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采尔更是培养出高明玻璃球游戏者的圣地”,这是一句介绍著名华尔采尔学校的古老谚语。卡斯塔里属下的许多学校中,华尔采尔在 约瑟夫·克乃西特经常站停在一小群以演说家特西格诺利为中心的学生附近,他默不作声,只是聚精会神地谛听。演说家的言辞使他觉得又奇怪又吃惊,甚至有点恐惧,普林尼奥贬抑否定所有在卡斯塔里被奉为权威和神圣的东西,在他那里一切都受到了质疑,都是成问题或者可笑的,而这一切却是克乃西特深信不疑的。不久,他注意到并非人人都在认真谛听演说,许多人显然仅仅为了消遣取乐,如同人们在市场里听人叫卖商品。此外,他也不时听见有人用嘲讽或者严肃的日吻回敬普林尼奥对学校的攻击。虽然如此,总有几个同学一直聚在这个普林尼奥身边,他永远是中心,不论哪个场合,恰巧没有对手或者出现了对手,他永远具有吸引力,一种近似引诱的吸力。
约瑟夫和聚在这位活跃演说家周围的人群一样,总是怀着惊讶或者嘲笑的神情倾听着他那滔滔不绝的激烈言论。克乃西特虽然感到演说常让他产生不安甚至恐惧,但仍被其巨大的诱惑力所吸引,这并不是因为其语言精彩有趣,不是的,而是因为它们与自己具有某种极严肃的关系。这倒不是他在内心与那位大胆演说家起了共鸣,而是一旦知晓那些怀疑确乎存在或者确有存在可能性。它们便会让你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开始时还不太糟糕,只是感到有一点困惑和有一点不安,这是一种混杂着强烈的冲动和良心上的负疚感的东西。
终于到了他们结交的时刻。特西格诺利注意到听众里有一个认真思考自己言论的人,没有把它们当作纯粹的嬉笑怒骂,他见到的是一位静默寡言的金发少年,该少年英俊文雅,有点儿害羞,当他回答这位普林尼奥客气的问话时,竟满脸通红,说话也结结巴巴了。普林尼奥揣测这位少年追随他已有一段时间,便决定以友好的姿态相回报。为了完全征服对方,他邀请克乃西特次日下午到自己住处小坐。但这个又害羞又拘谨的男孩并不容易征服。普林尼奥不得不大感意外。那孩子站开了,不想和他攀谈,就这么着谢绝了他的邀请,这刺激了年龄稍长的对方。反过来说,追逐沉默寡言的约瑟夫,起初也许仅仅是出于虚荣自负,后来竟越来越认真,因为他察觉到这里出现了一位对手,也许会成为未来的朋友,也许会是敌人。普林尼奥一再看见约瑟夫出现在自己附近,觉察到他在留心倾听,但是只消他略一向对方走近,那怕羞的男孩便立即后退躲开了。
克乃西特的躲避是有原因的。很久以来、克乃西特便感觉另一个孩子对他或许具有重要意义,也可能带来某种美好的东西,可以扩展他的眼界、认识和悟性,也可能带给他陷阱和危险,不管怎么说,都是他必须正视的现实存在。他把普林尼奥言论在自己心里引发出怀疑不安的最初冲动告诉了他的朋友费罗蒙梯,但这位朋友却全不重视,断言普林尼奥是个不值得为之浪费时间的狂妄自大之徒,说罢又重新潜心于音乐演奏之中。约瑟夫本能地感到,也许校长是他释道解惑的适当人物,但自从那场小小过节之后,他们之间便不再存在坦诚的信任关系,他也担心自己不被切宾顿理解,更担心自己议论普林尼奥的叛道言词会被校长视作告密行为。
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因普林尼奥的主动接近而使他日益感到痛苦。克乃西特只得转而求助于自己的保护人和灵魂导师。他给音乐大师写了一封极长的信。这封信被保存了下来,现在我们引证其中一段如下:“普林尼奥是否希望获得我对他的赞同,或者只想找一个对话伙伴?目前我还不大清楚。我希望是后者,因为要我转向他的观点,无异于把我导人不忠之路,并且毁坏我的生活,我毕竟是卡斯塔里土生土长的孩子。如果我真的产生了返归世俗世界的愿望,我也没有父母亲和朋友可以投靠。然而,即便普林尼奥发表那些亵读卡斯塔里言论的目标全不在于影响别人还俗,我也已十分困惑不解了。不瞒您说,敬爱的大师,普林尼奥的见解里确实有我无法简单否定的内容,他唤醒了我内心的共鸣,有时候十分强烈。要求我支持他的见解。倘若这就是自然的呼唤声,那么这也是同我所受的教育,同我们熟悉的见解彻底背道而驰的。普林尼奥把我们的教师和大师们形容为僧侣特权集团,把我们同学们称呼为一群受监护的被闭割的绵羊。
