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成熟_阿加莎·克里斯蒂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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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生活完全变了样。我走出了那个安宁的、无忧无虑的童年王国，跨入现实的世界。无庸置疑，男人能给家庭带来稳定。父亲——家庭生活的基石。父亲喜欢按时开饭，晚饭后不愿人打扰，乐于跟别人合作演奏。这些都是无形中被人自然接受了的。父亲是我们衣食的保障，他统管家务使之井然有序，父亲还为我上乐理课。

麦琪在父亲去世大约九个月后与詹姆斯·瓦茨结了婚。她不太情愿离开母亲。母亲急于了结这桩婚事，不愿意他们再拖下去了。我清清楚楚记得她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女俩人会愈加难舍难分。詹姆斯的父亲也急于让他早些完婚。詹姆斯很快要从牛津大学毕业，直接进入商业界。他渴望与麦琪结为伉俪，建立自己的小家庭。瓦茨先生计划在自己的地产上为儿子建一座房子，这对年轻夫妇可以住在那里，一切就这样安排妥当了。

父亲那位在美国的遗嘱执行人奥古斯特·蒙坦特先生从纽约来到我家，住了一个星期。他身材魁伟，待人和蔼，非常讨人喜欢。没人比他更能体谅母亲了。他坦率地告诉母亲，父亲的生意糟糕透了，那些律师们及假心假意为他好的人曾经给父亲出了许多馊主意。大量的钱财都耗费在补偿亏本的生意上，用于维修纽约的房产上，其实根本不解决实际问题。他建议放弃大部分的房产，以免去繁重的税款，能剩下的进款大概不多了。祖父曾经留下的大宗遗产已经化为乌有。祖父曾经是克菜弗林公司的合股人，公司愿意继续为合股人的遗媳提供红利，而且也定期为母亲提供一笔为数不多的抚恤金。根据祖父的遗嘱，我们三个孩子每年每人可以得到一百英镑的现钞。大宗的美金都投入了房产业，目前这些房产已日趋衰败，不是被遗忘无主，就是以极低廉的价格出售了。

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母亲能否支付得起居住在阿什菲尔德的这笔费用。我觉得母亲的决断是实际的。她断定我们继续住在那里是不明智的。将来房子还需要维修。靠我们这点进账来维持现状尽管是可能的，但却非常艰难。最好是将现有的邱宅卖掉，在德文郡的某地，大概是在埃克塞持财近买下一幢小一些的房子。这样就会减少开支，而且买卖房子的差额也算是一笔收人。母亲虽未受过职业训练，不道得经商，但也不乏经商常识。

然而，她的主张却遇到了儿女们的反对。麦琪、哥哥和我一致强烈反对卖掉阿什菲尔德邸宅，恳求她保留这幢房子。蒙蒂特意从印度写信来。我们说阿什菲尔德是我们的家，卖掉它我们于心不忍。姐夫许诺他可以长期寄给母亲一小笔款子作为补贴。夏季他和麦琪到阿什菲尔德来祝也可以帮助支付一定的开销。母亲终于被我们对阿什菲尔德的眷恋之情所打动，放弃了自己的主张。她表示不管怎样也要尽力保住这座邸宅。

就这样，阿什菲尔德依旧是我们的家，在我们心中始终是那么神圣。多少年来，阿什菲尔德对我来说一直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我一生的写照，是我的家，是我的归宿。

父亲是九月离开人世的。 我的创造力还表现在绣制沙发坐垫上。当时坐垫很时兴，尤其是绣花坐垫始终受人欢迎。我在秋季热心搜集一大堆丝线，开始是买各式绣花图案，用熨斗印在一方方缎子上，再用丝线绣制。后来我对那些千篇一律的图案厌倦了、就自己动手将瓷器上的花样描下来。家里有一些柏林和德累斯顿产的大花瓷瓶，上面有精美的花卉图案。我把它们临摹下来，尽量复制它们的色彩。外祖母听说我在绣花，颇为高兴。她大半生都在刺绣，想到外孙女会继承自己的事业万分欣喜。然而我却没能达到她那样高超的技艺，没有像她那样能绣制山水风景和人物肖像。

