方面的问题较多,所以,公使驻在彼得堡的时间要比在伦敦的多。
刘瑞芬亲自向俄国政府外交部提出:“请俄国政府不要受理来自朝鲜的书函,如果难以拒绝受理,则请拒绝派遣军舰。”
俄国外交部保证说:“俄国政府未曾受理过朝鲜政府的任何书函,将来亦不准备受理。”
袁世凯要求派兵,但李鸿章不同意。北洋舰队运输数千兵卒,要耗费大量军费,而目前,还没有更多的军费。预算被西太后的豪奢生活所挥霍,所剩无几,与其用来威吓朝鲜,不如去欧洲订购军舰。
在汉城,袁世凯拿出证据,威吓朝鲜宫廷:“天兵不日来朝鲜问罪!”
八月十四日,袁世凯集合朝鲜文武官员,做了一通演讲。
朝鲜方面声称书函为不法之徒伪造,政府事先不曾知晓。
那么,不法之徒是何人呢?不得不付出牺牲者,否则难以了结。于是,金嘉镇、赵存斗等四人被投进牢狱。而闵泳翊则悄悄去了香港,他不在,便找不到另一个证人了。
李鸿章没有派兵,但是派陈允颐去朝鲜同袁世凯联系,并且让丁汝昌出动舰队到仁川海面。
朝鲜政府的 “大敌是日本”,这就是李鸿章的看法。袁世凯还记得,在天津闲谈时李鸿章说过:“日本国虽小,却能拧成一股绳,全力以赴。日本要活动,就只有朝鲜这一条路,别无他途。俄国虽大,但与土耳其、阿富汗、中国等国处处接壤,对朝鲜使不上两只手,只能用脚尖。就像用脚尖轻轻地踢一踢似的,没有多大劲儿。样子像有劲儿,其实并不大,可用它威慑却最适合。我们要很好地利用它。”
最后一句话意味着什么?当时不十分理解,现在总算清楚了。就是说,打算把俄国当做看门狗,用来抵御可能全力向朝鲜扑来的日本。
在袁世凯看来,陆路通商不可能有太大的规模,不致损害中国利益。首先是因为朝鲜的购买力极弱,更何况袁世凯的外交本来就不重视经济方面,他也没有专门知识。
甲申年(1884年),英商的怡和洋行在上海和仁川之间开辟了一条定期航线。如前所述,日朝间贸易的主要商品是英国制造的棉布,日本从上海输入,然后再向朝鲜输出。从上海直接运到仁川,要比经日本转运有利得多。
然而,有一种更有利的“生意”,袁世凯掌握着,所以他不关心别的生意。这个“生意”就是利用水师搞走私。主要是从中国往朝鲜运鸦片,从朝鲜往中国运人参,由于不付税金,简直是一本万利。后来袁世凯所用的政治资金,据说就是在朝鲜任上积蓄的。
袁世凯在朝鲜,日本和美国对他的评价很坏,英国比较好。日本憎恨袁世凯,是因为有“甲申事变”的前隙,而美国憎恶袁世凯,是因为他对朝鲜政府傲慢无礼。
“朝鲜是自主独立的国家,不从属于任何国家。”美国这么看朝鲜。
与之相反,英国却主张中国对朝鲜应当更强硬地行使宗主权,因为它的夙敌俄国对朝鲜的渗透越来越厉害。
“朝鲜是中国的属国,不能让俄国在朝鲜为所欲为,中国应当更强硬些。”这是英国的态度。
关于朝鲜问题,各国的态度不一致。上述只是个概略。因时因事,各国态度也发生着微妙变化。
那么,朝鲜政府的情况如何呢?
“完全独立!”显然,这是朝鲜的悲壮心愿。随着列强的踏进,中国的“宗主权”渐趋暗淡,这对于朝鲜来说,当然是值得庆幸的。袁世凯硬要把本来只是名义上的宗主权变成实质性的东西,必然引起朝鲜政府的抵制。靠拢俄国,就是这种抵制之一。
1887年,朝鲜所采取的最为明显的抵制,就是向列强派遣使节。列强已经在朝鲜开设公使馆和领事馆,按理说朝鲜也应向列强派遣外交官。八月十八日,朝鲜政府决定派朴定阳赴美国,派沈相学赴欧洲各国。后沈相学患病,又改派赵臣熙。
袁世凯对国际政治力学非常敏感,可能要超过他的师傅李鸿章,但国际政治学方面的专门知识却很少,甚至不大清楚外交官的身份原则。他虽然听说了朝鲜向外国派遣使节,却没有放在心上。
“对方来了人,我方若不去,显得太冷淡了。交际嘛,就该如此!”他的认识程度不过如此。
“只有独立国才能派遣外交官,而非独立国没有外交权,属国没有外交权。”唐绍仪给袁世凯讲了一通国际政治学入门。听了他的话,袁世凯转动着眼珠子大叫:“不行,这可不行!”
