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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凌晨以前，集团军指挥部转移到一个叫做“察里津地窟”的坑道里。这是一个被隔成十间屋的子大掩蔽坑道，天花板和周围的墙壁都用薄木板镶衬。在8月份，东南——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指挥所曾设在这里。土筑的顶盖足有10公尺厚，一吨重的炸弹才可以穿透其个别地方。掩蔽部有两个出口：下面的出口直通察里察河的河床，上面有出口通向普希金大街。
我与克雷洛夫同志在9月14日凌晨离开马马耶夫岗。古罗夫比我们早走一步。随我们一起前往的还有做为城市向导的集团军装甲部队的副司令M·I·魏因鲁布中校。德国人的夜航机在头顶上盘旋，他们借着火光寻找着目标，进行轰炸。
我们穿过瓦砾场和被破坏的街道。在离新设指挥所大约500米处，我的汽车被电话电报线缠住了，只好停下来。克雷洛夫和魏因鲁布乘坐的车也停了下来。我们耽阁了3分钟左右，这时，离我们汽一不远的地方炸响了10来枚小型炮弹。
非常幸运，我们谁也没受伤，都平安地到达目的地。
没有时间休息。在新的地点，我必须亲自检查通讯联络及部队反攻的准备情况。一切都正常。除了夜航飞机外，看来，敌军都在休息，或者为白天的行动做准备。
清晨3点，我们开始炮火准备，3点30分，开始反冲击。我用电话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了反冲开始的情况，并请求在天亮时，让空军掩护我部队的战斗行动。司令员向我保证做到这一点，并马上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将把统帅部预备队的近卫步兵 在那一天，我结识了叶尔莫尔金得力的助手们——副师长、苏联英雄彼得·吉洪诺维奇·米哈依利齐内，师炮兵主任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戈德列夫斯基以及师政工人员瓦西里耶夫、奥罗别伊、库夫申尼科夫、扬琴科和其他人。这些政工人员多数时间是在分队里度过，他们边参加战斗，边给师里的报纸写文章。
当时，师里约有800名攻击型步兵。他们在戈罗季谢、马马耶夫岗以东的战线占领防御。我很快把注意力集中到步兵 我确实没弄错。1958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时间，去访问了这封信的作者。他住在契尔尼戈夫省普里卢克区的一个叫利科维察的村子里。见面后，第一眼，第一句话，立刻就使我们相互认出来了。
安东·库兹米奇马上使我回忆起，我第一次与他们见面的地点。他说：
“您还记得吗？那是在9月15日晚上，在普希金广场的教堂旁，您看见我便问：上尉，你的人在哪儿？……噢，在这里，那就接受任务吧，要把法西斯赶出车站。清楚了吗？
……”
“是的，我还记得。”我回答说。
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烟雾笼罩着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带着步枪、自动枪的人，向远处走去。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机敏的人，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一双眼睛又红又肿。他就是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上尉。他当时是罗季姆采夫师近卫步兵第42团1营1连的连长。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指挥官在接受了任务以后，迅速地拉开队形，带领连队向车站方向走去，队伍很快就消失在烟雾和黑暗之中。过了几分钟，车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对射声。这说明他们连已投入战斗。
“请允许我从头讲述整个经过。”当我与安东·库兹米奇在桌旁坐定后，他说。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
“当我带领连队前往车站，并开始与敌人对射的时候，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上了我。他来到我面前，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警告说：‘要切断敌军并牵制住他们。要长时间地坚守在那里，要多带些手榴弹。’
我带领连队在黑暗中来到车站的铁路迂回线。
夜里，四周都是射击声、爆炸声。我们战士以战斗组为单位，在一些毁坏的房子里构筑起工事，非常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我觉察到，车站的建筑物在敌人手中。于是，我们从左面穿过铁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们看见一辆被打坏的我军坦克，附近有10个坦克手。我们在车站建筑物附近集中后，便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来。
先是一顿手榴弹，然后，我们的战士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敌人仓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乱地射击。
就这样，我们连占领了车站。当敌人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连时，我们已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尽管敌人多次从三面向我发起攻击，可车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们手中……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法西斯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车站投下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击。车站的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墙壁坍塌了，钢筋扭曲了，可战士们仍在继续战斗……
直至傍晚，敌人们未拿下车站建筑。最后，他们信服了：任何攻势都不能使我们屈服。于是，就转向迂回线。这时，我们把战斗转到车站前的广场。在喷泉旁、在铁路路基边，展开了激战。
我还记得这样的情形，德国人绕到我们后方，聚集在车站前广场上的角楼里。在我们的地形图上，我们称角楼为‘制钉厂’，因为，那里曾经存放过钉子。敌人企图从那里向我们背后实施突击。然而，我们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并先向其发起反攻击。这时，我们得到了正向车站开近的扎沃敦上尉的迫击炮连的火力支援。我们没有能够完全地占领‘制钉厂’，只占领了一个车间。而旁边的车间仍在敌人手中。