在简的父亲瓦茨先生面前我总要感到难以名状的羞涩。他曾叫我“小梦想家”，使我窘迫不已。他时常问我：“又在幻想什么呀，我们的小梦想家？”我满面绯红。他还常要我为他弹奏或演唱充满感伤情调的歌曲。我识谱能力极强，他动不动就拉我到钢琴旁，给他演唱他心爱的歌曲。我不太喜欢这些歌曲。但唱歌总比跟他聊天要轻松一些。瓦茨先生是艺术家，擅长画沼泽和日落等风景画。他还是有名望的收藏家，专事古老的橡木家具的收藏。除此之外，他和他的朋友弗莱彻，莫斯还从事艺术摄影，出版了几部著名建筑的闷片集。我真希望自己当时在他面前不那么差答答的，在我那个年龄，正是自我意识最敏感的时期。

节礼日①那天，大人们带我们乘火车去曼彻斯特观看童话剧——它们都是一些优秀的剧目。在此之前，我也看过童话剧。我有生 后来，我常想，假如当年我继续在学校受教育，情况又会怎样？我想我会有所长进的。有可能完全被数学吸引住了——一个始终使我痴迷的学科。要真是这样的话，我的一生就全然会是另一个样子。我也许会成为一位三流或者四流的数学家，一生都会幸福如意，也许就不必写什么小说。数学和音乐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它们会牢牢地吸引我的注意，从而关闭了我形象思维世界的大门。

然而，经过几番思考，我发现人的一生总是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发展的。人们常常会想到“要不是发生了某件事。我就会如何如何”，或者“要是我跟另一个人结婚，我的一生就完全是另一番样子”。不论怎样，我觉得人总是在自己的模式以内，探索着自己的生活之路、因为人总是按一种模式发展——这就是生活中你个人的模式。你可以为之增光加彩，或者草率了事，它却总是属于你自己的模式，只要你追循着你自己的模式，就能获得生活上的和谐，心灵上的慰藉。

我在盖耶小姐的学校学习了大约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鞠。母亲后来改变了原来的打算。一天，她突然说要我去巴黎。她想在冬季把阿什菲尔德租出去，我们一起去巴黎。我可以在姐姐曾经就读过的膳宿学校学习，她问我是否乐意。

一切都得按她的计划行事。母亲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她办这些事情效率极高，大家都顺从她的摆布。房子8I藏价出租了。我和母亲整理好行装，没多久就在巴黎梯也纳大街的梯也纳旅店安顿下来。

母亲随身携带了许多引见信以及寄宿学校、教师、能出主意的人的地址。不久，她就把这些都分理出来。她听说原来麦琪就读学校的潘茜娜特·T太太已经不同于从前了，学校每况愈下。丁太大已经心灰意懒了。母亲却说，我可以暂时试读一段时间再说。这种对待教育的态度在如今是难以让人苟同的，可在母亲看来，去一所学校试读就如同光顾某家餐馆一般。对一家餐馆只探头瞧一眼是无法作出评判的，得亲自走进去品尝一下它的莱看。要是不喜欢，就尽快离开那里。在当时，人们也不必为毕业证书发愁。并不介意毕业证书上的成绩是优秀还是一般，很少考虑它对未来前途的影响。

当时学校里教授的内容似乎并不怎么使我感兴趣。历史课好像正在讲“福隆德”运动①，这段历史我早已从历史小说所熟知了。地理课学的也是“福隆德”运动时期的地理，我被那些旧时的法国各省概况搞得晕头转向。课堂上还讲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各个月份的名称。我的法语听写糟糕透了，大大出乎任课教师的意外，她简直难以相信。“这的确是不可能的。你的法语说得这么好，听写中竞出现了二十五处错误，二十五处呀！”班里其他同学的听写错误没有超出五个的。我为此而惹人注目。如果想想我个人的成长环境，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我是完全通过会话学习法语的。在法语课的其他方面，如文学、背诵等等，我是班里的优秀生；但在法语语法、拼写方面，我几乎是班里成绩最差的学生。老师们觉得我很棘手，为我而感到羞愧，我自己对此却不以为然——

