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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它就象黑夜消失、黎明到来一样,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市的废墟上进行防御战并把保卢斯的大量兵力牵制住时,我们就深深地感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在准备力量,要对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敌重兵集团军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我们转入进攻的一天必将到来。
正如后来所知,1942年11月19日前,双方兵力对比是这样的:
苏军有3个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共的兵力1,106,1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5,501门,坦克1463辆。
敌人在该线拥有兵力1,011,5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0,290门,坦克675辆。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苏联部队特别是在火炮和坦克上占有优势,这在实施反攻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联最高统帅部巧妙地集结了必需的预备队,这是敌人所未能料到的。
双方的航空兵拥有几乎是同等数量的飞机,但在过去的9月份、特别是10月份的战斗期间,德国航空兵的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燃料基本上已耗完。苏军航空兵在发动机使用寿命和燃料方面占有优势得到了良好的保证。
到11月19日为止, 战后缴获的一些文件证明, 1月25日,我们已感到我军正从西边压过来。于是, “这是什么意思,是宣传吗?”
我回答:
“如果将军认为这茶和小吃具有宣传的意思,那么,我们并不特别坚持要您食用这宣传性的食品。”
这一对话使俘虏们稍微活跃起来,我们的谈话持续了约1个钟头。科尔费斯将军比别人说得都多。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声称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回避回答问题。
科尔费斯将军在交谈中阐明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认为:当时德国的状况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的状况,有许多共同之处。普费费尔和赛德利茨将军坐在那儿,口里不时地说着“是”和“不是”,哭了。
最后,冯·赛德利茨一库尔茨巴赫中将问:
“准备怎样处理我们?”
我告诉他有关俘虏管理条例,并补充说,如果愿意的话,他们可以佩带奖章和勋章,但武器除外。
“什么武器?”普费费尔仿佛不明白似的,看着赛德利茨感兴趣地问。
“被俘的将军不得随身携带任何武器。”我又重复了一遍。
于是,赛德利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铅笔刀交给我。我当然又交还给他,并告诉他,这类“武器”我们并不认为是武器。
普费费尔将军问我:
“在11月19日之前的城市争夺战期间,您和您的( 在奔赴前线前夕,我们为军事委员会委员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调往新的工作岗位举行了欢送会。师级政委、后来擢升为中将的古罗夫,对我们大家来说首先是一位战友。从战斗开始以来,他一直在河右岸与我们同甘共苦,一起分担受挫折时的痛苦和分享胜利时的喜悦。而现在却分手了……
我们将库兹马·阿基莫维奇送出中阿赫图巴村。去送行的有克雷洛夫、华西里耶夫、波扎尔斯基、魏因鲁布、特卡琴科、别列杰夫和我。谁也没说一句离别的话和祝愿的词,但我们都与古罗夫拥抱吻别。虽然我们大家眼里含着眼泪,古罗夫却比别人更难过:他走了,而我们留了下来……
K·A·古罗夫是个意志坚强、非常冷静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都站在伏尔加河岸上,炸弹片穿了他的遮耳冬帽。他摘下帽子,看了我们一眼,微笑着说:“破是破了点,但还能戴。”
他是个善于把严格的党纪和军纪同令人信服的语言结合起来的坚持列宁主义的共产党人。他善于及时地在政治中保证所有战斗计划和措施的实施,不论这些计划和措施什么时候实施。他深入研究人的思想,他一旦选定哪个人之后,就给予信任,从不用繁琐的监督去对待别人。他经常对我说:“这些汇报应当查实一下,而那一些是真实的”。事实上,也的确象他说的一样。在生活中,他是个愉快的人,和他在一起从不会感到寂寞。
送走自己的同志和战友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后,我们仿佛很孤单,经常想念他。1943年8月,古罗夫牺牲的消息使我们感到非常震惊。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再也不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全面胜利的喜悦了。我们将永远怀念库兹马·阿基莫维奇……
我们开始登上军用列车,向西、向前线开去。第62集团军转移到北顿涅茨河的库皮扬斯克地域。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车站上车。白天,我到集团军编成内各师上车的车站巡视一遍,黄昏时我来到沃罗波诺沃。
传来机车的鸣笛声、车轮的震动声和有节奏的敲击声。我们每个人都默默地说:
“再见吧!伏尔加河!再见吧!你这饱经沧桑、受尽战火煎熬和洗礼的城市!我们还能再见到你吗?到那时你该是什么样子、再见吧!长眠在这块浸染着鲜血的土地里的战友们!
我们就要向西挺进,我们的责任就是为你们报仇……”
我戎马生涯中最艰难、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