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出来怎么分法。”
“因为您想得还太复杂，我们可以成为平分秋色的伙伴。”
“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
“如果要改变市场状况，就有必要了。您根据不同实验室的条件，供应不同形状和成分的摇头丸，而我们则生产‘生态摇头丸’！不是药丸，而是无臭无味的药粉。这种生态摇头丸的成分属于非禁品，在美国的任何一家商店，在欧洲的药材店里都能买到。全是永远不会被禁止的纯天然产品，否则的话那些保健食品店得全部关门。”
范-德-罗勒摇头说：“不可能有这种东西！”打电话的人是个骗子，只能这么解释，此人想利用这七起凶杀案引起的人们的恐惧心理，是典型的“搭车”行为，对此只有一笑了之。他冷嘲热讽地说：“您是在用李子干做摇头丸吧？别浪费我的时间了！”
“关键在于配方，我们把药粉装在小小的、彩纸做的金字塔形的三角包里。”
范-德-罗勒差一点笑出声来，纸做的金字塔！发疯了！“您把它叫做‘阿依达公主’或者‘拉美西斯法老’吧。我们的谈话是否可以结束了？”
“我们才谈了一半。”客气的语调又变得软绵绵的，“我们设想了一种最简单的伙伴关系：你们负责销售一半我们的小三角包，我们负责销售一半你们那种很快就要过时的货色。所得利润两家平分。”
罗勒嘲笑说：“有这么简单吗？我不是只有半个脑子，我有一整个脑子。您的胡说八道，真是滑稽透顶了。”
罗勒把电话挂了，但他马上采取防卫措施，因为疯子是危险的，而亚洲的疯子更应视为现实的危险，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什么人发明了金字塔药粉，这些人具有强大的暗中破坏的能力。
范-德-罗勒加强了他的保镖队伍，用最好、最先进的冲锋枪加以装备。对他来说，搞到这种武器是毫不困难的。但是布雷达这个地方却太平无事。全是吓唬人的吗？
圣诞节前三星期，打电话的人终于说到做到：花菜出口公司的三辆卡车还没走到德国边界，就在荷兰境内爆炸了，司机们葬身火海。
范-德-罗勒苦于无可奈何，只有等对方再给他打电话。
他愿意谈判。
在慕尼黑，弗兰茨-冯-格来欣弄不明白，为什么罗先生至今还让那个拿着乌丽克照片的哈比希博士逍遥自在？
弗兰茨又一次打电话时问道：“您对乌拉不再感兴趣了？哈比希手里的那张照片始终是个危险，那是唯一一张有用的照片！”
“在荷兰的行动更重要。乌丽克是次要的。”
“我的看法不同，要是您……”
“这就是您的思维错误，因为您害怕了。您不用怕，冯-格来欣先生，要是乌丽克想毁掉您的话，她在过去的五个月内早就这么做了。然而她却保持了沉默，而且还会继续沉默，我看她并不危险，就让哈比希到处去找吧。我们在监视哈比希，要是他真找到了乌丽克，我们的动作会比他更快。冯-格来欣先生，把乌丽克忘了吧，她在我们这儿已经没有什么重要性了。”
冯-格来欣说：“尽管如此，我还是感到不妙。”
罗笑着说：“您应该改变您的感觉。”罗对过去几周的发展很满意，欧洲销售网的扩张取得了成绩。“我们不需要感觉，而是需要分析性的思维。”
圣诞节前一周，在一个星期一，邮局给哈比希送来一封薄薄的信，装在便宜的浅蓝色信封里，没有发信人的名字，地址是用打字机打的，连邮票也没有贴，哈比希不得不补交邮费。盖的邮戳是慕尼黑一号邮局。这要是在以前，哈比希会把信退回去，在上面注明：拒绝收信。可现在他想知道：谁给我写信而不写上自己的姓名？
他拆开信封，里面有一张小纸条，是从学生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只写着短短几句话，也是用打字机打的：
“前些日子您来过我们这儿，给我们看了一张照片。我们骗了您。我们认识那个女人，她名叫乌丽克-施佩琳。她已不在慕尼黑了，如今她在汉堡，我们对您表示同情。”