①“福隆德”运动又称投石党运动，系1648一1653年法国反专制制度的政治运动．

——译注。

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莱格朗德太太的老教师，她在那所学校执教多年。她最喜欢运用的教学方式是与她的学生一起弹奏。她坚持要求学生学会读乐谱。我的识谱能力还算不错，可是与莱格朗德太太一起弹奏却是活受罪。我们俩并排坐在一条像琴凳一样的长凳上，莱格朗德太太肥胖的身体就占去了一大半的位置，靠琴中部的那只胳膊肘把我顶得很远。她弹奏起来激情满怀，臂肘大幅度移动，叉腰似地向外撑着，结果使坐在身旁学琴的学生在合奏时不得不紧紧夹着那只手臂弹奏。

凭借着我的某些天赋，我几乎总能对付着弹奏二重奏的低音部分。莱枯朗德太太也乐于这样，因为她非常欣赏自己的演奏，而高音却又最能抒发胸臆。

有时，由于她满腔激情和专心致志地埋头弹琴，没有注意到我的低音部分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声音了。我时而踌躇地弹上一小节，远远地落在她的后面，我试着跟上她的弹奏，却又不知道进行到什么地方了。我信手弹起来，力图跟她同步。可是，因为我们是看着谱弹奏．所以我不可能每次都预先找到该弹的地方。突然，一个极不合谐音把莱格朗德太大从音乐的陶醉中惊醒。她嘎然止住，两手悬在空中、厉声说道：“喂，你刚才弹了些什么，小家伙？难听死了！”她的斥责毫不过分，的的确确太难听了。我们接着又重新弹起。

当然了，假若我要是负责高音部分，稍有差错，即刻就能被察觉。但总的来说，我们配合得还不错。莱格朗德太太在弹奏的整个过程中不住地喘息和鼓鼻，胸部一起——伏，不时地发出一声声呻吟。这些举动使人惶恐而又让人消魂。可她身上散发着的强烈气味却又不那么令人愉快。

学期末，要举行一个音乐会。我被安排演奏两首乐曲，一首是贝多芬的《奏鸣曲》，另一首是《阿拉贡小夜曲》或者类似的什么曲子。我突然厌恶起《阿拉贡小夜曲》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我发现它特别不好弹。按理来说，它应该远比贝多芬的作品容易。我排练贝多芬的作品进步很大，但《阿拉贡小夜曲》的弹奏却始终很差，毫无进展。我越全力以赴檀练习，越感到心慌意乱。在睡梦中也在琢磨怎样演奏。夜里被将会发生的各种不测所惊醒——琴键突然坏了，不得不中途换用风琴演奏，要不然就是我迟到了，或者音乐会已在前一天晚上举行过了……现在想来，这些梦属实在荒唐。

就在音乐会将要举行的前两天，我发高烧，学校把我的母亲也找了来。医生找不出发烧的起因，但他提议取消我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搬到校外休养两三天，等开过音乐会后再回来．我无法表达我对他无尽的感激之情，尽管与此同时也感到本来立志成功但却败下阵来的懊丧。

我还记得在盖耶小姐办的女子学校时，平日我在班里的算术是拔尖的，谁知在一次考试中却成了全班的最末一名。读考卷上的题的时候，不知怎么搞的，我的大脑中止了运转。

有些人平时学习不怎么样，可是考试的时候竞能通过，而且得分很高；有些人在平日弹奏得很差，一旦到了观众面前，却能发挥得比平日好。也有一些人则恰恰相反。我就属于后一类人。这显然也促使我选择了恰当的职业。作为一名作家，最幸运的就是可以独处，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专心写作。它虽然也会令人焦虑、烦恼，让人头痛，使人在安排明知能安排得好，却一时又很难理出头绪的故事情节时绞尽脑汁，但是作为作家，却不致在公众面前当场出丑。

我如释重负地回到了学校，心绪格外地好。我赶忙试着弹了一下《阿拉贡小夜曲》。这一次效果比以往任何一次弹得都好，但仍旧不甚理想。我继续跟着莱格朗德太太学习贝多芬奏鸣曲的剩余部分。她对我感到失望，因为我本应为她赢得一些赞誉，不过她仍旧待我和善，慰勉我，说我对音乐的感受力强。