这时的战斗已转到建筑物里面了。我们连的兵力几乎消耗殆尽。不仅我们连，整个营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营长切尔维亚科夫上尉受伤了，被后运到伏尔加河对岸。全营由费多谢耶夫上尉指挥。
敌人从三面向我营压过来。弹药已很紧张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为了找水，首先为机枪找水，我们射穿了自来水管，从里面一滴一滴地渗出水来。‘制钉厂’建筑物里的战斗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铁铲、枪托都派上了用场。拂晓时，敌人调来了预备队，一个连接一个连地向我压来。面对这样的强攻，我们显然是很难抵挡的。我立刻向费多射耶夫上尉报告眼前的形势。这时，科列加诺夫少尉指挥的步兵第3连前来增援我们。在来路上，这个连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击。瘦高个的科列加诺夫，身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士兵服，到底还是把连队带来了。他镇静地报告说：‘全连还剩20人，前来报到。’
他在给营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组的德国自动枪手和狙击兵，向我后方摸过来。他们隐蔽在暗楼、废墟和下水道里，从这些地方向我们射击。
费多谢耶夫营长指示我，组织一个冲锋枪手小组，摸到敌人后方去。我执行了他的命令。关于这件事，我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的……”
安东·库兹米奇让我读了这一页。这里，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他写的话：
“9月18日。刚才，志愿冲锋枪小组悄悄地逍遁在夜幕中。他们走了，他们懂得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潜入敌人后方，并在那里独立作战。
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5天的弹药和给养以及在敌后作战的详细指示。
不久，敌人的防御就出现乱子。敌人显然搞不清：是谁捣毁了刚刚运来弹药的汽车，是谁消灭了机枪手组和炮兵班。
从早晨到中午，敌机不断在城市上空盘旋。一些飞机离开机群，隐入高空，然后又掠地飞行，向街道、向建筑物的废墟上抛洒暴雨股的子弹；另一部分飞机，拉响战斗警报器，在城市上空盘旋，企图制造紧张慌乱气氛。燃烧弹从天而降，重型地雷接连爆炸，城市笼在熊能大火之中。9月18日夜间，德军炸毁了我们车间与‘制钉厂’其他建筑之间的围墙，并开始向我们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战士刚刚把敌人掷来的手榴弹从窗子扔回去，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科列加诺夫少尉受了重伤，红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两个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科列加诺夫救出来送往伏尔加河。再往后他的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读完这几行日记，我问道。
“我们在‘制钉厂’坚持战斗了一天多，”安东·库兹米奇继续讲：“扎沃敦上尉带着他的迫击炮连来增援我们。他们的迫击炮弹早已打完了，但是，迫击炮手们打起仗来个个都很勇猛。9月20日傍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重新配备力量，向车站集结火炮和坦克。全营接到命令：做好准备，打退敌坦克的攻击。
我从连里挑了一些人组成几个小组，给他们配备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弹和燃烧瓶。但是，这一天，敌坦克没有发起进攻。
午夜，一个当地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偷偷地来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德军坦克准备发起突击。她还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敌军布署的有价值的情况。我记得她的名字叫玛丽娅·维杰涅耶娃。在那些日子里，城里的居民经常帮我们搞一些侦察，也常常给我们送水来。遗憾是的，这些勇敢的爱国者没有留下姓名。我只记得还有一个年青的女侦察员，战士们都叫‘莉莎’，她在一次轰炸中牺牲了。
9月21日，这一天是1营命运攸关的一天。德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清晨起就发起疯狂的进攻。火力之猛，攻势之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敌人把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武器、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这次进攻，想一举摧毁我车站地区的抵抗力量。但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下午，我们营被切为两段。
营部和一部分部队被隔在百货商店附近。敌人包围了这一地区，并从四面向其进攻。百货商店里展开了白刃战。费多谢耶夫上尉率领营部人员，在那里与敌人进行了了力量悬殊的搏斗。有几个勇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派了4个战斗小组赶去援救。但法西斯匪徒集中了坦克火力，猛烈轰击所有活下来的人。就这样，1营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和他的勇敢的助手们全部牺牲了。
他们牺牲后，我承担了剩下的几个分队的指挥。我们开始向‘制钉厂’附近集中。我把这里的形势写成报告，派通讯员给团长送去。可是，这个通讯员再也没有回来。我与团里失掉了联系，只能独立作战了。
敌人隔断了我们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弹药的供应也中断了。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命令部队要节约弹药、收集阵亡者的弹药盒及缴获的武器。傍晚，希特勒匪徒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我占领的阵地逼过来，想挫败我们的最后抵抗。我们的战斗分队愈来愈少，只得缩短了防线，并开始慢慢地向伏尔加河撤退。我们尽量拖住敌人，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离，让敌人无法使用火炮和飞机对我实施攻击。
我们一边撤退，一边利用每一个建筑物来战斗。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烧着了的时候，我们才退出这个临时阵地。整整一天时间，敌人才前进了不到两个街区。
