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_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在后来的几周，我一直在巴塞罗那，那里弥漫着一种特别的情绪——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五月战斗留下了无法根除的影响。毫无疑问，随着卡巴列罗政府的垮台，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我自己无法想象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有一种持久的模糊的危机感，我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即将发生。哪怕你几乎与这场阴谋不沾边，这种氛围也会迫使你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同谋。你仿佛整天待在咖啡馆的角落里小声讲话，时刻担心邻桌的人是不是警察局密探。

由于受到出版审查制度的影响，各种可怕的谣言流传开来。有一种说法是：涅格林-普列托政府打算对战争采取妥协态度。当时，我倾向于相信这种说法，因为法西斯分子离毕尔巴鄂越来越近，而政府显然没有采取任何挽救措施。镇上到处悬挂着巴斯克旗帜，姑娘们在咖啡馆里叮当作响地摆弄着化妆盒，广播里照例广播“英勇保卫者”的事迹。但巴斯克并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的援助。这让人觉得政府在玩弄两面派手法。后来的事件证明我的这些想法全都错了，但如果再展示出哪怕一点力量的话，毕尔巴鄂完全可能被挽救。哪怕在阿拉贡前线只发动一次进攻，即使是失败了，也能迫使佛朗哥转移部分军队，但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进攻行动，直到为时已晚——事实上，直到毕尔巴鄂陷落都没有开始进攻。全国劳工联盟散发大量传单：“小心提防！”，暗示“某个政党”（意指共产党）正秘密策划军事政变。人们也普遍担心加泰罗尼亚将受到攻击。此前，当我们重返恰时，我看到人们正在前线后面修筑几十英里长的坚固防线，并在巴塞罗那各地开挖新的防弹掩体。巴塞罗那经常担心空中和海上袭击，警报更多的时候是误报，但每当警报拉响，全城灯火都要熄灭数小时，胆小的人就会躲进地下室。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监狱里一直人满为患，既有因五月战斗而抓进来的，也有其他人——当然，总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忠实支持者——被三三两两地送进监狱，然后一直待在那儿，通常不得与外界联系。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不管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负责此事的律师，都不准见他。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关进监狱。他们通常被当作逃兵抓起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被当作志愿者，他们任何时候想离开都能拿到遣散证明。现在，政府好象已经改变了主意，声称民兵是正规军，如果他想回家，那么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线的一些地方，当局仍在签发遣散证明。在前线，这些证明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你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人数狂增到数百人，但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他们大多会被遣送回国。

一伙伙武装的突袭部队在街道的每个角落游荡，国民自卫队仍旧占据着咖啡馆和其他的战略要地，许多加联社党的建筑依然被沙包隔离和封锁着。城里许多地方都有马枪骑兵和国民自卫队驻守的岗哨，他们拦住路人要查证件。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马统工党民兵证，只能出示护照或医院的证明。哪怕被知道曾经在马统工党民兵组织中服过役，也非常危险。他们用各种可耻的方式惩罚受伤或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例如，他们很难拿到自己的薪金。《战斗》仍旧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检查使它几乎难以生存，《团结》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也受到严格检查。有一条新的规定是：报纸不得在被审查删除的版面中留下空白，而必须用其他东西填塞。结果，人们通常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被砍掉。

在整个战争中，食物短缺的程度时有不同，但这时却是食物短缺最严重的时期之一。面包缺乏，靠掺杂大米来生产各种廉价面包。士兵在营房里吃的是像油灰一样的劣质面包。牛奶和糖奇缺，除了昂贵的走私烟外，其他烟草几乎难觅踪迹。橄榄油匮乏，而西班牙人在六种不同的场合下必须使用橄榄油。等待购买橄榄油的妇女排起了长队，长队由骑马的国民自卫队士兵维持秩序，他们时常骑着马穿过队伍，想让马蹄践踏妇女的脚趾来取乐。当时，缺少零钱是一个小麻烦。银币已被收回，尚未发行新的铸币，因此在十生丁硬币和两个半比塞塔纸币之间没有任何硬币，十个比塞塔以下的纸币稀少[1]。对赤贫者而言，这意味着加重食物短缺。一名妇女仅带着十比塞塔的纸币可能在杂货店外面排了几个小时的队却不能买到任何东西，只不过是因为杂货商没有零钱，而她又不能把这张钞票一次性全部花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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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四个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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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梦魇般的气氛真是一言难尽——这种特殊的不安感源自谣言的变化多端、报纸的新闻审查、武装人员的频繁光顾。由于英国并不存在当时这种气氛的基本条件，因此很难轻易加以表述。在英国，也无法凭空想象什么叫做政治偏激。政治迫害要轻得多，如果我是一名煤矿工，我并不介意让老板知道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充当欧洲政治传声筒的“优秀党员”仍然少见，“消灭”或“清除”碰巧与你意见相左的人的观念还没有成为天经地义的事情。而在巴塞罗那，它却是理所当然的。“斯大林主义者”控制着局面，因此每个“托洛茨基主义者”自然都在劫难逃。然而，人人都担心的事情——发生一场新的巷战，毕竟没有发生。假如发生的话，像以前一样，所有责任也都将会加到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头上。我时刻警惕 五天以后，我回到巴塞罗那。我们乘坐一辆载重卡车午夜前后抵达谢塔莫，一到马统工党总部，连名字都还没有登记，人们就叫我们排成一队，给我们分发来复枪和子弹。进攻好象刚开始，他们在任何时候好象都需要后备军。尽管我口袋里装着医院的证明，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拒绝和其他人一块排队。我拿子弹箱当枕头睡在地面上，心情极度沮丧。当时，伤势已经损害了我的神经——我相信这会经常发作——战火中的景象使我感到非常恐惧。然而像往常一样，我们还得等到天亮，况且我们毕竟还没有接到出发的命令。 回到巴塞罗那时天色已晚，没有出租车，也不可能回到莫兰疗养院，它在城外，我只好去大陆饭店，在路上停下来吃了晚餐。我记得与一名慈祥侍者的谈话，我们谈起橡木水罐，包着黄铜，他们用它给客人斟酒。我说我想买一套带回英国去，他深表同情地说：“是的，美极了，不是吗？可惜现在买不到了，没有人制作，再也没人制作任何东西，这战争——真是遗憾啊！”我们都认为战争让人感到遗憾。我又觉得自己像旅游者。侍者轻轻地问我：“喜欢西班牙吗？还会再来西班牙吗？”哦，是的，我会再访西班牙。因为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这段心平气和的谈话让我铭记心底。

