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在艾丽十五岁我十岁的时候.有一次她听到有人从我家的地下室楼梯上栽了下去:扑隆通,扑通。扑通。她以为是我。于是站在楼梯上端,差点没把她那颗傻脑瓜笑掉。那一年应该是一九三二年,进入大萧条的 那天看皇家芭蕾舞演出受到蔑视后,我同女儿一起去了威斯敏斯特教堂。当她面对面站在艾萨克·牛顿爵士墓前时,她感到一种震撼。如果换成我哥哥伯尼的话,在她那夺年龄,在同样的地方,他还会更加大惊小怪。他是个天生的科学家,但没有一点美术细胞。
牛顿这个普普通通的凡人,凭借着在我们看来只够做狗的一顿早餐的三磅半重、布满血丝的海绵体中发出的信号,似乎道出了许多揭示真理的伟大想法。任何受过教育的人想到这些,都很可能会心潮澎湃。这头没毛的猿猴发明了微分学!他还发明了反射望远镜!他发现并解释了棱镜如何将太阳光束分解成组合色彩!他发现并解释了前所未知的运动、引力和光线的规律!
饶了我们吧!
“打电话找弗里昂·苏诺科博士问问!把你的超薄切片机磨得快些吧,好做显徽镜观察。我们有没有一个脑子给你用?!”
我女儿南妮有个儿子叫麦克斯。现在,重播进行到一半的一九九六年。他已经十二岁了。基尔戈·特劳特死的时候,他将十七岁。今年四月,麦克斯在学校写了一篇关于外表平常的超人艾萨克·牛顿的文章。文章写得十分出色,我也从中了解了一些以前不知道的事情:牛顿的那些名义上的导师们曾劝他不要老忙于寻求科学真理,要抽出时间去读点神学。
我喜欢这么想,他们这么说并不是因为他们蠢,而是想提醒他,宗教的幻觉倾向能给普通百姓带来怎样的抚慰和鼓舞。
基尔戈·特劳特的小说《帝国大厦》讲的是一块大小及形状如曼哈顿帝国大厦的陨石,尖头朝下,以每小时五十四英里的匀速向地球撞来。让我们引用他在其中说的话:“科学从来不能使任何人振奋。人类处境的真实状况实在太险恶。”
在全世界各个地方,人类的处境不会比重播结束后的两小时中更加险恶。毫不夸张,成百万个行人躺倒在地上,因为自由意志闯入时,体重没有平均分配在两只脚上。但是除了靠近自动扶梯和楼梯顶部的人之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无危险。他们的情况要比我和艾丽看到的头朝下走出车子的那个女人好得多。
我前面说过,真正造成伤害的是自行驱动的各种交通器械。它们当然不会出现在从前的美洲印 一九九六年,也就是延续至二○○一年的重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我在几次演讲中提到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的一名学生。我开玩笑说,我根本就不该学这门专业,因为我忍受不了原始人。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我对把人当动物研究的兴趣衰退的真正原因是因为我妻子生下了一个孩子,叫马克,我们需要钱。我妻子的全名是简·玛丽·考克斯·冯内古特,她死的时候叫简·玛丽·考克斯·雅莫林斯基。
简在斯沃思摩尔时是优等生,获得芝加哥大学俄文系的全额奖学金。她怀上了马克之后,决定放弃奖学金。我们在大学的图书馆找到了俄文系主任,一位从斯大林统治下逃亡的神情忧郁的人。我记得我妻子告诉他,她不得不退学,因为她有了后代的负担。
即使没有电脑做记录,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对简说的话:“亲爱的冯内古特太太,怀孕是生活的开始,而不是终结。”
然而,我想说明的是另一门课,要求我们阅读现已进天堂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①的著作《历史研究》,并做好讨论的准备。他写到挑战和对挑战做出的反应。他认为各种不同的文明,或生存,或淘汰,关键在于他们面对的挑战是否超过他们的应付能力。他举了一些实例。