在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的交叉路口，我们占领了拐角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从那里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这座楼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利用所有的窗户和墙洞裂口作为我们的射击孔。
我们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户上架设了重机枪，我们把应急储备弹药—最后一条子弹带装上了重机枪。
两个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爬上了三层楼和楼顶，他们的任务是：拆掉隔墙，准备大石块和木头，以便在敌人密集进攻时派上用场。我们在地下室划出地方作为安置重伤员之用。我们的防守兵力总共只有40人。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敌人的进攻一次紧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我们都仿佛觉得，再没有力量对付下一次的进攻了。可是，当法西斯分子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力量，又想出了办法。战斗就这样持续了5天5夜。
地下室里的伤员愈来愈多，能作战的只有19人了。没有水，就剩下几公斤外壳烧焦的粮食。德国人想困死我们，他们停止了进攻，只是用大口径机枪不断地扫射着。
大家都视死如归。只是想怎样才能死得更有价值。这时，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胆小鬼，他看到在这里迟早就要死，就决定扔下大家，趁夜色逃过伏尔加河去。他明白这是可耻的叛变行为吗？他当然明白。他怂恿了另一个胆小和意志薄弱的人，一起去干这卑鄙的勾当。夜里，他们悄悄地溜到伏尔加河边上，他们用大木头做了一个木筏并把它推下水。但刚离岸不远，就遭到敌人的射击。胆小鬼的同伙被打死了，可他本人却渡过河，并找到了我们营的留守排。他胡说，全营覆没了。
‘我亲手在伏尔加河岸边埋葬了德拉甘上尉’。他撒谎说。
只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可是，正如您所看见的，他不应该在我40岁以前就把我埋葬了。
……法西斯又进攻了。我跑到楼上去看望我们的战士。我看到，战士们消瘦、变黑的脸上，充满紧张的神情，伤员们身上都缠着血污的绷带，可他们双手仍然紧握着武器，目光中没有丝毫的胆怯。卫生员柳巴·涅斯捷连科因胸部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她的手里还拿着绷带。看来，她在死前的一刻，仍然想帮助同志们包扎伤口，但是，没来得及……
法西斯的进攻被打退了。在寂静中，我们听到，在马马耶夫岗和城市工厂区那边，仍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
怎样帮助城市的保卫者呢？怎样才能把已停止向我们这个楼房进攻的敌人，哪怕是一部分，吸引过来呢？
我们决定在房顶上悬挂起红旗——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怎么办呢？一位重伤员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他脱下血迹斑斑的白衬衣，用它擦干正在流血的伤口，然后交给我。
敌人用扩音器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屋顶上，飘扬起了红旗！
‘狗养的，别瞎说！我们还要活很久呢！’我的通讯兵科茹什科大声地回答。
接下去的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我们有时射击，有时扔石块，并掷出了最后一批手榴弹。突然，从后方、在无门窗的墙壁外面响起坦克履带声。反坦克手榴弹已经用光了。只剩下一枝带3颗子弹的反坦克枪。我把这枝枪交给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让他通过暗道去拐角处，从正面射击敌坦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就被法西斯的自动枪手抓住了。别尔德舍夫对德国鬼子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过了1小时，敌人重新发起了进攻，而进攻地段正好在我们唯一的一挺重机枪的射界内。我可在断定，别尔德舍夫蒙骗了敌人。
法西斯份子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变得猖狂起来，他们开始大声喧闹，挺直身子从掩体里走出来。他们甚至列队在大街上走路。
这时，我把最后的一条弹链装进重机枪，把250发子弹一古脑都射向法西斯匪徒。我的手受伤了，但是枪没有丢下。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活下来的张慌失措地逃回掩蔽所。过了一小时，他们把我们的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推到瓦砾堆上，我们亲眼看见他被枪毙了。
进攻停止了。炮弹象雨点似地向我们坚守的房子落下来。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一时间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又传来坦克发动机的喧啸声。从临近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矮小的德国坦克。看来，我们的死期已到。同志们开始相互告别。我的通讯兵用芬兰刀在砖墙上刻着：‘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在地下室左边的角落里，在一个挖好地坑内，整齐地摆放着营部的文件和装有大家的党证、团证的军用图襄。大炮第一个齐射打破了沉静。巨大的轰击声房子幌动起来，接着倒塌了。我也说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才苏醒过来。周围一片黑暗，到处是刺鼻的砖灰。我听见身边人在低沉地呻吟。通讯兵科茹什科爬到我身边，并拽了我一下问：
‘您还活着吗？’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还躺着几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红军战士。我们被活埋在三层楼的废墟底下。空气很少，呼吸十分困难。吃的、喝的就更不敢想了——空气成了维持我们生命的唯一东西了。
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友的脸庞，感受到同志间的温暖。
