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的审理一直按照预定的时间表一步不差地顺利进行，但星期三上午却遇到了意外的障碍。被告提出了一项申请，要求禁止来自蒙特利尔的肺癌统计专家希罗·基尔文出庭作证，从而引起了一场小小的冲突。温德尔·罗尔和他率领的原告律师团，对被告的战术极为愤慨。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在设法阻止原告方面的证人出庭。在过去的4年中，他们极尽拖延之能事，对什么都要阻止一番，现在又故伎重演了。罗尔坚持要求哈金法官对凯布尔及其委托人进行惩罚。于是，在惩罚的问题上又爆发出一场激烈的辩论，双方都要求法官给对方处以罚款，而这位在听到这项申请之初就勃然大怒的法官，则是对哪一方的要求都充耳不闻。就像大多数案情重大的民事诉讼一样，在罚款这一问题上消耗的时间，往往和案件审理本身相差无几。
罗尔在空着的陪审席前面直着嗓子跺着脚，大叫大嚷道，被告提出的这一申请已经是烟草公司为了排斥证人提出的 尼可拉斯自然不能让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白白溜走：“陪审团里只有一个人读《华尔街日报》。”
“谁？”
“佛兰克·赫雷拉。他每天早上都读，从头看到尾，一字不漏。”
“今天上午也读过？”
“是的。我们等着出庭的时候。而且，每个字都读了两遍。”
“他有何评论？”
“据我所知，没有。”
“该死！”
“不过，读不读并没有什么关系。”尼可拉斯眼睛望着天花板说。
“为什么？”
“他的主意早就拿定了。”
哈金朝他俯过身子，眼睛眯成一条缝：“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看，根本就不该挑他当陪审员。我不知道那些书面问题他是如何回答的，但他肯定没有说真话，否则他今天就不会呆在这里，而且，挑选陪审员时，大人口头提出的那些问题，我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他当时本应作出反应的。”
“说下去。”
“好的，我说下去。不过，法官大人，你可不要生气呀。昨儿早上我和他谈了一次话。当时休息室里就我们两个人，而且我可以对天发誓，我们并没有讨论本案。我们聊着聊着不知不觉就聊到了香烟。佛兰克多年以前早就戒了烟，谁不肯戒烟谁就得不到他的同情。他是一个退役军官，这你是知道的，为人顽固而又严厉——”
“我也当过海军陆战队呢。”
“对不起。我还是闭上嘴巴吧？”
“不，继续往下说。”
“好的。不过，谈这种事我真有点儿紧张。什么时候停下来，我都乐意。”
“要你停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的”
“自然。嗯，佛兰克有一种看法：谁要是每天抽3包烟抽了将近30年，那么不管落到什么结果，他都是活该。瞧，一点儿同情心都没有。我跟他争论了几句，其实也不过是为争论而争论而已。可他却指控我想给原告一大笔钞票作为惩罚性赔款。”
哈金法官像是挨了一记闷棍。他的身体在椅子里微微向下缩了缩，闭起双眼，双肩下垂。过了一会儿，他揉了揉眼睛叽咕道：“这真是妙极了。”
“我很抱歉，法官大人。”
“不，不，是我自己要你谈的嘛。”他又挺直腰板，用手指再次拢了拢头发，勉强笑了笑，说道，“听着，伊斯特尔先生。我并不是要你做个告密者，可是迫于外部的种种压力，我对陪审团的情况不得不加以关注。像本案这种类型的诉讼，从来就不是光明磊落的。假如你看见或听说有谁与陪审员进行未经授权的接触，哪怕只有一点点苗头，请你一定告诉我，我们一定严肃处理。”
“我肯定会报告的，法官。”
《华尔街日报》头版那篇文章的作者名叫阿格诺·莱森。这位资深记者，在挑选陪审员的大部分时间里，以及证人作证的整个过程中，一直坐在法庭里旁听。他从事司法案件的报道已有10年之久，足迹踏遍许许多多法庭。这篇文章是他准备发表的系列报道中的 然而，奉命密切注视本案审理进程，并对陪审团的裁决作出预测的那些年轻男女，对此却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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