当我到达旅馆时，妻子正在休息室。她站起来，用一种在我看来无所谓的样子朝我走过来，用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脖子，面带甜蜜的微笑。由于休息室里还有其他人，她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

“不要站在这儿！你必须迅速离开！”

“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半路上遇见一个法国人——我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没有丝毫关系，但当我们身处困境时，他总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他满心关怀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来这里。在他们没给警察打电话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请注意！楼梯底部与一名旅馆职员，是马统工党成员（我想，经理并不知道），他从电梯里偷偷地溜了出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立即离开。甚至到这时，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被镇压。他们占据了所有建筑物，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枪杀。”

原来是这样，我们得另找一个地方谈话。拉姆拉斯大街上所有大咖啡馆里都是警察，但我们在一条小巷中找到了一家安静的咖啡馆。我的妻子向我解释了在我离开期间所发生的事情。

6月15日，警察突然在安德列斯?宁的办公室将他逮捕。同一天晚上，他们搜查了福尔肯饭店，并将那里所有的人逮捕起来，他们大部分是休假的民兵。这个地方马上变成监狱，随即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犯人。 ————————————————————

逮捕事件持续了几个月，不包括法西斯分子在内的政治犯的人数已经高达数千人。下层警察的自主权值得引起注意。许多逮捕被承认为非法，一些被警察总长下令释放的人在监狱大门口又被重新逮捕，并被转移到“秘密监狱”，库尔特?兰道和他妻子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大约在6月17日号被逮捕，兰道马上就“失踪了”。五个月之后，他妻子仍被关进监狱里，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他丈夫的消息。她宣布进行绝食抗议，此后司法部长才送来口信告诉她：她丈夫已经死亡。不久之后，她被释放，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又被重新逮捕，再次被投进监狱。值得注意的是，任何级别的警察起初似乎都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可能对战争产生什么影响漠不关心。在事前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他们就随时准备逮捕重要军官。大约在6月末，统帅 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的是离开西班牙。留在这里等待牢狱之灾迟早降临毫无意义。事实上，我们两个更愿意留下来，只想看看发生什么事情。但我猜想西班牙监狱污秽不堪（实际上，那里比我想象的还要糟糕）。一旦进入监狱，你绝不会知道何时才能够出来。我身体状况很差，胳膊疼痛不已。我们计划 我们就此分手。我妻子回到旅馆，我在黑暗之中游荡，想找个地方睡觉。我记得当时心情郁闷烦躁。我多想在床上睡一晚啊！我无处可去，没有地方收留我。实际上，马统工党没有地下组织。毫无疑问，领导们已经意识到党可能会被镇压，但他们绝没有想到完全搜巫婆式行动*。实际上他想得太少，就在马统工党被镇压的那一天，他们还在继续改建马统工党建筑（除了其他事情之外，他们正在执委会大楼建一家电影院，那里原来是一家银行）。因此，事实上根本没有集会和隐蔽地点，而这些是每个革命政党都应该拥有的。天知道那天晚上会有多少人因房子被警察摧毁而露宿街头。五天的疲惫之旅，睡在根本不可能睡着的地方，我的胳膊也疼得厉害，现在那帮家伙将我四处驱逐，我只得睡在野地上了。思随人行，我没有做出任何正确的政治决定，事情发生时我从不做决定。当我处在战争或政治的混乱之中时，总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意识到没有办法减轻我身体上的不适，只是深深地希望这种荒唐的事情早点结束。我后来才看清事情的重大意义，但事情发生时，我只是想远离他们——这也许不太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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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指旧时基督教教会和政府官员为处死行巫者而联合进行的搜捕行动，现在指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借口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迫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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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了很远，竟走到了总医院附近。我想找个地方躺下，让讨厌的警察找不到我，不会找我要证件。我试着找了一个防空洞，但它是新挖的，正滴着水。然后我来到一座废弃的教堂，那里被革命烈火焚烧过，已经破破烂烂。那只是一个无顶、四堵墙壁的框架，四周都是碎石块。我在黑暗中摸索，终于找到一个能躺下的洞穴。躺在破砖烂瓦上并不舒服，好在这是一个暖和的夜晚，我设法睡了几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