我们决心要走出这座坟墓，开始不声不响地挖起来。浑身上下满是又冷又粘的汗水，简单包扎的伤口阵阵发痛，砖灰、沙土在牙缝里咯吱作响，呼吸更加困难了，可是，谁也没有抱怨什么。
挖了几个小时后，眼前忽然闪现出星星光亮，一股9月份特有的清新空气，从小洞口飘了进来。
大家疲备不堪地倚偎地这个小洞口旁，贪婪地吞咽着秋天的清爽的气息。洞口挖开了，可以爬过一个人了。科茹什科受伤较轻，我派他出去侦察。过了1个小时，他回来报告说：
‘报告上尉同志，我们在德国人包围之中，他们沿伏尔加河岸边埋设了地雷，附近还有敌人的巡逻兵……’
我们决定突围，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我们想从敌人后方绕过去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我们遇到德军的一队人数很多的自动枪手，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他们，又回到了地下室并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直等到乌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昏暗了，才从地下室爬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伏尔加河移动。我们相互搀扶着，咬紧牙关，忍着伤痛，慢慢地向前走着。我们一共只剩6个人，而且全部都有伤。科茹什科走在最前面，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战斗警卫，是我们的主要战斗力。
城市上空弥漫着烟雾，建筑物的废墟冒着阴燃的火烟。伏尔加河岸边的蓄油池在燃烧，铁路路基上的车厢也在燃烧。左面，激战仍在继续，爆炸声震天价响，五颜六色的曳光弹象爆火箭豆子似地飞向天空，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焦糊味。那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城市命运的搏斗。前方，在伏尔加河岸边，在照明弹的闪光下，可以看见德国人的巡逻队。
我们爬到近处，选择突破地点。眼前主要任务是悄悄地干掉巡逻兵。我们发现，一个德国兵有时走近一个单独停放的车厢。从那里，很容易接近他。科茹什科用牙咬着匕首，向车相爬去。我们看见，那个德国兵又慢慢地走近车厢……一个短促袭击，德国鬼子倒下去了，连叫都没来得及。
科茹什科迅速地扒下他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个德国兵走去。这个德国巡逻兵毫不猜疑地走近科茹什科身边。我们的通讯兵又解决了第二个。我们忍着伤痛，快步穿过铁路路基，散开队形顺利地通过地雷区。伏尔加河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伏在河边，不管水多么冰冷，贪婪地喝起来。我们喝呀，喝呀，怎么也喝不够。后来，我们拣了一些圆木和碎木头，费力地钉扎了一个小木排，轻轻地放下水，然后扶着它，顺流而下，我们没有浆，就用手划。我们尽量靠近急流，使速度快一些。天快亮时，我们被冲到一个沙滩嘴上，这里靠近我高炮部队。高射炮手们惊讶地看着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胡须、瘦弱不堪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是自己的同志。他们给我们拿来面包干和鱼汤。我们好像一生中从未吃过比这更香的食物！这是我们三天以来第一次吃到东西。
同一天，高射炮手们把我们送到卫生营……”
安东·库兹米奇结束了他们营在9月21日以后的故事。
现在，对近卫第13师第42团1营的遭遇都清楚了。这是我们军队英雄主义精神的又一见证。他们在被分隔开的防区，以战斗小组为单位独立作战，他们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而战斗，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的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使得敌人大为头痛。每一个这样的战斗小组，都与兵力优势的法西斯匪徒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战斗，敌人开始害怕我们的战士了。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路，在他们眼里是一条通向坟墓的路，斯大林格勒被他们看成是地狱。
而大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们却竟相比赛，看谁最勇敢，看谁最经得起考验，看谁消灭的侵略者最多。
在那几天里，德军的一大股自动枪手，在坦克的掩护下，突入中心码头，切断了我集团军主力与在库尔斯克大街、高加索大街和克拉斯诺波利斯克大街作战的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联系。但是，到了9月21日，保卢斯还不敢宣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城市的南半部和中心渡口。因为在那里，我军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9月21日晚，在达尔和戈拉地区的我军观察员，发现了大批敌步兵和坦克在集结。不久，敌人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他们企图在行进间冲到察里察河左岸，但其进攻受到我伏尔加河左岸炮兵火力的拦阻。部分坦克和步兵退回出发阵地，剩下的敌人被苏联英雄巴特拉科夫上校的旅歼灭了。这个旅的成员中大多数是水兵。在这次战斗中，B·茹科夫中尉率领的、由17名水兵组成的小分队，就击毁了6辆坦克。在这个地段上，法西斯匪徒共损失8辆坦克、近300名士兵和军官。而苏联水兵一步也没有后退。
次日，敌人在市中心每隔1小时就用步兵和坦克向罗季姆采夫师的阵地发起攻击。他们竭力想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只是在傍晚，敌人加强了其坦克、步兵和飞机以后，才把罗季姆采夫的部队稍微压退了一些。德军先遣支队沿莫斯科大街前出到伏尔加河岸。与此同时，敌人一个步兵团沿基辅大街和库尔斯克大街推进到专家楼地区。
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尤其是在坦克数量上占优势，但他们始终没能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近卫军战士只是退到中心渡口偏北一点的地方，但是市中心仍在我们手中。仅在9月22日一天之内，他们就击退敌人12次进攻，击毁敌坦克32辆。尽管敌人不断地发动猛烈的攻击，但敌人在这里没能再向前挪动一步。9月21日，戈里什内师的部队来到多尔吉冲沟的北源头，使其右翼与坦克第36旅衔接起来。但在9月22日白天，敌人多次进攻，将其从这里的阵地逐出。戈里什内师退到了沿马马耶夫岗西南坡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在多尔吉冲沟和克鲁托冲沟之间（戈里什内师和巴秋科师的接合部）、在人民委员会大街和维连大街一线占领防御作为第2梯队的步兵第112师，就突然出现在第一线，并投入战斗。