没有署名……可是哈比希马上知道，信上写的是真话。乌丽克-施佩琳，现在到了汉堡。海梅斯大夫的猜测，即那个女人早已不在慕尼黑，终于得到证实。
好啊，去了汉堡，躲在大城市的丛林里。可是丛林也是可以闯的，在自然界人们要用砍刀开路……而哈比希将用一张照片。他把纸条装进衣袋，给海梅斯打了个电话，就开车去了诊所。在那里，哈比希耐心地等到最后一个病人看完病，才走进诊室，海梅斯大夫正在写字台上填写病历卡，哈比希进来时他只是抬眼看了一下，接着写他的卡片。
海梅斯说：“您不用脱衣服，您的毛病长在脑子里。”
哈比希坐了下来，不吭声。海梅斯把写好的卡片放到一边，对他说：“左半脑开始发痒了吧？我建议用凉水浇几遍。”
“尤利乌斯，我是来告诉你，我要出门旅行去了。”
“这是你最近几个月来最好的想法。”
“也许时间比较长。”
“离开慕尼黑越远越好。”
“比较远，我去汉堡。”
“汉堡？什么意思？”
“我现在知道那个害死罗伯特和盖尔达的女人是谁了，她如今在汉堡。”
“你又要在那儿一家一家地造访夜总会，给人看照片？”
“是的，我会找到她。”
“你知道在圣保利或者圣格奥根这些娱乐区转一圈要花多少时间吗？那儿可真是个大世界，相比之下慕尼黑是穷乡僻壤，你要跟那些红灯区的种种组织打交道。他们不会把你当做一名穷鳏夫来对待，而会把你看成是一只讨厌的虱子。那女人叫什么名字？”
“我不告诉你。”
“你算什么好朋友！”
“我怀疑你会马上把名字告诉刑警。”
“我发现，你毕竟还没有丢掉逻辑思维。”
“我们彼此最了解，尤利乌斯，我只是请你不时地去看看我的房子，你的女佣人可以去开开窗，透透气，打扫打扫，看看暖气，取取信件……”
“让我再转到你住的旅馆……”
“我不住旅馆，太贵了。我在圣保利区租一套带家具的住房。”
海梅斯举起双手，伸向哈比希，央求地说：“胡伯特，你坐着别动，把手放在膝盖上……你的妄想症又发作了……”
“你的挖苦让我受不了！”哈比希跳起身来走向门口，“我要说的都说了，我把你当朋友，可你是一只有毒的蛤蟆！”
“你说得不对！”海梅斯纠正哈比希道，“没有有毒的蛤蟆，只有有毒的青蛙……”
随着门砰的一声，哈比希离开了诊所。海梅斯在犹豫，要不要打电话给警察，告诉他们哈比希知道了那女人的名字，据说那女人去了汉堡……
海梅斯考虑了好久，还是没打电话。他在做决定时感到自己很可怜。为了摆脱内疚，他找了个借口：哈比希是作为病人来找他的，向他说了知心话，而医生跟神甫和律师一样，都有责任保密。人们可以坦白：我是吸毒者，我打海洛因针，我犯了罪……可这是供词，应当保密才是。我作为一名医生，同时也是听取病人忏悔的神甫。
这样一想，海梅斯大夫也就安心了，他保持了沉默。
会议室里出现了骚动，州议员们发出喃喃的抗议，刑警官员们发出赞同的嘘声，警察总局局长对自己这位勇敢的探长频频点头，州刑侦局长满意地靠在椅子背上，好像在说：这人真是在玩命……好样的，伙计！就得这么指名道姓地说。明天报纸上一登，看波恩的那些老爷难受不难受。
慕尼黑市的市长是所有在座人之中最了解民情的人，他不得不承认赖伯说得在理，尽管下面还要提到的某些事情可能对自己的党不利，例如电话监听，他的党就坚决反对，因为反对党就该提反对意见。
赖伯继续说：“有一个问题本来应该对公众保密的，现在由联邦刑侦局在一份内部材料中披露出来了，那就是德国官员犯罪这一可悲的事实，德国官员犯罪越来越多，据联邦刑侦局统计，今年一共发生8，500起，比去年增加1，300起，犯罪行为包括：贪污、枉法、人身伤害、迫害无辜、持械抢劫——不久前一名抢劫加油站的人被认出来是名警察——尤其是破坏对黑手党罪行的侦缉。还有‘其他不法行为’计5，600起，比去年多一半，主要是逼供、伪证、腐化、泄露调查情况、阻挠惩处罪犯等。各位可能会说：这家伙在往自己脸上抹黑。不对！这些话非说不可，目的是要说明警察的处境，因为队伍内部的犯罪往往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回过头来说柏林吧，各位请别得意，一会儿我还要谈慕尼黑的情况。