我曾在巴黎度过了两个冬天和一个夏天，那些都是我生活很最快活的日子，各种各样有趣的事情时有发生。祖父的一位旧友也住在那儿，他的女儿，当时正在巴黎演出的大型歌剧《浮士德》中扮演玛格丽特。我去观看了她的演出。寄宿学校是不组织学生看《浮土德》的一一这一剧目被认为“不适宜少女”们观看。我倒觉得人们过高地估计这些易受腐蚀的少女们了。要想看懂玛格丽特窗前发生了什么有伤风化的事，还真需要有比当时的少女们所具备的多得多的知识。在巴黎观看演出时，我对玛格丽特为何锒铛入狱感到困惑。我以为她是偷了珠宝才坐牢。我从未想到她怀了孕，生下的孩子天折了。

学校组织我们看的大多是歌喜剧，《卡门》、《绣花女》、《曼侬》。

《卡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我在大歌剧院除了《浮土德》，还看过《汤豪舍》。

母亲带我去裁缝店，从那时起，我开始讲究穿戴了。我高高兴兴地在那儿订做了一件银灰色的双皱夜礼服。在此之前，还从未打扮得像个成年人。

我们通过母亲带来的那些引见信进入了法国人的社交界。在当时，美国姑娘受人欢迎。法国的贵胄们可以与美国富翁们的千金缔姻。我虽远算不上是富家小姐，父亲却也是公认的美国人，而所有的美国人又都被认为是有钱的。这是一个奇特的、冠冕堂皇的旧式社会。

我接触到的法国人都是那么彬彬有礼，举止庄重。在一个少女的眼里，再没有比这更刻板的了。尽管如此，我也学会了最客套的礼貌言辞。还跟一位叫华盛顿·劳伯的先生学会了跳舞和得体的举止，了解到《华盛顿邮报》、波士顿及其他一些事情。我还了解到遍布世界各大都市的社交界。

最使我厌恶的是图画课。母亲固执己见，执意不许我放弃这门课程。“女孩子应该学会画水粉画。”

就这样，每隔两个星期，就有一位忠厚的青年女子来找我，硬是陪着我乘地铁或公共汽车去花市附近的一个画室（当时在巴黎，少女是不能独自一人出门的）。我和一群姑娘一起学习绘画，学画水杯中的紫罗兰，小罐中的百合花以及黑色花瓶中的水仙。那位教授绘画的女士在我们的座位中间来回踱步，不时地发出几声令人不安的嗟叹。

复活节期间，我们参观游览了凡尔赛、枫丹白露以及其他一些名胜。回来后，母亲像以往一样突然告诉我，说她决定我不再回T太太的学校了。

“我有些看不上那所学校。”她说，“讲授的课程都很乏味，完全不同于麦琪上学的时候了。我打算回英国，已为你安排好了，去霍格小姐办的学校就读。”

我听后只是略感突然。在T太太的学校里我生活得很愉快，并不是特别想要回去。实际上，换一个新的地方的主意似乎更吸引人。我总是喜欢新鲜，不知道这能说明我的愚蠢还是随和——当然了，我自己倒希望是后者。

这样，我来到霍格女校。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只是英语占了绝对优势。我喜欢这所学校，但也发现校园里的生活有些单调。我有了一位优秀的音乐教师，只是不及跟莱格朗德太太学琴时那么有趣。尽管校方严禁学生说英语，可是大家却始终用英语交谈。没有谁肯在法语上花很多功夫。

在霍格女校，校外活动得不到鼓励，甚至可以说是不允许的。这倒使我摆脱了外出补习绘画的烦扰，只是对不能再经常像游历天堂一般穿过花市而遗憾。暑假的时候我回到阿什菲尔德度假。就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母亲对我的教育又有了新的打算。对于母亲这种做法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5

姨婆的医生巴伍德大夫有一位嫂子在巴黎办了一个女子精修班，每期只招收十二到十五名学员。每名学员都要选乐课，去艺术学校或者巴黎大学文理学院听课。“你觉得去那儿学习怎样？”母亲征询我的意见。正像我说过的那样，我喜欢新鲜，事实上这时我的信条已经确立，那就是：“无论什么，都应该尝试一下。”就这样，秋天的时候，我进入了德赖登女士设在德布瓦大街凯旋门外的德赖登女子精修班。