在城里进行的第10天的战斗即将结束。希特勒原拟在9月15日以前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破产了。在这些天里，德军陆军总参谋部不得不向斯大林格勒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不断地投入预备队。我们的侦察发现，每天都有敌人的补充人员和坦克抵达斯大林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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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靠近中心码头，我集团军的后方以及伏尔加河就几乎整个地暴露在敌人眼前。而伏尔加河又正是我集团军后勤供给的主要通道。我命令我的负责后勤的付手，迅速建立3个码头和3条横跨伏尔加河的水路交通线。第1个码头在上阿赫图巴地区，第2个码头在斯库德里地区，第3个码头在图马克地区。从这里，用伏尔加河区舰队的舰船以及一些小船只，在晚上往“红十月”工厂和斯帕尔塔诺夫克村附近的码头运送物资。
从“街垒”工厂到扎伊采夫斯基岛，有一条架设在铁桶上的渡桥，而在岛与伏尔加河左岸之间有一个小渡口。集团军地段上的所有的船只，都严格登记造册，并配置在各师、各旅之间。每个师都建立了小渡口，这些小渡口都受到严格的控制。渡口的所有工作都是按本部队指挥员亲自制定的计划进行。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战的步兵旅，其后勤供给是经戈洛德内岛单独进行的。
敌人只要到达伏尔加河，必将沿河岸发起攻击，切断我部通向河边和渡口的去路。这一点，我们很清楚。为了破坏敌人的计划，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在9月23日清晨，从马马耶夫岗地区不断发起攻击，并把巴秋科师（这个师已于前一天夜里渡过河来到城里）投入战斗。这个师的各团的任务是：消灭中心码头地区的敌人，从两侧牢牢地控制住察里察河河谷。
我在给巴秋科师长布置任务时，要他注意总结战斗小组进行巷战的经验。开始时，我以为他不太了解强击队的意义和作用。难道能轻易丢弃传统的连、排战斗队形吗？因为连队组建时他教战术就是这样讲的。然而，这个外表整洁、神态端正而机警的巴秋科（当时还只是个中校）看了我一眼说：
“司令员同志，我是来与法西斯匪徒作战的，不是来参加阅兵的。何况我的各团都是西伯利亚人……”
原来，他在伏尔加河对岸时，就从我们的联络官那里得知，第62集团军创了新的战术方法。因此，他命令他的团长、营长们学习研究城市作战经验，并给每个战士准备了双份弹药、手榴弹、梯恩梯药包等战斗物资。
与巴秋科简短地谈话之后，我就得出了结论，他的师将会与法西斯战斗到底，决不会退回伏尔加河左岸。这时巴秋科师正沿着伏尔加河河岸向南、向中心码头实施反攻击，以增援罗季姆采夫的部队。同时，罗季姆采夫那里也得到了近两千名兵员的补充。我们打算借助这次反冲击，不仅遏止敌人从南面发动的进攻，而且还要消灭已冲到伏尔加河的德军部队，并与留在城市南部的各个旅恢复密切的联系。9月23日10时开始反攻击。
激烈的战斗持续两天两夜。
战斗之激烈，屡次都达到白刃格斗的程度。巴秋科师暂时遏止了敌人从中心码头区域向北的进攻。但没有能够消灭进犯到伏尔加河的敌人，也没有能够与在察里察河附近作战的各步兵旅会合。
但是，保卢斯企图前出伏尔加河、然后沿伏尔加河从两翼突击我集团军后方的计划落空了。我集团军各部队表现出了顽强的战斗精神。这些部队是：罗季姆采夫师、巴秋科师、戈里什内师、叶尔莫尔金师；巴特拉科夫旅、捷里霍夫旅、博尔维诺夫旅、安德鲁先科旅；波波夫、布勃诺夫的坦克部队以及第62集团军的其他部队。
对于第62集团军来讲，危机已经过去。敌人第一次突破到伏尔加河，没有给我集团军防御带来太大的影响。马马耶夫岗仍然在我们手中。我军虽损失很大，但没有任何一支部队完全被歼。以西伯利亚人为主的巴秋科师的反冲击，遏止了敌人在市里的进攻。法西斯匪徒的进攻被挫败了。大街上趴着几十辆燃烧着的德军坦克和数以千计的德国士兵的尸体。
我从未想过离开这里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去，甚至也没有考虑过撤到伏尔加河中的某个岛上去。因为这样做将会立刻影响到各兵团的指挥员、他们的司令部以及全体战士的精神状态。有一次，K·A·古罗夫告诉我，他为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留了几条船。我回答他说，这与我毫无关系，我只要神智健全，就决不会撤到伏尔加河左岸去。
古罗夫紧紧地拥抱着我，激动地说：
“就是剩下我们俩个人，也要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
这是比任何友谊都更加牢靠的战斗情谊，它使我们更加亲近了。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克雷洛夫同意我的观点。即使在距敌人1—3公里这样近的地方，指挥集团军部队作战已很困难，但当我暗示他回到左岸的中间联络站时，他坚决反对，说：
“我们将一起清洗好自己的手枪，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自己的脑袋”。
我们感觉到并且发现，几乎所有的师、甚至团的司令部都在注视着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动向。为了确信我们仍然与大家一起留在右岸，许多司令部都派自己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到集团军司令部来。
明白这点之后，我们，也就是我、古罗夫和克雷洛夫，就不总是呆在自己的指挥所里，而是经常到师、团的观察所去，有时去坑道，直接让战士们亲眼看见，将军们—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离开他们，而是与他们一起战斗。
激战时，保卢斯和他的司令部设在距前线120—150公里的下奇尔斯卡亚或在戈卢宾斯卡亚镇。而第6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集团军司令部，在10月中旬的那几天里，距前沿仅400米。
当时，尤为重要的是，不仅要让师、团各级指挥员们，而且要让战士们都感到并且认识到，他们不是孤独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成员就在他们身边。
9月24日傍晚，市内的战斗渐渐平息。电台向全世界报道说：伏尔加河的要塞仍然在我们手中，城市在燃烧着，它已变成一座活火山，正在吞噬着成千上万的希特勒分子。是的，事实正是这样。
斯大林格勒的捍卫者们学会了在烈火和浓烟中作战，他们为祖国的每一小块土地顽强地搏斗，成千上万的希特勒匪徒葬身在这里。关于这些情况，每天电台在晚间的战报节目里都有报导。而第二天，好像为了报复我们，希特勒的统帅部派几百架轰炸机来轰炸这座城市，在我们的头顶上倾泻着数以千计的炸弹。
在1942年，伏尔加河上的这座城市是希特勒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目标。这就是为什么这位元首毫不吝惜德国士兵的生命，把一批又一批的新的德军师投入这场战火中。
