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上午,派恩克斯为捍卫自己的声誉而作的法庭辩护,一开始就陷入困境。这不是它的过错。一位名叫瓦尔特·巴克的分析家,在金融周刊《莫卧儿》上发表了一篇大作,声称愿以2:1的赔率与人打赌:比洛克西的陪审团肯定会作出对派恩克斯公司不利的裁决,给原告一大笔赔款。巴克并非等闲之辈。律师出身的他,已在华尔街挣得了令人敬畏的名声,被公认为是个对影响商业的诉讼进行观察和分析的大专家。他擅长对诉讼、上诉和庭外调解追踪,并且预测案子的结果。他作出的预测通常都是十不离九,这一行当使他迅速致了富。他的读者面广量大,因而他作出的对派恩克斯不利的预测使股市大为震动。这家公司的股票以76元开市,迅速下挫至73,早市刚过一半,价格已跌到71.5。这一天法庭上的听众也比平时多。华尔街派来的那帮毛头小伙子全都出了场,人手一份《莫卧儿》。1小时前吃早饭时,他们还异口同声地说,派恩克斯已经顶住了原告证人的进攻,肯定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今却突然转了向,对巴克的预测齐声附和。巴克上周在法庭上旁听了整整一周,一人独自坐在最后一排,他究竟看到了什么东西,是他们忽视了的呢?
陪审员们于9点准时鱼贯入场。哈金法官向他们热情致意,其热烈的程度,就好像他们是久别重逢的老友。他又就出海钓鱼开了几句玩笑,接着就是那一大串“你受到过骚扰吗?”的老生常谈。最后,他向陪审员们保证,一定加快结束审问的过程。
詹克尔走上证人席,和被告律师开始一问一答。由于昨夜没有喝过酒,他此刻精神抖擞,思维敏捷,而且满面春风,似乎很乐意有此机会,捍卫他那烟草公司美好的声誉。他和凯布尔演着双簧,口齿伶俐,一顿也没顿。
坐在听众席 “你对陪审团有多大影响力?”范德米尔一边没精打采地吃着菜,一边问。
费奇不想如实作答。他也不能这么办。他那些肮脏勾当,除了他手下的几名侦探,决不能让旁人得知。
“一般。”他答道。
“一般也许不够吧?”
“你有什么高明的建议?”
范德米尔没有立即回答,他正研究在邻座为顾客订菜的年轻女招待漂亮的大腿。
“我们正在干一切能干的事,”费奇说,口气是少有的热情。可是范德米尔依然感到恐惧,而且理由还很充分。费奇也明白压力是多么巨大。陪审团倘若作出给原告巨额赔偿的裁决,派恩克斯和特雷科都不会因此而破产,但结果将会是一团糟,而且影响将极为深远。根据公司内部的一项研究作出的预恻,四大烟草公司股票的净值,将立即损失20%,而这还仅仪是开始。该研究同时还预言,在陪审团作出这样裁决后的5年之中,将会出现100万起肺癌诉讼,仅仅是付给律师的手续费,每起诉讼就要花上100万美元,而打完这100万起官司,究竟要付给原告多少赔款,更是无法估计。这大难临头的情景将会导致烟民们的集体诉讼。届时,烟草公司可能真会破产。而烟草公司的破产又可能会促使国会的议员们作出认真的努力,通过立法禁止卷烟的生产。
“你手上的钱够花吗?”范德米尔问。
“够了。”费奇说,心里却在又一次打鼓,不知道他那位亲爱的马莉会开出什么价钱。
“基金目前还很充裕吧?”
“是的。”
范德米尔嚼着一小块烤鸡:“你干吗不挑出9个陪审员,每人干脆给个100万?”他说完又无声地笑了笑,仿佛这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信不信由你,我倒还真这样想过呢。可是这太危险了。弄不好要坐牢的。”
“我不过是开开玩笑而已。”
“我们办法有的是。”
范德米尔收敛了笑容:“我们一定得打赢,你明白吗,兰金?我们一定得赢。要花多少,随你的便。”
一周前,哈金法官根据尼可拉斯·伊斯特尔的书面要求,对午饭的规定作了一点小小的改变,同意让两位候补陪审员和12名正式成员一起进餐。这两名候补都是男性,一个叫亨利·吴,另一个是夏因·罗依斯。
亨利曾经是南越的一位战斗机驾驶员,在西贡陷落的次日,他的飞机一头栽入了南中国海。被美军的救护船捞起后,在旧金山一家医院中接受了治疗。他花了1年时间才把老婆孩子经过老挝、柬埔寨和泰国,接到了旧金山。在那儿住了两年,最后于1978年来到比洛克西,吴买了一条捕虾船,加入了人数日益增多的越南渔民的行列,本地的渔民反倒被他们压得透不过气。他的最小的女儿去年高中毕业时得了全班第一,进入哈佛后领取全额奖学金。他已买了第四条捕虾船。
他心甘情愿前来履行担任陪审员的义务。他和别人一样爱国,而且决不亚于上校赫雷拉。
尼可拉斯当然是立即和他交上了朋友。他决心要让亨利·吴和12名正式陪审员平起平坐,参加最后的审议。
鉴于受到隔离后陪审团的心理状态,凯布尔决定尽快结束案子的审理。他把证人减少到5名,计划最多用4天时间让他们作证。
詹克尔走上证人席继续作证,下午开庭后的第一个小时,往往是一天当中洁问自己的证人最糟糕的时刻。
“你的公司正在采取什么行动,与未成年人吸烟这一现象作斗争?”凯布尔问。詹克尔不着边际地唠叨了1小时。为某一个慈善事业捐赠了100万。为作广告宣传投入了100万。仅去年一年,就花掉了1100万美元。
有时候他说的话,听起来好像他是厌恶香烟似的。3点钟法官宣布休庭喝咖啡。休息结束后,罗尔开始了他的反洁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很刻毒,一下子让被告证人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
“贵公司为了促使人们吸烟,不惜投入400万美元。可一旦他们由于吸了你们的香烟而生病之后,贵公司却不愿拿出一个子儿来帮助他们。这是事实吗,詹克尔先生?”
