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十四章_时震

但愿《我们的小镇》是我写的。但愿滚轮冰刀是我发明的。

我曾问已故的海明威的朋友和传记作家A·E·霍奇纳，如果打自己的那一枪不算，海明威有没有向人开过枪？霍奇纳说：“没有。”

我曾问已故的伟大的德国小说家海因里希·伯尔①，德国人性格中的基本弱点是什么？他说：“顺从。”

我曾问我收养的三个外甥中的一个，我的舞跳得怎样？他说：“还过得去。”

我落泊时曾在波士顿找了个当广告抄写员的工作。一个助理会计问我冯内古特是哪个国家的姓氏。我说：“德国。”他说，“德国人杀害了六百万我的同胞兄弟。”

你想知道为什么我没得艾滋病，为什么我不像那许多人那样是HIV阳性？我没有到处去乱搞。事情就这么简单。

特劳特说，艾滋病以及梅毒、淋病和其他花柳病的新菌种为可像上门推销“雅芳”化妆品的女士那样到处乱窜，这里头有个故事：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一日 佐尔顿·佩帕对他的妻子说：现在人们的脑袋不是放在盘子里端还给他们，而是用镊子钳提着交还给他们。那是二○○○年圣诞节前夜，他说那番话的时候，基尔戈·特劳特正在美国文学艺术院的隔壁。当这位下肢瘫痪的作曲家正在发表让人与更聪明的机器去竞争如何丧失理智等—番高谈阔论时，特劳特没听到他的夸夸其谈。他们俩人之间隔着—道厚厚的砖墙。

佩帕用反问句问一个问题：“有什么必要花费这么大的心智财力，来把自己羞辱一番？我们本来就没有认为自己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特劳特坐在为无家可归者开设的住宿营的帆布床上。

这地方原来是美洲印 在住宿营特劳特旁边床位的一个叫化子祝他圣诞快乐。特劳特回答道：“叮儿——铃！叮儿——铃！”

你也许会以为，这是圣诞老人驾着雪橇从屋顶上走过的铃铛声。他的回答与节庆气氛相符，纯粹是巧合。任何人说些没内容的话向他打招呼，如“近来好吗？”或者“天气不错”或者诸如此类的话，不管什么季节，他都可能回答“叮儿—铃！”。

根据手势体态不同、音调和社交场合不同，他的意思确实可能是“也祝你圣诞快乐”。但这话就如夏威夷人说的“阿罗哈”一样，也可以用于取代“你好”或“再见”。这位老科幻作家还可以使它的意思变成“请”或“谢谢”，或者“是”或“不是”。或者“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或者“给你脑子里塞满炸药，也不够把你帽子炸飞”。

二○○一年夏天我在离宫问他，“叮儿——铃”是如何成了他交谈中不断出现的一种appoggiatura①，一种装饰音的，他给了我一个解释，后来我发现他只是敷衍搪塞而已。

他说：“那是在战争期间，每当我发出炮击的信号，炮火正好击中目标时，我就发出欢呼，‘叮儿—铃！叮儿——铃！’”

那是海滨野餐会之前的那个下午。一小时之后，他勾着手指向我示意．让我到他的房间去。我进屋后，他就关上了房门。“你真的想知道‘叮儿——铃’的意思？”他问我说。

当时我相信了他前面的那个解释，但是特劳特有更多的话要告诉我。我刚才那个无辜的问题，使他回想起了在北安普顿的可怕的童年。不说出来，他心里无法平静。

“我十二岁的时候，”基尔戈·特劳特说，“我父亲谋杀了我的母亲。”

“她的尸体藏在地窖里，”特劳特说，“但当时我只知道她失踪了。父亲对天发誓说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也许她到亲戚家去了——许多杀妻犯都是这么说的。

那天上午我上学去后，他把她杀了。

“那天晚上，他做了我们两个人吃的饭。父亲说，如果明天上午还没有她的消息，他就去警察局报告她失踪的事。

他说，‘她近来好像一直很疲倦，很紧张。你注意到了吗？’”

“他神经不正常，”特劳特说，“如何不正常？那天半夜他走进我的卧室，把我唤醒。他说他有要紧的事要对我说。

其实什么要紧事也没有，他讲的是一个下流的笑话，但这个可怜的病人却认为，这故事是他一生遭受的各种可怕打击的一个写照。故事讲的是一个逃犯，他来到一个他认识的女人家里，躲避警察的追捕。

“她起居室的屋顶像教堂，也就是说从墙到屋顶最高处成拱形结构，下面横架着粗大的椽木，形成中间的空间。”特劳特停顿了一下，沉浸在故事里面。他父亲当时肯定也是这样。

他在以自杀的欧内斯特·海明威命名的套间里继续说：“她是个寡妇。他把衣服脱光了，她去找她丈夫的衣服给他更换。但他还没来得及穿上，警察的警棍已在拼命地敲打着前门。于是，逃犯爬上去躲在木椽子上面。当那个女人开门让警察进来时，他巨大的睾丸从椽子空隙处悬垂下来，暴露无遗。”

特劳特又停顿了一下。

“警察问女人那个男人在什么地方。女人说她不明白他们说的是谁。”特劳特说，“一个警察看到睾丸在木椽上悬着，便问那是什么。她说那是中国寺庙里挂的铃铛。他信了她的话。他说他一直想听中国寺庙的铃声。

“他用警棍抽了一下，但没有声音。于是他打得更重，又一下，然后又非常使劲地再抽一下。你知道那个躲在木椽子上面的家伙怎么尖叫的吗？”特劳特问我。

我说不知道。

“他叫了起来，‘叮儿——铃。你这个狗杂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