这些言语当然粗暴而且过分夸大,但是其中也许还有若干真实内容,否则不可能令我如此心烦意乱。普林尼奥敢讲一切让人吃惊和气馁的话。例如他说:玻璃球游戏是一种倒退回副刊文字时代去的玩艺,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字母游戏,也许会毁坏我们以往种种不同艺术与科学的语言。这种游戏只进行联想和类比。他还说:我们这种不事生产的隐退生活恰恰证明我们全部精神教育和态度之毫无价值。他还分析道:我们以各个时代各种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为例子分析其规则和技巧,却拿不出我们自己创作的新音乐。他又说,我们阅读和阐释品达或者歌德的作品,却羞于拿起笔来写自己的诗句。对于这些指责,我无法一笑置之。上述指责还不算是最利害的,最令我痛苦的指责是他说我们卡斯塔里人所过的生活犹如靠人喂养的笼中鸟儿,我们不必自食其力挣面包糊口,我们不必正视现实生活,不必参与生存竞争,对于那一部分用辛劳工作和困苦生活建立了我们豪华生活的人,我们既一无所知,也不想去知道。“
这封信的结尾是这样的:“我也许已经辜负了你的善意和慈爱之心,尊敬的师长,我已准备接受惩罚。呵斥我吧,处分我吧,我会因而感激不尽。但是我还特别需要得到指点。目前这样的情况我还能支撑一小段时间,但是我没有能力让自己得到切实有效的发展,因为我太微小太没有经验了。也许还有一个糟糕的情况,我不能向校长先生吐露心事,除非您命令我向他诉说。因此,我不得不写信来烦您,这件事已开始成为我的大灾难,我实在不堪负荷了。
倘若我们也能拥有音乐大师回答这封求救书的亲笔复信,那该多好!可惜他的答复是口头的。音乐大师接到克乃西特信后不久就亲自来到了华尔采尔,他要主持一次音乐测验,于是就在这短暂逗留期间着实替他的小朋友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是从克乃西特后来的追记中得知这些情况的。音乐大师没有让他轻易过关。他首先是仔细审阅了克乃西特的成绩单以及课外学习科目,发现他过分偏重课外项目,由此判定校长的看法正确,他坚持要克乃西特向校长承认错误。至于克乃西特与特西格诺利的关系,他也提出了详尽的方案,直到把这个问题也同校长进行一番讨论后,他才离开华尔采尔。此行的后果有二:一是在特西格诺利和克乃西特之间开始了引人注目的、凡是参与者都会永志不忘的竞争游戏;二是克乃西特和校长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关系。这种关系当然没有联系他和音乐大师的那种神秘的亲密感情,却至少是相互开诚布公和轻松缓和的。
克乃西特在音乐大师为他框定的生活方式内度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他被允许接受特西格诺利的友谊,由他自己承受对方的影响和攻击,任何老师都不得于涉和监督。他的导师只对他提出一个任务:面对批评者必须保卫卡斯塔里,并将辩论提高到最高层次。这就意味着,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克乃西特都必得掌握卡斯塔里和宗教团体的基本制度与原理,他必须对此进行彻底研习,并且反复背诵、牢记不忘。这两位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之间的辩论很快就驰名全校,人们争先恐后前往助阵。
特西格诺利原先那种进攻性的讥讽语调逐渐温和了,他的论点也较为严谨和负责了,他的批评也比较符合实际了。在他们交锋之前,普林尼奥始终是这类辩论中的赢家,因为他来自“世俗世界”,具有世俗的经验、方法、攻击手段,还有那种带点儿不择手段的态度,他早在家乡时便因同成年人交谈而熟知了世俗世界对卡斯塔里的种种指责。如今克乃西特的答辩却迫使他看到,尽管他颇为熟识世俗世界,优于任何卡斯塔里人,但是他绝不可能像一个把卡斯塔里视为家乡、故土,视为命运所系的人那样深刻地认识卡斯塔里及其精神。他不得不看清,也逐渐不得不承认,自己仅是一个过客而不是永久居民,他也认识到这个教育王国也和外面的世俗世界一样,有着几百年积累而得的经验和不言而喻的原则,这里也存在着传统,是的,这是一种可以称之谓“自然”的传统,他对此认识甚少,而克乃西特目前正作为发言人为之辩护。