“这难道是一个问题吗?”
“当然是。你回答!”
“不,这不是事实。”
“好。那么请问,贵公司最后一次为烟民的医疗账单支付过一个铜板是在何时?”
詹克尔耸了耸肩,低声咕哝了一阵。
“我很抱歉,詹克尔先生。你说什么我没有听见。我现在把问题重复一遍。贵公司最后……”
“你的问题我听见啦!”
“那你回答呀。贵公司什么时候曾经帮助吸你们香烟的人支付过医疗账单,你只要给我们一个例子就成。”
“我记不得了。”
“如此说来,贵公司对自己的产品是拒不负责喽?”
“决非如此!”
“好。那就请你给陪审团举一个例子,说明贵公司是如何为自己生产的香烟负责的?”
“我们的产品是完美无缺的。”
“它们不会导致疾病和死亡?”罗尔猛烈地挥舞着手臂,怀疑地问。
“是的,它们不会。”
“咱们把这一点弄弄清楚。你是在告诉涪审团,你们公司制造的香烟不会导致疾病和死亡?”
“如果它们不被滥用的话。”
罗尔以无比厌恶的口气把“滥用”这个词重复了一遍。在一阵冷笑后,接着问道:“贵公司的香烟是要用某种形式的发火装置点着的吧?”
“当然。”
“烟丝和卷烟纸产生的烟,是要通过与点火的那一头相反的另一头吸的吧?”
“是的。”
“这种烟要进入口中吗?”
“是的。”
“要进入人的呼吸道吗?”
“这取决于吸烟者的选择。”
“你吸烟时把烟吸进呼吸道吗,詹克尔先生?”
“是的。”
“那么你是知道你制造的烟卷产生的烟,会被人吸进呼吸道的。这样说准确吗?”
“我想是。”
“你是否认为把烟吸进呼吸道的人,是在滥用你的产品?”
“不”
“那么请你告诉我们,詹克尔先生,人们怎样才算是滥用香烟?”
“吸得太多就是滥用。”
“多少算是太多?”
“我想这取决于吸烟者个人的情况。”
“我不是在和个别的吸烟者对话,詹克尔先生。我是在和你对话。我是在和全球最大的烟草公司之一的派恩克斯的总裁对话。现在我再问一遍,在你看来,吸多少就是吸得太多?”
“一天超过2包。”
“一天超过40支?”
“是的。”
“明白啦。那么,你的这一看法是以哪个科学研究为根据的呢?”
“没有什么根据。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吸烟不满40支,对健康是无害的。而超过40支,便是滥用香烟。这就是你提供的证词?”
“这是我的看法。”詹克尔的身体开始扭动,眼睛瞅着凯布尔。凯布尔故意避开他的目光,只顾自个儿生闷气。所谓“滥用”,是詹克尔创造的新理论。尽管凯布尔反对,他硬是坚持要在作证时使用这一新式武器。
罗尔低头看了一会儿笔记,他想利用这停顿的时间,使人们把他这成功的一击牢牢印在脑海里。
“既然一天吸烟超过40支是危险的,你能否向陪审团说明,作为公司的总裁你已采取了什么措施,就此向公众发出相应的警告?”
詹克尔本想立即反驳,但想了一下,又勉强忍住。他张着嘴巴,呆呆地站在那儿想了好半天,给听众留下了十分不利的印象。最后他强打精神地说:“我想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了。”
罗尔不想让他作出解释:“我肯定没有理解错。我从未见过你们的任何一种产品上有任何字样警告人们:一天抽烟超过两包是属于滥用的范畴,是有危险的。请问,这是为何?”
“没有要求我们这样做嘛。”
“谁没有要求?”
“政府呀。”
“如此说来,假如政府不要求你发出这样的警告,你决不会主动地这样做喽?是这样吗?”
“我们按法律规定行事。”
“法律有无要求贵公司去年一年花400万美元做广告?”
“没有。”
“可你还是花了,不是吗?”
“差不多。”
“假如你真想就香烟的潜在危险向吸烟者发出警告,你肯定是可以办到的,不是吗?”
“我想是。”
罗尔接着又把题目转到糖和牛奶上,詹克尔曾经提到过它们潜在的危险性。罗尔眉飞色舞地指出了它们和卷烟的区别,让詹克尔目瞪口呆,露出了一副蠢相。
他把最精彩的一幕留到最后。在短暂休庭的过程中,一台放像机和显示器又被推进法庭。陪审员们回到各自座位上,灯光调暗后,屏幕上出现的是高举右手的詹克尔,他正在一个国会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宣誓,保证所说全是事实,决无谎言。站在他身边的是范德米尔和烟草业4巨头中其他两家公司的总裁。他们奉召前来国会山,在一批政客面前作证。他们的那副模样,活像是黑手党的4个教父,将要在议员先生们面前证明决不存在有组织犯罪这一类的事。他们受到了直率而又尖锐的盘问。录像带已经过编辑加工,议员们提出的问题一针见血:尼古丁是否使人上瘾?他们4人依次一一作答,答案却都是同一个字“否”。最后一个回答的是詹克尔。他还没有怒气冲冲地说出这个词,陪审员们已经像那个国会小组委员会的委员们一样明白:他准是在撤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