参加过攻打这个城市的德国将军汉斯·德尔在《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写道：
“9月中旬开始的争夺斯大林格勒工业区的战斗，可以称为阵地战或‘要塞战’。大规模的战役终于过去了。战争从草原开阔地转到被大大小小沟壑分割的、有许多小树林和山谷的伏尔加河沿岸高地；转到斯大林格勒的岗峦起伏、坑洼不平的工厂区。这里到处是铁的、混凝土的和石头的建筑物。作为长度单位公里，已被公尺所代替；总参谋部的地图也被城市平面图所代替。
敌我双方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车间、水塔、铁路路基，甚至为争夺一堵墙、一个地下室和每一堆瓦砾都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其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甚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消耗弹药之多已属空前）也不能相比。我们与敌人距离已近到极限。尽管我们有优势的空中力量和密集的火炮力量，但在近战中都无法发挥作用。俄国人比德国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更善于利用地形和进行伪装；他们有丰富的街垒战和固守楼房的经验；而且他们占领着牢固的防御阵地。”
从缴获的德军摩托化第29师的战斗日志中得知。9月17日，该师师长向第6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报告：
“……我师的两个摩托化团几乎全军覆没，220辆坦克只剩下42辆。”
希特勒曾经对第6集团军司令说：“你带领你的集团军，你将所向无敌！”
可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初期战斗中，这个集团军就碰得头破血流。
希特勒撤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职，仅仅是再次表明自己的意图：无论如何要占领斯大林格勒。
9月23日，所有侦察渠道都证实，敌人继续在市内战斗的同时，又在戈罗季谢和亚历山德罗夫卡地域集结大量兵力。这就不难证明，新的敌军集团将对马马耶夫岗以北的工厂居住区、拖拉机厂、“街垒”厂和“红十月”厂实施攻击。
为了击退敌人从这个方向来的突击，我们立即着手组织后方反坦克地区。其界线是：从码头（在梅切特卡河口）、梅切特卡河南岸至维什涅瓦亚峡谷口，往下沿多尔吉冲沟北脊的小树林西缘直至伏尔加河。工程兵部队接到命令：在3天之内敷设密集的反坦克雷区，掘出崖壁和断崖。各师长、旅长们接到命令：选派出特别分队及为其警戒的分队，在自己的防区内构筑反坦克地区，敷设反坦克雷区。为了防止敌坦克冲到我后方地区，要组织一个配备有备用地雷的工兵小组，以便能随时在敌坦克可能突破的所有道路和路口敷设地雷。
9月24日晚，当市中心的战斗停息时，我们得到证实，敌人的生力部队正在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和戈罗季谢地域集结。夜里，我们决定局部地变更集团军的兵力布署，以便压缩并强固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的正面和马马耶夫岗地域的战斗队形。9月25日，下达了变更布署的命令。在命令中特别强调了：
“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允许敌人闯入阿尔季列里斯卡亚大街地区和靠近伏尔加河河岸。并准备进一步肃清城里的德军……
1942年9月26日黎明前，集团军所有部队要作好一切
准备，反击敌人可能实施的攻击、特别是在戈罗季谢和‘街垒’，厂方向上的攻击。”
我们作出这个决定，全靠侦察兵向我们提供的准确的情报。应该对第62集团军M·3·格尔曼领导的全体侦察员作出应有的评价。他们没有报错过一次敌情，因此，使我们能够预先知道德军的行动，并作出必要的决定。
顿河与伏尔河之间是一望无际的光秃秃的草原，这使我们能够大纵深地观察整个地形。但仅此一点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把所有观察到的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识别出假机动和虚拟情报。
我们是冒着风险行动的，因为这次变更布署是在与敌人十分接近的地方、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并且是在防御纵深极窄地域里实施的。这里没有直通路和行军路线，到处是深沟、坍塌的建筑物、障碍物以及大大小小的弹坑。
时间计算上的一点错误或者伪装上的丝毫不惧，都会破坏整个战斗的布署，遭受敌人炮火的重大杀伤。集团军司令部的所有参谋作为向导被派到部队中去，具体组织夜间的部队机动。
防御集团军北翼的部队由三个步兵旅（第115、第124、第149旅）、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步兵第315师的摩托化步兵第2旅的一些建制不全的分队组成。它们的左面，即从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到多尔吉冲沟北脊的地段上，由拥有56辆坦克（其中36辆中型坦克，20辆轻型坦克）的坦克第23军防御。这个军与叶尔莫尔金步兵第112师互相紧密策应。
在小树林西缘、标高112的地域内，有作为第二梯队的近卫坦克第6旅。这个旅有7辆T—34坦克和6辆T—60坦克。这些坦克几乎全都被打坏，在这里只作为固定发射点使用。
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被包围在靠近中央车站的一个城市公园里。他们坚持战斗着。与他们的通讯联系时断时续。这个团剩下的人已为数不多了。
步兵第92、第42旅与集团军失去联系，前者在察里察河以南地区单独作战，后者在察里察河以北—在青年共产国际大街、比尔斯卡亚大街和科兹洛夫斯卡亚大街战斗。集团军司令部派往这两个旅的参谋都没有返回。步兵第92旅（其战士来自水兵）在机枪营营长B·E·雅科夫列夫少校和政治部教导员B·C·弗拉索夫指挥下，进行着顽强殊死的战斗。
在得知步兵第92旅的真实处境后，我决定把该旅的剩余部队和巴特拉科夫的第42旅一起撤到伏尔加河对岸。巴特拉科夫上校对本人在此决定之前因受伤已离开这个旅。
在我左翼，敌人放开手脚地给部队补充了兵员和装备，并开始向马马耶夫岗及其北面地区调遣部队。
占有空中优势的德军部队，既不想认认真真地侦察，也丝毫不想掩饰其准备对我实施突击的企图，他们大大咧咧，蛮横不可一世。第一次调到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那些德军部队，尤其显得狂妄可笑。
德国兵在进攻之前的晚上或夜里经常向我们大喊：
“俄国佬，明天你们就要被赶进伏尔加河啦！”
这时，我们通常能正确无误地判断，明天敌人一定会从这个地域发起大规模的攻击。
在与狂暴的亡命之徒作战中，我们精心地制定我们的战术和特殊的斗争策略。我们学习并学会了在肉体上以及精神上打击和压倒侵略者。