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辩护士角色,克乃西特必须努力读书、静修、克己,以便日益进一步廓清和深入掌握摆在面前要他为之申辩的问题。特西格诺利在辩才上比对手略胜一筹,他那些世俗社会经历和处世智慧也给他火爆与虚荣天性增添了若干光彩。他纵使在某个问题上输给了对方,他还会考虑到听众而想出一条体面的或者诙谐的退路。克乃西特则不同,每当他被对手逼进了死角,他大致就表示:“普林尼奥,关于这个问题,我还得再思索一下。请稍等几天,我会告诉你的。”
辩论就始终保持着这种互相尊重的形态。事实上,不论对辩论者还是对旁听者,这一种辩论早已成为当年华尔采尔学校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素了。然而对克乃西特而言,压迫感和矛盾感始终未能稍稍减轻。他身负重任,又备受信赖,能够不辱使命,便足以证明他具有潜力和天性健全,因为他完成任务后并无任何受到损害的明显痕迹。可是他私下里却非常苦恼。如果他对普林尼奥怀有友情的话,那么这不仅是对一位聪明机智的同伴、一位能说会道的世俗朋友,也是对这位朋友兼对手所代表的陌生世界的感情,因为他已从普林尼奥的为人,从他的言谈和举止中认识了一或者也可以说是想象出了那个人们称为“真实的”世界,那里有慈爱的母亲和孩子们,有饥饿的穷人和他们的家庭,有新闻报刊和选举竞赛。普林尼奥每逢假期就要回转那个既原始又精致的世界里,去看望他的双亲和兄弟姐妹,向姑娘们献殷勤,参加职工集会,或者去高雅的俱乐部作客,而克乃西特这些时候则留在卡斯塔里,要么和伙伴们散步或者游泳,要么练习弗罗贝格的赋格曲。或者读黑格尔的哲学。
约瑟夫确知自己属于卡斯塔里,必须过一种规定给卡斯塔里人的生活,没有家室之累,没有奢侈娱乐,没有报纸杂志,但也不忍饥受寒——虽然普林尼奥也曾咄咄逼人地指责精英学校的学生们过寄生生活,但他自己也从未忍饥受寒,也不曾自食其力呀。不,他说的不对,普林尼奥所属的那个世界并非更为完善更为正确。不过这个世界确实存在,不仅存在,而且恰似克乃西特从世界历史书里读到的那样,是永恒存在着的,而且今天和过去始终完全类似,而且许多国家的人全然不知道还有另一种性质的世界,不知道精英学校和教育学园,不知道宗教团体、学科大师以及玻璃球游戏。地球上的大多数人过着一种比较单纯、原始、混乱,也比较危险的无庇护的生活,和卡斯塔里人的生活调然相异。原始的本能世界是每一个人与生俱存的,凡是人类都会在自己内心深处党察到它的存在,都会对它有些好奇,有些思念,有些共鸣。人们的任务是合理处置这种原始的本能世界。可以在自己心里为它保留一席之地,但决不会回归其中。因为与之并行,并且凌驾其上的是 约瑟夫在华尔采尔的头两三年间,当他在和普林尼奥持续进行友谊辩论时期,校方对这两个朋友的争论始终持观看戏剧的态度,而上自校长,下至最年轻的新生,无不或多或少参与了演出。克乃西特和特西格诺利是两个世界、两种原则的具体化身,他们互相促进对方的提高,每一次辩论都变成了又庄严又富代表性色彩的论争,与全校人人都密切关联。普林尼奥每次放假回家,每次拥抱过故土之后,都能带回新的精神;同样,约瑟夫每读一本书,每进行一次思索,每练习一曲静修功夫,每次与音乐大师重逢后,也都能获得新的力量,使自己更为胜任卡斯塔里辩护人的角色。很久以前,他还是个孩子时曾初次体验精神感召的力量。如今他又 >>>>>>>>>>>>>>>>>>>>>>>>>>>>>>>>>>>
研究年代
约瑟夫·克乃西特如今已经二十四岁左右。华尔采尔学业终结,他也就结束上学生涯,开始了研究岁月。除去艾希霍兹那几年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华尔采尔年代可算他一生中最快乐幸福的时候了。对于一个刚刚摆脱学校约束正热烈向往无限的精神世界的青年来说,眼前所见无不具有既美丽又动人的光彩,他还从未经历过幻想破灭,因而不论对自己舍身奉献的能力,还是对无穷无尽的精神世界,全都没有丝毫怀疑。
