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_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里，横遭警察的追捕和通缉，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所有的店铺开门都非常迟。在户外睡觉的时候，黎明的光芒总是能够按时把你唤醒，可巴塞罗那咖啡馆的大门却依然紧闭，没有一家会在九点以前开门营业。你得耐心地等上好几个小时才能喝到一杯咖啡，或刮一次胡须。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发店的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费。公告上说：“革命已经砸开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我很想告诉理发师，如不小心堤防的话，锁链也许很快就会重新落到他们的身上。

我信步来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经属于马统工党的建筑物的顶上，红旗已经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国旗帜迎风飘扬；大楼门口则有成群的国民自卫队士兵，怀里抱着武器，懒洋洋地斜靠在门前的墙壁上。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那里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被砸得粉碎，无事可做的警察乐此不疲。马统工党的书摊内已见不到一本书。远处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栏中张贴着一副法西斯分子的丑恶嘴脸。在拉姆拉斯大街的尽头，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从前线归来的浑身泥污、衣衫破烂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惫不堪。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真的，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他们是马统工党的民兵。他们前一天才从前线返回，并发现马统工党已遭镇压，他们的家庭也遭受牵连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们不得不露宿街头。任何这个时候从前线回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躲藏起来，要么马上被投入监狱。——对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三四个月之久的战士来说，接受这般礼遇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们正处在一种极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们在晚上是被通缉的逃犯，而在白天却可以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个藏匿马统工党及其支持者的人家，只要这样做过的——或者有可能会这样做的，都已被监视起来；旅馆或公寓里也丝毫没有例外，老板们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来到，就必须马上报告警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只能在户外过夜。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白天倒还相对安全一些。尽管国民自卫队士兵、突袭队员、马枪骑兵和普通警察满街都是，另外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无数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们不可能拦截盘查每一个过路行人，如果你看起来并非与众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须尽量避免在马统工党的建筑物附近逗留，绝对不要进入侍者认识你的那些咖啡馆和饭店。那天和 —————————————————————

*大意：管事的人，军队主管，这个军队！——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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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总算找到了上校的办公室，让我稍稍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允许我诉述他来意。我没有见到上校。接见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书，一个身着崭新制服有些瘦长的军官，眼睛大大的略有一点斜视，在办公室的外间接待了我。我开始诉说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级军官的委托来这里的。陆军少校乔治?柯普身负紧急使命赶往前线，却被错误地逮捕了。那封给前线的上校的函件——包含重要军情机密，应该立刻归还。几个月来，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个品质崇高的军官，逮捕他显然是一个错误，警察把他和别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个劲地反复强调柯普所执行的任务对于前线的紧迫性，因为我知道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但这些听起来一定像个离奇的故事，我的蹩脚的西班牙语发音，每到情绪激动、强调关键问题时，就不知怎么的又会变成法语发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几乎已经声嘶力竭，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发出一点点嘶哑的声音。我很担心连这么点声音也可能发不出来，以至于让这年轻军官不再有耐心听下去。我后来时常回想：他一定会诧异我的声音出了什么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谴责，等等。

然而，这位军官不仅耐心地听我讲述，而且频频点头，表示谨慎赞同。是的，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显然应予调查。明天——我抗议——该呢吧没有明天！军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该将函件送至前线。青年军官颇为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他终于问了令我感到惊恐不安的问题。

“这位名叫柯普的陆军少校，在哪个部队服役？”

最令人恐惧忌讳的名字却不得不说出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

“马统工党！”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他那声音中的格外震惊。你得知道那时马统工党是被如何看待的。人们对间谍的恐惧到达了最高峰。也许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时都确信马统工党是一个德国资助的庞大的间谍组织。对一位人民军军官提到此事，简直就像在红色恐怖之后闯进骑兵俱乐部*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一样令人惊异。他用深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说：

“你说你在前线同他在一起，那么你自己也是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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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西班牙贵族军官的传统社交场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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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军官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校的办公间。我能隐约听见他们焦急不安的对话。我想，“这下全完了。”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试图把那个函件要回来。况且，我已经坦承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员，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将我抓起来，把我当成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又露面了，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将去警察总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至少需要步行20分钟。军官卖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来到警察总长办公室时，一群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无赖正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种间谍。军官走进那间办公室，接下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大概还伴有摊手、耸肩、捶桌子之类的激烈动作。警察方面显然不愿交出那封函件。最后，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青年军官手拿一封硕大的公文函件走出来。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后表明这绝非无关紧要。函件被及时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却根本无法让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将被马上递送。“可是，柯普怎么办？”我问道，“我们无法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吗？”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为何被捕。他只是告诉我，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不再有多少可说的话了，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俩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而且极为感动的事。那位人民军军官稍稍犹豫了一会，突然伸出手来，与我紧紧地握手。

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使你明白他的这一举动是多么深深地打动了我。这看起来似乎只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其实并非完全如此。你应该注意到当时的情景——令人恐怖的怀疑和仇恨气氛，恶毒的谎言和莫须有的传闻漫天飞扬，贴在布告栏中的海报公开地诋毁我，以及所有类似我的人都是法西斯间谍。你要知道，当时我们正停留在警察总长办公室的门外，外面还游荡着一帮无事生非、到处找茬的政治无赖，其中也许会有人知道我正被警察“通缉”。这就有如一个人在 尽管事实上我们无事可作，但我们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们提前离开了巴纽尔。随着列车向北行进，法国大地也变得越来越葱绿，越来越柔媚了。我们远离了处处都是山岗和葡萄园的地方，再次来到了处处都是绿地和榆树的国度。我去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经巴黎时，巴黎给我的印象是没落阴郁，完全不同于我八年前所见到的巴黎，那时生活费用低廉，人们对希特勒全然不知。而现在，早先我所熟悉的咖啡馆约有一半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每个人都在遭受高昂生活费用和战争恐惧的困扰，可是由于我们刚刚从贫穷的西班牙来到这里，即使巴黎给我们的印象也似乎颇为生气勃勃、繁荣昌盛。有一个大型展览会正高xdx潮迭起，可我们却打不起精神前往参观。

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和谐的风光。在经历了漫长旅程，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逐渐缓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列车专用丝绒坐垫上，你很难相信在哪里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发生地震、中国发生饥荒、墨西哥发生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牛奶还会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新政治家报》也会照常出版。工业都市离这儿非常遥远，烟雾和穷困被掩藏在地平线下面。这里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国：被铁路分割的大地上满是野花，站在草地上的马静静地吃草，缓缓流淌的溪水，溪边的柳树，榆树上的榆钱，农舍旁的草丛，伦敦郊外寂静的原野，肮脏河面上漂浮的船只，熟识的街道，海报栏上板球赛和王室婚礼的公告，男式圆顶高礼帽，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红色的巴士，身着蓝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睡着了。英国睡意朦胧，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鸣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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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此处的一段话，意在对于当时英国政府面对德、意法西斯猖狂侵略，仍然继续推行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的政策提出警告。——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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