我们相当注意在各部队中开展狙击手运动。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支持这一创举。集团军的报纸《保卫祖国》报，每天都公布被我狙击手打死的法西斯匪徒的人数，刊登出色的狙击手们的照片。
各个政治部门、党团组织都参与领导狙击手运动，在党团会议上讨论这方面的问题，并详细地制定各种措施，以提高神枪手的技术。每个狙击手都承担起训练几个射击能手的任务，并把他们培养成为独立的狙击手。这样一来，昏头昏脑的法西斯分子可要大吃苦头了。
我亲自会见过许多著名的狙击手，经常与他们交谈，并尽我的所能帮助他们。瓦西里·扎伊采夫、阿纳托利·契霍夫、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及其他狙击手，特别引起我的关注，我经常同他们商量问题。
这些著名人物同其他人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甚至相反。当我第一次遇到扎伊采夫和梅德韦杰夫时，使我注目的是，他们的谦虚态度、从容的举止、格外沉静的性格和机敏眼神。他们能够长时间地盯着一个目标不眨眼睛。他们的手结实有力—握手时，就象一把老虎钳子一样，紧紧挟住对方的手。
狙手们“打猎”，往往是一大早就来到事先挑选好的地方，仔细地把自己伪装起来，然后耐心地等待着目标的出现。他们知道，一点点疏忽和急躁都可能出事，将使自己付出很大代价。因为敌人总是很认真地观察着我军狙击手的行动。狙击手只消耗很少的子弹，但他们每放一枪就意味着被瞄准的法西斯分子不是死亡就是重伤。
我们每一个优秀的狙击手经常向年青的射手传授经验，教他们掌握准确射击的技巧。
维克多·梅德韦杰夫同我们一起打到柏林。他打死的法西斯分子比他的老师扎伊采夫还要多。
我狙击手的活动使希特勒的将军们十分恐慌。通过我们的传单他们才清楚我狙击手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损失。他们决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我们。
这是9月末的事情了。深夜，我们的侦察员拖回来一个“舌头”，这个“舌头”说，法西斯狙击兵学校的头儿科宁格勒少校已经从柏林乘飞机来我们这儿了，他的任务是首先消灭苏军的主要的狙击手。
师长H·E·巴秋科上校把狙击手们召来，他说：
“我认为，从柏林来的法西斯的‘超级狙击手’对我们的狙击手来说，没有什么可怕的。对不对，扎伊采夫？”
“应该干掉这个‘超级狙击手’，”师长说道：“只是要小心些，要动动脑子。”
“是，一定干掉他，上校同志！”狙击兵们回答。
我军的狙击手运动发展得很快。日益壮大的狙击手队伍在这之前就歼灭了不下一千个敌人。报纸和传单都报导过这些情况。一些传单落到了敌人手中，敌人便研究起我们狙击兵的战斗方法，并开始采取积极的办法来对付我们的狙击手。事情已过去了，但坦率地讲，我们当时大张旗鼓地在报纸、刊物上暴露我狙击手运动这一作战经验，实在有些操之过急了。这样做的后果是：使敌人过早地知道我阻击兵的作战特点。只要我们干掉一两个法西斯军官，德冠就马上对我预定的伏击地点进行炮击。我们不得不经过备用的通道，迅速转移阵地，以摆脱困境。
法西斯狙击手的到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要找到他，研究他的癖性和手段，耐心地等时机，用准确的、决定性的一枪，结束他的性命。
狙击手瓦西里·扎伊采夫回忆说：
“对于面临的决斗，我们有好几个晚上都在窑洞里进行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狙击手都发表了自己的建议和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都是他们每天对敌人前沿阵地细心观察而总结出来的。大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和各种诱惑方式。但是狙击技术的特点在于，尽管别人有很丰富的经验，但最终的战果取决于射手本人。与敌人面对面相遇，射手每次都应该有创新、有发明、采取新的行动。
墨守陈规对于狙击兵来说就等于自杀。
‘那么，柏林来的狙击手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相互发问。我很熟悉法西斯狙击兵们的射击和伪装特征，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辩别出：哪些是有经验的；哪些是新手；哪些是胆小鬼；哪些是执拗、果敢的敌人。然而，这个德国“超级狙击手”的特点是什么，对我来说是个迷。我们每天观察也没发现什么明显的特征。很难说他在什么地段，很可能，他经常变换阵地，并且同样小心地在寻找我，就象我找他一样。就在这时发生一件事，我的朋友莫罗佐夫的光原瞄准器被打坏了，而舍伊金被打伤了。莫罗佐夫和舍伊金都是老练的狙击手。在与敌人进行复杂的、艰苦的战斗中，他们从未败下阵来。毫疑问，他们遇上了德军的‘超级狙击手’。黎明时分，我和尼古拉·库利科夫来到昨天我们的同志呆过的阵地。对研究过多日已经熟悉的敌军前沿进行观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现象。白天快结束了。这时在敌人的掩体里出乎意料地露出一个钢盔，并且慢慢地沿堑壕移动。射击？不行！这是个诡计。钢盔移动得很不自然。可能是狙击手的助手在拿着钢盔移动、而他本人则在等待，等待我射击时才暴露自己。
‘他可能隐蔽在哪里呢？’当我们借着夜色的掩护离开埋伏地点时，库利得夫问。
根据对于在这一整天所表现出来的耐心，我猜想，那个柏林来的狙击手就在这里。需要特别保持警惕。
第二天过去了。谁的神经更坚强呢？谁能靠机智巧胜对方呢？
我忠实的战友尼古拉·库利科夫也全神贯注地等待这一决斗。他已不怀疑敌人就在眼前，但坚信我们能胜利。第三天，与我们埋伏在一起的还有指导员丹尼洛夫。清晨，象往常一样来临了。夜幕消逝，敌人的阵地一分钟比一分钟显得更清楚。战斗又开始了，炮弹在空中吱歧作响。而我们仍伏在光学仪器上，密切注视前方所发生的一切。
‘那不是他吗，你们看我手指的地方！’指导员突然兴奋起来。他由于疏忽差一点探身到胸墙外。但这已经足够了，法西斯分子打伤了他。当然，只有经验丰富的狙击兵才能这样准确射击。
我长时间地注视着敌军阵地，但没有找到他的埋伏地点。根据射速我断定，那个狙击兵就在某个正对着我们的地方。我继续观察。左面，停着一辆被打坏的坦克；右面，有一个土木发射点。法西斯份子到底在哪边呢？在坦克里？不，老练的狙击手是不会隐藏在那里的。在土木发射点里？也不可能，发射孔是堵着的。在坦克和发射点之间的平地上有一大堆烂砖头，中间放着一块铁板。它早就放在那里了，并不引人注目，我从敌人所处的地位思量着：哪里是狙击兵应占据的最佳位置呢？那块铁板下面是否挖了个掩体？他是否每天趁黑夜悄悄潜伏过去，藏在那里呢？
是的，他可能就在那里，在双方都没有占领的中立地带的那块铁板下面。我决定检查一下。我在一块小木板上套上手套，把它举起来，法西斯分子上钩了，开了枪。我按举起来的姿态小心地把小木板放下，仔细观察弹孔。没有丝毫偏差，直接命中。这就是说，法西斯分子是在铁板底下。
‘这个恶棍就在那里！’埋伏在我旁边的助手尼古拉·库利克夫小声地骂着。
现在应该把他诱出来，‘放入’瞄准圈里，那怕是一小块脑袋。但是眼下不可能。还需要时间耐心等待。我已熟悉他的特点了。他不会轻易地离开这个理想的阵地。而我们应该更换一个阵地。我们夜里做了准备工作，并一直在那里呆到天亮。拂晓，德军开始向伏尔加河各个渡口实施炮火轰击。很快天大亮了。随着白天的到来，战斗愈来越激烈。但无论是大炮的轰隆声，还是炮弹和炸弹的爆炸声，都不能使我们稍微分一点心。