恰恰是约瑟夫·克乃西特这类人——不因具有某种特长而早早被迫专注于某项专业,从而向整体性、综合性和万有性发展自己的才华——,这种自由研究的初春年代往往是幸福快乐到近乎沉醉的时期。倘若没有受过精英学校的训练,没有学过保护灵魂健康的静修课程,没有接受过教育当局的仁慈管教,这种自由研究也许会严重危及他的天性,成为他的厄运,就像在卡斯塔里教育模式建立之前几个世纪里发生在无数天才青年身上的情况。当年那些古老的高等学校里,浮士德式的年轻人简直比比皆是,他们在学术自由、波涛冲天的科学海洋上扬帆飞驶,他们一知半解而横冲直撞,结果必然招致船只失事而失败。浮士德正是这类一知半解天才的典型,他的悲剧也正在这里。
其实,今日卡斯塔里的研究自山程度比较以往几个世纪一般大学里不知要高上多少倍,因为这里提供研究的材料和机会极其丰富。此外,在卡斯塔里做研究绝无物质匮乏的后顾之忧,也不必受虚荣心、恐惧心、父母干扰、生计事业等等的限制和影响。在卡斯塔里王国属下的一切学科分院、研究机构、图书室、档案馆和实验室,对每一个研究者,不论其家世如何,也不论其前途如何,全都一视同仁,一律平等。在这个宗教性的教育团体里,完全依照每个人的心智和性格品性区分等级。
与世俗世界高等学校里许多有才能的大学生往往成为自由、精神诱惑的牺牲品恰恰相反,卡斯塔里大致不存在这种情况。当然这里也有大量危险、灾难和困惑——何处存在人类免受灾难之地呢?——不过卡斯塔里的学生至少排除了某些能够令人越轨、堕落或者陷于困境的因素。学生既不会成为醉鬼,也不会将青春年华虚度在夸夸其谈或者秘密结社的愚蠢活动上,那却是古老时代的学生们常犯的过错。另外,他们也不会突然发现读错专业,拿错学位,造成无法弥补的缺陷,因为卡斯塔里的规章制度排除了这类弊端。
甚至就连沉醉于女性或者迷恋某项体育运动之类的危险,也被控制在最低限度之内。说到他们与妇女的关系问题,卡斯塔里的学生不会因为受到诱惑而落入婚姻的陷阱,他们不必像旧时代的学生那样被迫压制性欲,或者向出卖肉体的女性求欢,因为卡斯塔里人既不准结婚,也就不存在任何婚姻道德的约束。但是卡斯塔里人既没钱也没私人财产,故而也不可能用金钱购买爱情。在卡斯塔里地区,普通市民家庭的姑娘习惯晚婚,因此婚前几年特别喜欢找某个学生或者学者作情人。这些青年大都无意于财富门第,他们重视思想能力却也同样重视感情能力,又大都富于想象力和幽默感,因而,既然不能够为对方提供钱财,便不得不以自己本身作为酬谢了。
在卡斯塔里,学生们的女友绝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他会娶我为妻么?她知道他不会结婚。事实上,这一情况却也偶有发生。时不时会出现某位精英学生由于婚姻而返回世俗世界的事。他们放弃了卡斯塔里和进入宗教团体的权利。不过在学校和宗教团体的整个历史中,这类叛教行为还是少而又少的稀罕事件。
读完全部课程后,每个精英学生从事研究工作的自由程度确实是极高的,他可以自行决定自己学习和研究的范围。唯有当这个学生一开始并无法按照自己的才能和兴趣决定方向时,这种自由才受到限制,也即是每半年必须提交一份研究计划,其实教育当局对此计划执行情况也只是宽厚地稍作检查而已。对于那些兴趣广泛、多才多艺的青年人——克乃西特正是其中之一——刚涉足研究工作便能够获得如此广阔的活动天地,简直叫人有点又喜又惊。教育当局允许他们享有这种近似天堂生活的自由,其实目的只为不让他们流于懒散怠惰。他们可以涉足一切科学领域,可以综合研究各式各样不同的科学学科,既可以同时爱上六种或八种科目,也可以一开始便只研究某个狭窄的课题。他们只需遵守卡斯塔里学园范围内普遍通行的道德标准,每年交一份记录他们当年听过的演讲、读过的书籍以及所完成研究工作的报告之外,便对他们无任何要求了。只有当他们参与某项专题研讨会时——包括研习玻璃球游戏和音乐——,才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考核和考试,他们得依照研究会领导人的要求提交论文或完成考试,这一切当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类课程纯属课外兴趣,他们也可以凭兴趣一连几个学期、几个学年总是呆在图书室里,总是只去听听演讲就算了。有些学生拖了很久也决不定主攻课目,以致耽误了进入宗教团体的机会,然而教育当局总以极大耐心等待他们的考察性漫游,是的,甚至鼓励他们在一切可能的学科项目和研究方式中进行筛选。只要他们品行端正,每年撰写一份“传记”,便别无要求了。
