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克关好并锁上了门，两个人一起走出会议室外窄长的阴凉，走进中午炫目的太阳底下。亚当闭上眼睛站了一会儿，然后在口袋里拼命找了一阵子太阳镜。帕克耐心地等着，他戴着一副厚厚的冒牌雷朋太阳镜，脸被警帽宽宽的帽檐遮住。令人窒息的空气几乎肉眼可见。在亚当终于从公文包中找出太阳镜戴上时，他的胳膊和脸上已经蒙上了一层汗水。他眯着眼睛做了个怪相，直到他能真看清了的时候才随着帕克沿砖路和牢房前烤焦了的草地向外走。
“萨姆好吗？”帕克问。他悠闲地把手插在兜里。
“我想还行。”
“你饿不饿？”
“不，”亚当看了一下表回答。几乎一点了。他拿不准帕克是不是想请他尝尝监狱的伙食或者什么别的，但他不想套近乎。
“可惜。今天是星期三，就是说吃萝卜缨和玉米饼。非常不错。”
“谢谢。”亚当确信在他的遗传基因中的某个地方一定潜伏着对萝卜缨和玉米饼的渴望。今天的食谱让他垂涎欲滴饥肠如鼓。可是他把自己看作是加利福尼亚人，长这么大他还从没见过萝卜缨。“也许下个星期，”他说，实在难以相信在死监里会被邀请进午餐。
他们站在双层门的 “你给埃迪打电话了吗？”
“是的，当重新起诉显然已变得不可避免时，我打电话告诉他。他没说什么，几乎是没说什么。那次谈话很简短。我答应随时通消息给他。我觉得他受不了这个打击。不久这件事就成了轰动全国的新闻，我相信埃迪一直会从新闻媒介的报道中跟踪事态发展。”
他们默默地看着第三次审判的后半段。麦卡利斯特露出一口白牙的笑脸频频出现，不止一次亚当后悔当初编辑时没有多删除一些。最后萨姆被铐上手铐带走了，屏幕上一片空白。
“还有谁看过这个录像？”莉问。
“没有，你是第一个。”
“你是怎么收集的这一切？”
“这需要时间，一点钱，和不断地努力。”
“不可思议。”
“还在初中时，我们曾有这样一个教政治学的二百五老师。他让我们从报纸杂志上找题目，并且对当日的事件进行辩论。有个学生拿来一份洛杉矶时报，头版上有密西西比州的萨姆-凯霍尔案即将开庭的报道，我们就这个题目讨论得好热闹。接着我们便一直密切注视着审判进程。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对他被判有罪都很高兴。但是对于是否应处死刑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几个星期后，我父亲去世，而你终于告诉了我真相。我当时真怕我的同学们会发现真相。”
“他们发现了吗？”
“当然没有。我是个凯霍尔，最能保守秘密的人。”
“这个秘密不会再保持多久了。”
“是啊，不会很久了。”
他们盯着空白的屏幕呆了好久。最后亚当按了电源键关了电视。他把遥控器扔在桌上。“对不起，莉，我是认真的，如果这事让你难堪，我希望能有什么方法避免才好。”
“你不明白。”
“我知道。你无法解释，对不对？你怕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吗？”
“我看不起费尔普斯和他的家庭。”
“可你喜欢他们的钱。”
“钱是我应得的，知道吗？我忍受了二十七年。”
“你怕你的小小俱乐部会驱除你吗？他们会把你踢出乡村俱乐部吗？”
“别说了，亚当。”
“对不起，”他说，“真是不可思议的一天。我正从隐蔽处出来，莉。我要勇敢地面对我的过去，我想我希望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勇敢。对不起。”
“他现在什么样？”
“老态龙钟。布满皱纹，皮肤苍白。他太老了，不该给关在笼子里了。”
“我记得在最后一次审判前的几天我和他的谈话。我问他为什么不逃走，销声匿迹，藏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南非。可你知道吗？”
“什么？”
“他说他想过。母亲死了几年了。埃迪走了。他读过有关纳粹战犯孟其尔和埃克曼①以及其他在南美隐匿起来的纳粹战犯的书。他甚至提到圣保罗，那是一个有两千万人口的城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难民。他有个朋友，我想也是个三K党徒，能帮他搞到所有的文件并可帮他找到藏身之处。他考虑了很久。”
①孟其尔是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用囚犯肉体作医学试验的纳粹医生。埃克曼是奥地利纳粹分子。两人战后均曾逃至南美。
“我倒希望他去藏起来。那样也许我父亲还会和我们在一起。”
“他去帕契曼的前两天，我在格林维尔的监狱见到他。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我问他为什么没跑，他说他做梦也没想到会被判死刑。我无法相信，这么多年他都是自由人，他是可以很容易地逃走的。他说没有逃跑是一个错误，一个将让他付出生命代价的错误。”
亚当把装玉米花的盆放在桌上，慢慢靠向她，把头靠在她的肩上。她握着他的手轻轻说：“我实在不愿意看见你搅在这中问。”
“他穿着一身死囚才穿的红四衣坐在那里看上去那么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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