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在斯大要格勒会战的日子里 第九章 力量的源泉_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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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格勒防御战坚定了我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念：最终决定任何一次战斗结局的是精神力量。要证实这一结论，有现成的例子。9月和10月，保卢斯指挥数倍于我的兵力、坦克和大炮，在取得制空权的航空兵掩护下，对我阵地实施了连续突击，但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他决不能使城市保卫者从精神上崩溃。相反，他越是凶狠地对我防御目标实施突击，我们的战士就越是顽强地拼搏，有时是以小股作战，有时甚至单枪匹马地干。不论是在市中心，还是在工厂区以及马马耶夫岗都是这样。

原因何在呢？我们的战士如此坚定、如此顽强的源泉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希特勒的战略家们有权认为，我们拥有某种工事和某种特殊武器，使得他们在兵力明显占优势的情况下，仍不能取得胜利。

是的，每一个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的确是由一种特殊武器，一种侵略军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威力强大的武器武装起来的。我们对胜利坚信不移，我们一分钟也没有背弃过这个信念：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所捍卫的是一个进步的社会、是后代人的光明生活。敌人必定灭亡！这不是口号，不是群众集会上的发言，而是我们永恒的信念，是我们战斗力的动力和勇敢作战的源泉。

当形势表明，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一场大战已是不可避免时，方面军各部队补充了数千名具有丰富的党的政治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仅 这就是为什么在市中心进行巷战初期最困难的日子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能够迅速地制止那种怀疑城市防御是否合适的悲观情绪的蔓延。军事委员会依靠党组织，采取措施同贪生怕死和惊惶失措的现象作斗争。据我所知， 10月后的后半个月，城市里的情况更复杂，前线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为避免无谓的损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被迫把一些部队和机关撤往左岸，决定首先把妇女送往左岸。军事委员会命令各级指挥员和负责人让女兵们暂时撤到左岸，在那儿休整休整，几天后再回来。

军事委员会10月17日做出这个决定，18日早晨女通信兵就派代表团来找我。为首的是出生在卡梅申市的瓦利娅·托卡列娃。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司令员同志，您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城里赶走？我们愿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打败该死的敌人。您为什么要分什么男女？难道我们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么样说，我们决不过伏尔加河。”

这是10月18日进行的谈话，是在我们转移到新指挥所之后，我告诉她们，在新指挥所里，我们无法全部开通所有的通信器材，形势迫使我们要改用其它较为方便的通信手段、即用便携式无线电台。这样，在没有为大型通信器材准备好工作地点之前，我只好把她他撤到左岸。

女兵代表们同意执行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但要我保证，一旦具备了工作条件，一定要让她们回到右岸来。

10月18日，她们渡过伏尔加河。而从10月20日开始，只要克雷洛夫、古罗夫或我同左岸进行电话联系，女通信兵们就同我们纠缠：“我们已经休息过来了，您什么时候让我们重新回到城里？”或者说：“司令员同志，您准备什么时候履行自己的诺言？……”后来，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0月底，她们带着通信器材，回到了修筑好的掩蔽部。

我至今还记得斯大林格勒的优秀女侦察兵玛丽亚·韦季涅耶娃、莉扎·戈列洛娃、玛丽亚·莫托里娜等，她们一次次地钻过鹿砦和地下室，通过河沟和下水道，穿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

显然，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谈斯大林格勒防御时，仿佛忘掉了左右邻的其它集团军？不，我没有忘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第64集团军所做出的英勇壮举，该集团军在勇敢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将军指挥下，防守着城市的南部，在反击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强性，从而迫使希特勒的将军们，把本应用于攻击市中心的一些团和师，留在别克托夫卡和雷萨山前。

我怀着同样的感激之情，想念着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部作战的部队和兵团的军人们。他们在那儿经常牵制着侵略者的大量兵力，从而减轻了城市保卫者的负担。打个比喻说，友邻部队从左右两面牵住了保卢斯的耳朵，使他无法为所欲为地进行武装掠夺。

我现在所写的只是我受命指挥的部队、兵团以及工人武装支部的战斗行动，是直接与我有关的、我耳闻目睹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