我们今天得以拥有克乃西特在自由研究年代撰写的三篇“传记”,真要感谢这种经常受嘲笑的古老习俗。这些文字因而完全不像他在华尔采尔时期撰写的诗篇那么具有私人感情色彩,嗯,那是一种多少带有违禁成份的纯粹文学作品,而这些文字只是正规而普通的学校作业。这种习俗早在卡斯塔里开创初期就已产生。那些尚未获准进入宗教团体的年轻研究人员,必须不断撰写一种特殊形式和风格的语文作业,也即当时命名为“传记”的随笔性文字,一种虚构的自传,他们可以任选一个过去的时代作为自传的背景。此种作业的目的在于能够让每位作者置身于所写时代的文化环境之中,能够让他倒退回任何古老时代的精神气氛里去,并且设想自己如何在那里过着一种符合实际的生活。他们最优先选择的时代是:古罗马帝国,十七世纪的法兰西,或者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普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或者莫扎特时代的奥地利,是的,他们熟悉那些时代及其时尚。专攻语言学的年轻学子们习惯于用他们业已掌握其语言和风俗演变国家和时代的语言风格撰写自己的学校作业。因此常有写得极有水平的虚构传记,其中有以一二零零年左右罗马教廷文体,以修道院通用的拉丁文体,以《传奇小说一百篇》中的意大利文体,以法国的蒙且文体,还有以许万斯·冯·鲍勃费尔德所用的巴洛克式德语撰写的传记。
古老亚洲神仙投胎下凡和灵魂转世学说的残余痕迹,也在这些自由撰写的、充满游戏色彩的文字中遗留了下来。所有的教师和学生全都熟知这样的想象:在他们今生今世之前可能有过前生前世,他们曾在另一个时代里、另一种环境中,以另一个肉体生活过。当然,他们并没有视之为严格的信仰,也不认为是一种学说,而不过是一种锻炼想象力的游戏而已,设想着自己在各种不同情况和环境下的情景。人们从事这项撰写工作,就如同参与形形式式的文体研讨会,或者就像他们经常进行的玻璃球游戏一样。他们小心翼翼地深入渗进许多不同的文化、时代和国家之中,他们试着把自己本人视为一张面具,视为一种生命现极的须臾转换外衣。这种撰写传记的风俗既有刺激性,又有许多实际优点,否则就不可能长久流传至今了。
此外还得提一下学生中有不少人不仅程度不等地相信了转生观念,还认为自己杜撰的生平传记乃是事实。由此可见这类想象出来的前生前世已经不是单纯的文体练习和历史研究,它们也是作者的愿望图景和升华了的自画像。作者们用特定服饰和品格描绘出了自己渴望实现的希翼和理想。再进一步从教育角度来说,这种撰写传记的做法也不失为好主意,对血气方刚青年的创作需求提供了合法途径。在卡斯塔里,独具个性的严肃艺术创作历经几代的禁忌之后,已被科学研究和玻璃球游戏所取代,然而青年学子们的艺术创作冲动并没有就此消失。它出现在他们的往往扩展成了短篇小说的“传记”中,这是一片获准开拓的沃土。许多撰写者通过这类工作向着认识自我的王国迈出了最初的步伐。
另外,还常常出现年轻人利用写作自传对今日世俗社会和卡斯塔里进行批评或者革命性的斥责,而老师们大都对此持体谅的宽容态度。此外,还必须说这些传记对老师们了解那些不受严密管束享受最大自由的学生这一段学习时代状况颇有裨益,其中常常惊人清晰地显示出作者们的智慧和道德品性。