这样的解释也适用于那些想表现出英雄主义的人,尤其适用于二○○一年二月十三日那天下午自由意志闯入时基尔戈·特劳特面对的情况。如果他在时代广场那一段地区,或在某一主要桥梁或隧道的出入口,或在飞机场——飞行员们在重播期间已经习惯让飞机安全地自动起飞和降落——那么,这种挑战就是特劳特,或者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应付的了。
特劳特听到隔壁碰撞声后走出住宿营,看到的场面虽然可怕,但卷入其中的人员不多。死亡的、垂死的人零星地散布在各处,而不是叠成一堆或囚禁在燃烧的或撞坏的飞机和车辆中。这里的伤亡者仍然是个人——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都仍然具有个性,从他们的脸上和衣服上都能看出许多故事来。
在远离市区通向地狱的西一百五十五大街那一段,由于偏僻,一天中的任何时候几乎都没有车辆。这就使得隆隆作响的云梯消防车成了独家表演。特劳特眼看着地球的引力拖着它屁股朝下向哈得孙河滑去。其他繁忙街道上传来一阵喧嚷嘈杂,但他并不受干扰,思考着那辆不幸的消防车的各方面细节,并冷静地得出结论。他在离宫告诉我说,车辆失控,肯定是由于三个原因之一:要么离合器处在倒车或空挡,要么驱动杆折断,要么踏板脱落。
他没有惊慌失措。在部队为炮兵当前锋侦察兵的经验告诉他,惊慌于事无补,只会适得其反。他后来在离宫说:“在真实生活中,就像在大剧院的演出一样,情绪激动只能把本来已不妙的处境搞得更加不堪收拾。”
真是这样。他一点没有惊慌。但他在此时却还投有意识到,只有他一个人在走动,头脑清醒。他悟出了基本事实:宇宙先收缩,而后又膨胀了。这一点并不难。除了真实细节之外,所发生的事很可能同他多年前写在纸上后又撕成碎片在汽车站厕所抽水马桶中冲下去,或作其他处理的某篇小说构思相似。
与达德雷·普林斯不同,特劳特甚至连中学同等学历文凭也没有,但他至少与我麻省理工学院获物理化学博士的哥哥伯尼有一惊人的相似之处。伯尼和特劳特两人都是从很小开始就玩起了头脑游戏,开始提出这样的同题:“如果我们的环境中某某条件存在,那么将会怎样,会出现什么结果?”
在西一百五十五大街最尽头相对平静的环境中,特劳特虽然做出了时震和重播的推断,但却未能意识到,方圆几英里人们都无法行动,不是死亡或者严重受伤,就是患了时震后麻木症。他等待年轻力壮的救护车工作人员、警察、更多的消防队员和红十字会和联邦紧急事故处理部门派出的救灾专家前来处理事故,浪费了宝贵的分分秒秒。
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别忘了,他已经八十他妈的四岁了!由于他每天刮脸,所以即使头上不包婴儿毯做的头巾,别人也会错把他当成捡破烂的老太太,而不是捡破烂的老头。因此也从来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但至少他脚上的凉鞋很结实,是用麻制的。尼尔·阿姆斯特朗一九六九年就是穿着同样材料制的鞋,由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送上月球,成为第一个在月球上行走的人。
这种鞋是越南战争的政府剩余品。越战是我们被打败的惟一一场战争,特劳特的独生子里昂也是在这场战争中当逃兵的。在那场冲突中,美国士兵巡逻时,在他们的轻便丛林靴外面套的就是这种凉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敌人在丛林小道上插着头朝上削尖的竹签,在大粪中泡过,刺破皮肤会引起严重感染。
在他那个年纪,特劳特已经不太愿意与自由意志进行俄罗斯轮盘赌,尤其因为这是很多人性命攸关的时候。最后他意识到,无论如何,他必须采取行动。但该做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