在柏林有过这样的事：‘罗马尼亚’调查组对罗马尼亚人团伙的巢穴——柏林市威丁区奥塔维大街上的一所房子——已经观察了好几个星期。5月11日，星期六，下午4点30分，刑警的一个特别行动队对该楼发起攻击，队员们装备有防弹背心、钢盔和冲锋枪，冲上二楼，扔出手榴弹。受到突然袭击的罪犯们无法拿起武器，但他们顽强抵抗，什么空手道、功夫、拳打脚踢都使上了。一名会空手道的彪形大汉好不容易被武力制服。整个过程历时20分钟，抓获16名团伙成员，是所谓‘近卫队’的队员，警方通知了法院值班的主管拘捕的法官。由于那个大汉不断挣扎，刑警队员信花了20分钟才把这些黑手党分子押送到了法院。特别行动队的人要法官下拘捕令。可是居然没有能下拘捕令的法官，因为那天是星期六，主管拘捕的法官不愿多等而准时下班了。结果是：没有拘捕令就不能抓人，不得不释放这些罗马尼亚犯人！特别行动队的一名队员评论说：‘我有时候想，司法部门不是在帮助我们，而是在阻碍我们。’这话说得多苦啊！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别把这件事看成是个别情况！德累斯顿的州法院曾审理过一起案子，一个家伙用棒球棍把两名无辜的行人打得半死，没有什么原因，就因为他喜欢打人。检察官要求判三年徒刑，单是这点就有点可笑。在辩护发言以后到了午休时间。法官肚子饿了，宣布：‘午间休息！’，自己就走了出去，要求派两名警察来看守这名被告，但是法院里找不出两名警察，以致在法官享用午餐时被告处于无人看守的状况，他便利用这机会不慌不忙地离开了法院，从而逃脱了估计要判三年的铁窗生涯。最后只好缺席审判：三年半徒刑，现在德累斯顿的警察正在缉拿此人。这段故事不是可以编人某本‘笑话大全’吗？”
赖伯望了望沃特克，他的确笑了，而且笑得那么响，许多人都吃惊地看着他。警察总局局长直摇头，好像是说：这种事在我们这儿不可能发生！赖伯脸上露出微笑，心想：亲爱的局长先生，你等着，我还没有讲完呢。
赖伯接着说：“还是柏林的事。这件案子其实应该归检察官办的。在柏林的州法院，上午11点。站在法官面前的是一名哆哆嗦嗦的年轻越南女子，被告罪名是行窃。法官不断问她后台老板是谁，因为人们知道这姑娘不过是奉命行窃而已，可是这越南女子不吭声，到最后才结结巴巴地说：‘请你们别逼我，外面有个杀手在等我。’法官当即下令封锁法院大楼，警察抓到一名越南男子，此人躲在一个角落里，裤腿里藏着一枝手枪。经过不断审讯，在法院保证对他进行保护之后，他招供了。根据他的口供，‘越南’调查组的特别侦缉员冲进一所住宅，破获了两个窝藏点，抓获了九名越南人，起获了武器、手枪和两支俄式冲锋枪。人们断定，他们就是用这些冲锋枪在柏林的一座高层建筑里处死六名越南人的。侦缉人员和检察官一致肯定：终于抓到了这个杀手团伙！经过好几小时的审讯，人们把凶杀嫌疑人带到主管拘捕的法官面前，可那是一名年轻的试用法官，他怀疑事情并非这些被捕者所为，对他来说证据还不充分！检察官、主要调查人和特别行动队队长试图说服他，简直是恳求他，再三地说：‘所有的人都跟5月10日的屠杀案有关！’可是怎么说也没用，试用法官称证据不足，拒绝对六名黑手党分子下拘捕令，只有三人因非法拥有武器而被拘留。警察不得不释放其余六名歹徒！由于主要调查人的抗议和检察院的投诉，三天以后另一名法官才下了拘捕令，可是歹徒们早已逃之夭夭。这就是说，柏林的侦缉人员又得从头干起，面对这样的司法状况，我得问：我们还要不要费那工夫去缉拿罪犯？如果我们不得不奉命释放杀人犯的话，警察岂不成了傀儡？这有多丢人！刚才说的事发生在5月，现在都12月底了，我还没听说那个偏要准时下班的法官和那名试用法官受到什么追究，蒙着眼睛的司法女神真是两眼一片漆黑！还是老百姓说得好，这叫做官官相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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