约瑟夫·克乃西特所写的三篇传记已被保存下来,我们将一字不差地收入本书,它们也许还是本书最珍贵的部分呢。克乃西特是否仅仅写过三篇传记,是否已有散失,人们对此颇多怀疑,但只能是猜测而已。我们则确知下列情况:克乃西特递交了第三篇作文《印度传记》后,最高教育当局的秘书处曾向他传达领导指示说,倘若他还写传奇的话,希望他以近代历史为背景,要多多引证当时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具体的历史细节。我们从传闻和书信中得知,他确实曾着手准备下一篇以十八世纪为背景的传记。他想把自己写成一个施瓦本的神学家,后来放弃宗教而改事音乐,这个人曾是约翰·阿尔布莱希特·本格尔的弟子,又做过欧丁格尔的朋友,还曾在辛岑道夫的兄弟会团体里短暂作客人我们知道,他当年曾阅读而且摘抄了大量古老的,甚至是极为冷僻的书籍,既有关于教堂、虔敬主义和辛岑道夫的著作,也有论述那一时期祈祷仪式以及教堂音乐的书籍。我们还知道,他曾切切实实迷上具有魔力的主教欧丁格尔,也曾对本格尔大师有过真纯的敬爱之情。他曾设法复印了一张本格尔的照片,在他书桌上搁了好多时候。此外,他还曾试图从正反两种角度如实记述他所尊敬的辛岑道夫,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项工作,满足于自己已经学得的东西。他声称自己还没有能力撰写这样的传记,他无法进行如此多角度的研究,也无法收集到大量细节材料。克乃西特这番自述使我们有理由判定,那三篇业已完工的传记与其说是一位学者的著作,还不如说是一位品性高尚又诗意盎然的男子的创造性自白。我们认为这才符合实情。
对克乃西特来说,如今除了享受自选研究课题的自由之外,还能够从中获取另一种放松的快乐。他毕竟与其他学生不同,不仅与他人一样受过一个精英学生的全部教育:严格的学习制度,精确分配的课外作业,教师们细心周到的管理和监督,而且,在这一切之外,他还因普林尼奥的原故而承担过重大责任,这压力诚然把他的精神与思想潜能激发到了极点,却也令他不堪负荷,消耗了太多精力。让他扮演卡斯塔里代表人物,让他承担辩护人角色,确实超出了他的年龄和能力,以致他常常觉得处境危险,他获得成功,完全由于一种坚强过人的意志力和超人的才能。同时,如果没有音乐大师从中大力协助,他恐怕也根本完不成任务。
克乃西特度过了几年不同寻常的华尔采尔学习年代后,人们发现这位年方二十四岁的青年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得多,还略带疲劳过度的模样,令人惊奇的是毫无身体受损的迹象。那几年沉重的负荷几乎把他的精力消耗殆尽,我们虽然没有可资证明的直接材料,却可以从他对待自己盼望已久才获得的头几年自由研究岁月的态度中略见端倪。克乃西特在华尔采尔最后几学期里始终处于显眼位置,几乎成了公众偶像,可他一毕业就立即毫无保留地引退了,是的,如果人们探访一下他当年的行迹,便会得出下列印象:他最愿意让自己隐匿得无影无踪,他觉得没有任何环境和社会对他完全无害,也没有任何生活方式让他完全隐蔽。因此他对特西格诺利若干又冗长又热情澎湃的来信,最初还有简短而冷淡的回信,后来便彻底置之不理了。
闻名全校的克乃西特消失了,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迹。他的声誉在华尔采尔却长存不衰,甚至继续繁荣,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竟发展成了一种令人神往的传统。
在克乃西特从事研究的初期,他曾因上述原因而回避华尔采尔,这也就使他不得不暂时放弃研究高级的玻璃球游戏课程。从表面来看,这似乎可以确定克乃西特当时曾引人注目地忽视了玻璃球游戏课程,但据我们所知,总体而言,情况恰恰相反,他这种貌似任性的脱轨行为,不合常情的运行道路,不仅纯粹是受玻璃球游戏影响,而且是促使他最终返回玻璃球游戏井为之献身的必要途径。关于这一情况,我们打算作较详尽的叙述,因为这是颇为说明他个性的特点。约瑟夫·克乃西特以如此独特奇怪的方式进行自由研究,显示出他与众不同的青春才华。他在华尔采尔求学年代,不但与众人同学了玻璃球游戏入门课程和反复研习课程,而且在最后一个学年时在同学圈内获得了超出众人的优秀声誉。当时他受到游戏魅力的强烈吸引,在完成初步课程而尚未离校前,又被接纳参加了更高一级的课程,作为在校学生简直可说是极其罕见的殊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