朝鲜政府派遣使节,初时袁世凯以为只不过是一般的交涉罢了,当唐绍仪讲了重大的政治意见之后,他有些狼狈了。
朝鲜对外派遣使节,并非没有先例。以前往日本派遣过闵泳骏,事后报告清政府,袁世凯完全没有当回事。
“似乎还要搞先派后咨。”袁世凯一直没接到正式通知,只是偶尔从情报网得到一些消息。
“这么说不读国际公法是不行了……你能不能给我翻译出来?只把紧要的部分简单地、立刻能懂地……”袁世凯对唐绍仪说道。
“我给你分条写出来吧!”
唐绍仪整理了国际公法的要点,让袁世凯学习。
属国没有外交权,是国际公法的基本常识。缔结条约当然就是外交,迄今为止,朝鲜已同各国缔结了不少条约。
这也成为朝鲜并非属国的根据。缔结条约即外交活动,已经是事实。条约都是双方的,时至今日,如提出无效,就将是重大国际问题。
派遣外交官和缔结条约同属外交活动。一方面承认缔结条约,另一方面却不允许派遣外交官,岂不是自相矛盾?现实主义者的袁世凯已经预感到不可能阻止朝鲜派遣外交官了。他想:那就换个办法,对外交官的身份和行动加以限制。
具体办法是改变从前的“先派后咨”为“先咨后派”(先经清政府承认,后派外交官)。这样一来,朝鲜政府派朴定阳去美一事,只好延缓。
美国方面当然很不满意,驻朝鲜公使颠司莫致函袁世凯,对清政府的干涉提出抗议。内容是:一、美朝条约是两国在平等立场上签订的。二、条约规定互派外交官,其中并没有需要清政府承认之类的规定。三、朝鲜政府派闵泳骏赴日本时,清政府未加干涉,偏偏阻挠派遣美国,是何用意?
与此同时,美国驻中国公使颠拜也受国务卿之命,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中、朝两国虽有宗属关系,但只为两国之关系而已。贵国对朝鲜之内政外交,事实上业已承认其自主权,尔今限制其外交权殊难理解。”
事情变得麻烦了。
尽管是朝鲜问题,但事态一旦扩大,交涉就变成上峰的事,当然也要征求一下袁世凯的意见,但那不过是作为参考而已。
朝鲜政府知道这时候应该对清廷做些什么,那就是在体面上多动动脑筋。于是,特派礼宾司主簿尹奎燮去天津,郑重陈述事情原委,恭请裁决。
清政府首先考虑的是“体面”问题,朝鲜政府深知这一点。清政府要求把派赴美国的外交官朴定阳的“全权公使”改为三等公使。
向美国派出外交官的最大目的,在于宣扬独立自主,何况朝鲜和美国之间没有多么大的悬案。为此,必须争得“全权”这一头衔,否则,好不容易的一次派遣,将会减去一半效果。
尹奎燮在清廷顽强地坚持:“根据条约,双方互换外交官。美国驻朝鲜公使是全权,而朝鲜也应与之相同。由于我国经济贫困,不便与之对等交往,一俟递交国书任务完成后,朴定阳立即归国,其后,以一等书记官代理公使,以节约国库开支……”
清政府终于被说服,承认了“全权”,但提出三项附带条件:
一、朝鲜外交官到达外国时,须先向那里的清公使馆报告,会同清公使齐赴该国外交部。其后诸事,可不受拘束。
二、宫廷、国家的正式仪典、集会等,朝鲜外交官应跟随清公使之后。
三、外交中的重要事项,朝鲜外交官应首先同清公使磋商。
朝鲜政府痛快地同意了。 这时已是光绪十四年(1888年)。
“甲申事变”过去四年了,李鸿章六十六岁。
“岁月不饶人……”他停下整理公文的手,摸了摸额头,指尖感觉出那里的皱纹明显增多了。此刻整理的是前一年的东西,不知为何,他总觉得自己的人生已到了要收场的时候了。为排除凄凉之感,只有热衷于工作。
把一年来杂乱的公文披阅一遍,终于发现了一直不曾注意到的一些相互关系,理出了一点头绪。
“朝鲜变得不好对付了,有关朝鲜的事情应当更细致地考虑。”他自言自语地说。
回想一下去年的一些事情,他终于明白了朝鲜政府的手法要比中国更为细致、更有条理。
“为什么当时没注意到呢?”李鸿章独自嘟囔着。
当然,他是有可辩解的。前一年,1887年,对于清政府来说,简直是台湾年。经过中法战争,台湾的重要性凸显起来。置于福建省管辖之下的台湾,前一年成为一个省,十月任命了 “唔……就是它……”他拿起一件公文。是几行字的报告,可能是袁世凯亲自起草的,充分表现出他的性格。报告的末尾用铅笔写着:“有必要考虑对此事的报复!”