德赖登班的一切都那么令人惬意，我头一次感觉到，我们所学的一切都引人人胜。班里一共十二名学生。德赖登女士细高个子，身段优美，一头白发梳理得非常整齐美观。

她有些凶悍，每逢生气的时候，就喜欢使劲揉擦她那只红鼻子。她说话冷漠，夹杂着讥讽，让人惶恐却又能激励人上进。

她的助手是个法国女人，帕蒂太太，帕蒂太太是个典型的法国人，喜怒无常，多愁善感，特别容易偏激。我们大家却非常喜欢她，几乎不像惧怕德赖登女士那么怕她。

这里的生活多少有点大家庭的意味，但在学习上，人人都一丝不苟。教师特别注重音乐学习，但课程的开设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从法兰西喜剧院聘请一些人来为我们讲授莫里哀、拉辛和高乃依，还从艺术学校邀请歌唱家为我们演唱吕里和格鲁克的歌曲。班里还开设了戏剧课，课上要朗诵作品。幸好我们做听写测验的次数不多，所以我的拼写错误也就不那么惹人注目。由于我的法语说得比别的同学都流畅，在背诵台词的时候完全沉醉在剧情之中，仿佛自己就是剧中那位可悲的女主人公。我站在讲台前，高声朗诵道：“大人，这一切荣华富贵恐怕是不会让我动心的。”

我们大家都喜欢上戏剧课。我们被带到法兰西喜剧院，观摩古典戏剧和一部分现代戏剧。

我认为，只有能真正刺激起学习者反应的教学才算达到了满意的效果。单纯的介绍是没有意义的，学生并不能真正学到什么新知识。请戏剧演员谈谈她所主演的戏剧，重复她的台词；请名符其实的歌唱家来为学生演唱格鲁克的《奥菲奥与欧律狄刻》中的片断，只有这样才能激起学生心中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这样的教学向我展示了一片崭新的世界——一个能使我终身受益无穷的艺术天地。我个人的主修课是音乐，学钢琴和声乐。教授我钢琴的是一位叫查尔斯·菲施特尔的奥地利人。他偶尔也去伦敦，举办钢琴独奏会。他是位和善而又严厉的教师。学生弹奏时，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望望窗外，闻闻鲜花，好像并没有用心倾听。可是一旦你弹错了某个音，或者某个乐段弹得不准，他立即会像一只捕食的老虎蓦地一下转过身子，咆哮着：“喂，你弹的这是什么，小家伙，嗯？难听极了！”起初这一举动令人心惊肉跳，慢慢地也就习惯了。他酷爱肖邦的作品，我所学的大多是肖邦的练习曲、圆舞曲、幻想曲、即兴曲和一首叙事曲。我知道自己在他的指导下，有了长足的进步，心里很高兴。我还学习了贝多芬的奏鸣曲，几支被他称为“客厅小品”的轻快曲子，一首浪漫曲，柴可夫斯基的船夫曲，以及其他作品。

我勤学苦练，往往每天弹琴七个小时。一种强烈的热望在我的心底升腾——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从理智上意识到了这一奢望，可它确实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我幻想成为一个钢琴家，在音乐会上表演。这将意味着长时间的艰苦奋斗，但我察觉到自己的进步速度非常快。

我的声乐课开始得比钢琴课要早些，指导老师是布耶先生。他与让·德·赫兹克齐名，被公认为当时巴黎最有影响的两个声乐教师。赫兹克曾经是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布耶是著名的男中音歌剧演员，布耶先生认为我的头声是完美的，发出的音自然，恰到好外。胸腔音也不错，只是中音区特别成问题。为此，我得先从次女高音部练起，以发展我的中音区。

他时常为我那“英国面孔”所恼火：“又是英国面孔，一点表情都没有！太呆板了。声音、吐字都是从嗓子眼里发出的．这怎么行？法语发音要从上腭发出来，从口腔的上部。

上颚和鼻梁才是中音区发声的正确位置。你法语说得很漂亮，非常流畅，只是可惜不带英国口音，而是带着南方口音，你从哪儿学来的南方口音？”我矜持片刻说，这也许因为我是跟一位在法国南部长大的女佣学法语的缘故。