太阳升起来了。库利夫开始进行盲射，为的是要吸引法西斯阻击兵的注意力。我们决定等待一个上午。午饭后，我们的步枪是处于背光处，而德军的阵地是在太阳直射下。在铁板旁边有个什么东西闪烁了一下。是玻璃渣偶然反射光，还是光学瞄准镜发亮？库利科夫开始向上小心地举起钢盔。法西斯开火了。这个希特勒分子以为，他终于把四天以来一直想要战胜的那个苏联阻击兵打死了，于是，他从铁板下面伸出了半个头。我正在等待这个机会，一点也不犹豫，就立即准确地射击。法西斯分子的脑袋倒下了，而他那步枪的光学瞄准器却仍在原处，镜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一直闪到傍晚。
……”
这就是我们第62集团军的狙击兵。显然，只是说步兵狙击兵是不公平的，我们还有不少的炮兵狙击兵和迫击炮狙击兵。像舒克林和迫击炮手别兹季德科，这样的一些炮兵指战员，都以自己准确的射击而驰名整个集团军。敌人坦克想不受制裁地经过舒克林的炮台是不可能的。而别兹季德科的迫击炮“能穿过烟囱击中敌人”。战士们都打趣地这样说。
我忘不掉炮兵狙击兵——反坦克的神炮手普罗托季亚科诺夫，我曾把他叫到掩蔽部与他进行过交谈。他是亚库梯人，身材魁梧、健壮。他们班只剩下他一个人了，在我堑壕与敌堑壕之间，即在马马耶夫岗北坡的一个凹地，他一个人操纵着一门45毫米加农炮坚持战斗。他伪装得非常巧妙，敌人的坦克手只是在自己的坦克着火或者被打坏时才发现这门炮。有一次，他终于被发现了，敌人根据炮声测定了他的炮位。密集的炮弹向他飞来。炮上的光学瞄准器被炮弹碎片打坏了，而大炮却安然无恙，大炮的唯一主人也平安无事。
我与普罗托季亚科诺夫再次见面，是1972年5月9日在斯大林格勒的马马耶夫岗。当然，他同我一样，在这30年中都变化很大。但我们还是一下子就互相人认出来了。他使我回忆起了1942年我们在掩蔽部的那次谈话：
“你问我，我的炮在什么地方。我对你说：‘我人在哪，炮就在哪。我等待着机会，等到德军坦克暴露得很清楚时，我才射击，坦克也就着火了。’你对我说：‘好样的！想喝点茶吗？’我说：‘喜欢喝浓茶。’你递给我一杯，我尝了一口，而那是地地道道的白兰地。我说：‘谢谢你’！”
城市里的战斗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这种战斗不仅取决于力量强弱，而且要比智慧、比技能、比随机应变、比出其不意。城市里的建筑物象一道道防波堤，把进攻中的敌人的战斗队形截断，使敌军只能沿着街道向前推进。因为，我们牢牢地坚守在一些特别坚固的建筑物里，并在这些建筑物里组织人数不多的守兵。这些守兵即使在被合围的情况下，也能组织起环形防御。特别是我们把坚固的建筑物作为支撑点。城市的保卫者利用这些支撑点发挥机关枪和冲锋枪的威力，击毙无数侵略者，使敌人寸步难行。
在反突击中，我们不动用大部队或者很多分队去进攻。
9月底，在所有的团里都组织了强击改——人数不多，攻击力很强，作战勇猛而又像蛇一样灵活。被法西斯占领的目标都立即遭到各强击队的袭击，法西斯分子很少能经受得住炮火、炸药、继而是手榴弹和刺刀的突击。双方激烈地争夺每一座楼房。而在楼房里，则争夺每一个地下室、每间房屋、每一段走廊。街道反而空无人影了，广场也空了。
我们的战士和指挥员学会了在敌人航空兵火力准备和炮火准备的时候尽量接近敌阵地，从而保存自己不受伤亡。德国飞行员和炮手都怕伤着自己人，不愿意冒险攻击我战斗队形。因而，我们经常采用近战的战术。
法西斯侵略者不喜欢近战，确切地说是不熟悉近战。他们的神经受不了。他们没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面地注视身穿红军战士军服的军人。我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见敌前沿哨所的士兵，尤其是在夜间，因为他们总是每隔5—10分钟就用冲锋枪打几个点射，为自己壮胆。我们的战士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发现他们，爬到他们跟前，用一颗子弹或一把刺刀就把他们干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学会了这样一种打坦克的办法，即让德国坦克从头顶上过去，把它置于我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枪手的射击之下。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城市的保卫者必须用火力切断敌步兵与坦克之间的联系，从而破坏敌人有组织的战斗队形。然后分别攻击笨重步兵和已闯过去的敌坦克。坦克离开了步兵是很难单独作战的，而敌步兵没有坦克的加强更是寸步难行。
夜晚是我们的天下，而夜战更是我军的拿手好戏。侵略者不善于夜战，我们却学会了在夜晚本着以牙还牙的法则对敌人采取行动。白天，法西斯的飞机在我战斗队形上空耀武扬威，使我们抬不起头来。可到了晚上，我们就不怕它们了。白天，我们更多是进行防御，击退敌人的攻击。而敌人没有飞机、坦克的掩护很少发起攻击。
我们用各种办法消灭侵略者。比如，我们知道，不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都在窗口和射击孔监视我们，他们大部分人都在掩蔽部里休息。为了把他们从掩蔽部叫到窗口和射击孔，我们常常在晚上大喊俄语的《乌拉》，并炸响几颗手榴弹，搞得像进攻的样子。敌人往往惊恐地奔向窗口或碉堡的射击孔准备反击。可我们的炮手和机枪手早已对准这些地方了，这时我们开火，往往能使敌人遭到很大损失。
“卡秋莎”火箭炮对敌人在新的进攻之前所集结的大批步兵和坦克进行齐射，效果极佳。我永远不会忘记叶罗欣上校指挥的“卡秋莎”团。
这个团驻扎在斯大林格勒市里，它选择了伏尔加河陡峭的河岸作为阵地，敌人的炮火打不着它。叶罗欣的火箭炮是用履带式车体牵引的，它能够迅速地进入发射阵地，实施突击，或更确切地说是齐射。它也可以在实施突击后以同样快的速度返回掩蔽处。
这个团的技术使敌人丧魂落魄，指战员们牢靠地掌握着这些装备。
我们的战士在伏尔加河的残酷的战斗中学习、成长，他们发明的新鲜战术数也数不清。大家都成熟了，他们中很多人从普通的战士成为优秀的指挥员。
后来，在战役快结束时，我们从被打死的和俘虏的敌人的日记中知道，我们的新的作战方法，使法西斯分子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们总是搞不清：今天我们又会在哪儿攻击、用什么武器作战和怎样作战？我们在夜里把他们折腾得疲惫不堪，以致第二天他们投入战斗时往往还睡眼惺松、无精打采。
只要我们得到消息，知道敌人打算占领我们在头天夜里没有设防、或战斗队形稀疏的地段，我们马上就派部队把这些地方占满，并且立即布置火力配系，敷设地雷场。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我们的侦察工作很出色。我们既知道敌人防守薄弱的地段，也知道敌人的兵力集结地。因此，我们可以抓住适宜的时机对敌人实施有效的攻击。
在日终时，或者在一天的战斗快结束时，我们往往又实施新的攻击，这种攻击虽然不总是很有力，但对于已经虚弱的敌人来说，就是轻微的打击也是可怕的。我们总是用出其不意的攻击使敌人不断地处在紧张和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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