这是关于朝鲜政府解任金允植等人的报告。金允植是人所共知的事大党——亲清派的领袖,撤掉亲清派领袖,显然是对袁世凯等清政府方面驻朝鲜官员的挑战。然而,在朝鲜政界却看不出什么重大的派系抗争。
还有铅笔附记:“是否有私人怨恨?”并非政策上的意见对立,而是个人间争执,也可能是争权夺位的倾轧。
盟友金允植被解任,袁世凯可真有点头疼了。报告中虽未详细述及,但可以想见,袁世凯闯进朝鲜宫廷,大发雷霆地喊叫:“为什么把金允植免职了!”
对此,朝鲜宫廷一定是照例含糊其辞,应付一阵子便马虎过去了。这时,李鸿章心里若有所悟:“问题就在这里,没错……”
金允植解任之后,立刻有闵泳骏赴日之事。
在中国方面,特别是袁世凯,金允植的解任尽管是一时的,也觉得是个大问题。袁世凯受到了刺激,无暇顾及其他。于是,时隔不久便将闵泳骏派往日本,充分运用了“先派后咨”的手法。
李鸿章认为,金允植的解任,也许是他本人同意的,上演的一出戏。
亲日派、亲俄派、亲清派——目前分成这三派,不管形势如何变化,朝鲜总有一伙人出来支撑局面,李鸿章从一开始就认为这也许是一种合谋。
假如这是一种戏剧性的密谋,那么,朝鲜政府的确不简单!李鸿章望着天棚想。
四月末,李鸿章同葡萄牙签署了通商条约,五月五日去旅顺、大连,视察新购进的军舰“致远”号。
“这些等回来再办……”李鸿章把一些新近的文书归拢到桌子一角。因为上了年纪,自言自语的毛病越发厉害了。他抄录了公文的标题。
《朴定阳尚未归国》——戴着“全权”头衔的朴定阳原来说递交国书后立即返回朝鲜,但时过一年半之久,仍没有从华盛顿动身的迹象。
《金嘉镇未来拜访》——这是东京来的报告,当了驻日代理公使的金嘉镇,按照前述三项附带条件,应该到中国驻日公使馆拜访,然而迄今并未执行。说起来,任命金嘉镇为驻日代理公使,清政府就感到不快。金嘉镇积极靠拢俄国,由于袁世凯的强烈要求,朝鲜政府把他“放逐”,怎么这么快又起用了?
只因为接触了俄国,就断定是亲俄派,这确实值得研究。像接触日本、接触美国一样,按理应当统称他们为独立自主派。不,称派也不妥当,因为朝鲜有主见的政治家都在内心深处怀着独立自主的愿望。
被视为亲清派的闵泳翊要同中国搞好关系,最终目标也不外是独立自主。
去年清政府更换了驻日公使,黎庶昌再次出任。四年前因服丧而辞去驻日公使职务的黎庶昌,是有三年半驻日经验的老手。
旧历年末,黎庶昌到达东京。正月贺年时,金嘉镇到清公使馆门前投递了名片便返回了,不曾同公使会晤。
黎庶昌曾有如此记载:“朝人胸中,唯有‘自主’二字耿耿于怀,牢不可破。”
黎庶昌把金嘉镇不来拜访之事告知了汉城的袁世凯。袁世凯照例闯进朝鲜宫廷,大喊大叫。他在给李鸿章的报告中写道:“婉诘。”李鸿章读了之后哈哈大笑,说道:“婉诘?他这种人能……”
他想象得出袁世凯恫吓朝鲜要人时的情景。
“公使闵泳骏正在返任,金嘉镇不过是代理公使。他理解自己的身份,有所顾虑,请予谅解,以后令其拜访……”这就是朝鲜政府的答复。
“事情越来越难办……”李鸿章自言自语,闭上了眼睛。
李鸿章到旅顺、大连,接收了“致远”号,查看了炮台,于五月十六日返回天津。十多天的视察使他疲惫不堪,终于卧床不起。
李鸿章痊愈后不久,接到东京黎庶昌的报告,说是金嘉镇勉强做了拜访。
“噢?慰亭(袁世凯)的婉诘产生了效果?……”李鸿章捋着胡须,自言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