“噢，原来是这样。”他说，“对，就是这么回事。你说话带的是南部口音，你的法语说得很流畅，但用的都是英国人的发声习惯，声音是从嗓子眼里发出来的。你必须移动双唇，保持上下牙齿紧合。噢，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他要我在嘴角处衔着一支铅笔，唱的时候尽量吐字清楚，但不能让笔掉下来。开始的时候，我极难做到这一点，后来终于过了这一关，能够牙齿紧咬铅笔，双唇大开大合，吐出字来。

我学会了大量的法国歌曲，还学会用德语演唱许多舒伯特的歌曲。尽管我不懂德语，学会这些歌却并不很困难，当然了，我也学用意大利语演唱。但总的说来，指导教师不允许我好高鹜远。大约学习了六个月左右之后，他允许我唱《绣花女》中的咏叹调和《托斯卡》中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

这一段时间的生活是幸福愉快的。

有时候，学员们从卢浮宫回来。一起到一家饮食店喝茶。对一个贪嘴的姑娘来说，没有比这更开心的事情了。我最喜欢吃那里的美味的奶油蛋糕。

我们偶尔也在德赖登女士的家里聚会。有一次。她从前的一位学生带着儿子也赶来了。这位美国妇女跟一位法国子爵结了婚。她的儿子鲁迪也算得上是一位贵族，但从其相貌来看却像是——个地道的美国大学生。当他看到这十二位已经发育成熟的姑娘在用热烈好奇、甚至可能是脉脉含情的眼光一齐注视他的时候。他一定有点怯懦了。

通过与鲁迪相识，我发现自己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我们仅仅见过几次。但这却是某种转变的标志。就在这时。我跨出了祟尚英雄的阶段，不再保有那种无私的爱情、为自己的心上人无偿地作出牺牲。从这时起，青年男子在我的眼里就是实实在在的人——一些与之相处能给我带来欢愉的人。总有一天，我要在他们中选择我的丈夫。虽然鲁迪并没有使我动心——假如我们常见面，也许我会爱上他——但我的的确确意识到自己心理上的巨变。我已经成为女子世界中的徘徊者。就在这时，我心中的最后一尊偶像——伦敦大主教的形象也隐去了。我需要跟有血有肉的小伙子交往，而且越多越好。

我猜不到自己将在德赖登女士的精修班学习多久——一一年，也许十八个月，我想是不会超过两年的。我那变化无常的母亲没有提出更改对我的教育的计划的建议，大概是没有听到什么更能振奋人心的消息。我倒是觉得。很可能是她的直觉告诉她。我对现状感到满足，正在学习有价值的东西，它们将成为我生活中乐趣的一部分。

就在我离开巴黎的前不久，—个理想火花熄灭了。德赖登女士当时正准备接待她从前的一位学生，利默里克伯爵夫人。她是一名优秀的钢琴家，也曾拜查尔斯·菲施特尔为师。每逢这种场合．班里总要组织一次非正式的音乐会，由正在学习钢琴的两三名学生表演。我参加了这次演出，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快轮到我演奏的时候，我心中忐忑不安，在平时也是这样，不足为奇，可是当我在琴凳上落座时，这种心慌并没有像以往那样随即消失。无能感像潮水一样吞噬了我，我弹错了音符。节奏也乱了，乐句生硬笨拙———简直是一塌糊涂。

没有谁比利默里克太太更和蔼可亲的了，演奏之后她跟我谈了一次话，安抚我说她看得出来我当时心里紧张，再说怯场也是在所难免的。也许随着在观众面前演奏的经历丰富起来，怯场的心理会被克服的。她的一席话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也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缺乏演奏经验的问题。

我继续学习音乐。毕业前夕，我坦率地问查尔斯·福斯特，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我将来能否成为一名职业钢琴家。他很善于理解别人，没有对我说假话，他认为我缺乏在公众面前表演的气质。我觉得他是对的，感谢他能够让我了解自己的真实情况。我曾一度陷入痛苦之中。我努力从这一痛苦中摆脱出来。

假如你所追求的是不可企及的，那就最好不要让自己纠缠在懊丧和妄想的羁绊之中，而应该认识自己，继续自己的人生之路。这种早来的挫折有助于我对个人未来的选择。

它使我认识到我不具备在任何公开的场合表现自己的资质。用我个人的话来说，就是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