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_冤家，一个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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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曼·布罗德翻了个身，睁开一只眼睛。他睡得稀里糊涂，拿不准自己是在美国，在齐甫凯夫还是在德国难民营里。他甚至想象自己正躲在利普斯克的草料棚里。有时，这几处地方在他心里混在一起。他知道自己是在布鲁克林，可是他能听到纳粹分子的哈喝声。他们用刺刀乱捅，想把他吓出来，他拚命往草料棚深处钻。刺刀尖都碰到了他的脑袋。

需要有个果断的动作才能完全清醒过来。“行了！”他对自己说，坐了起来。已经九点钟了。雅德维珈早已起床。从对面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了自己的模样：扭歪的脸、剩下不多的头发，以前是红色的，现在已经泛黄，而且显出一缕缕灰色。眉毛乱蓬蓬的，下面长着一双敏锐而温柔的蓝眼睛，鼻子狭窄，双颊凹陷，嘴唇薄薄的。

赫尔曼睡醒起来，衣服总是弄得皱哩吧卿，一副寒接相，看起来好像他整宵都在搏斗。这天早晨，在他的高额头上还有块乌青。他摸摸肿块。“这是怎么了？”他问自己，难道是在睡梦中让刺刀给碰伤的吗？想到这儿，他笑了。一定是他晚上起来去浴室时在壁橱的门边上碰的。

“雅德维珈？”他用还带着睡意的声音叫道。

雅德维珈出现在门口。她是个波兰妇人，双颊红润，狮子鼻，淡色的眼睛；她的头发像亚麻那么颜色淡，向后梳成一个卷儿，别着一枚别针。她的颧骨高高的，下嘴唇很丰满。她一手拿着拖把，一手提着洒水壶。她穿着一件红绿方块图案的衣服，这种图案在美国是不常见的，脚上穿的拖鞋脚跟已经磨损了。

战后，雅德维珈和赫尔曼一起在德国难民营里生活过一年多，后来在美国又一起生活了三年，可是她还保持着波兰农村姑娘那种陌生和羞怯的神情。她不用化妆品，只会讲几个英文字。赫尔曼甚至觉得她具有利普斯克的气息；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的身上散发出一股甘菊的气味。这会儿，从厨房里飘来烧甜菜、新土豆、劳萝和其他长在地里的夏季蔬菜的香味，这些植物他叫不上名字，却能使他回想起利普斯克。

她带着温和的责怪神情看着他，摇了摇头。“时间不早了，”她说。“我已经洗完衣服，买好东西。我吃过早饭了，不过我现在又要吃了。”

雅德维珈说一口带乡下音的波兰语。赫尔曼用波兰语、有时也用她听不懂的意 “什么？他们还热中于治病？”赫尔曼把报纸扔到地上。“更美好的世界”、“更灿烂的明天”这类话对他来说，就好比是辱骂被折磨死的人的尸体。他一听到“那些牺牲的人是不会白死的”这类陈词滥调，就会冒火。“可是，我能于些什么呢？我尽力为非作歹。”

赫尔曼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手稿，边看边做着笔记。他的谋生手段像他遇到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样奇异。他是一个拉比的代笔者。他也允诺在伊甸园里有“更美好的世界”。

赫尔曼读着读着，脸扭歪了。那个拉比出卖上帝就像他拉出卖别的神的偶像。赫尔曼只能为他自己找到一个辩护的理由：绝大部分听拉比说教和看他文章的人也不是真正的老实人。现代犹太教有一个目标：模仿非犹太人。

火车的门开了关、关了又开，每一次开关，赫尔曼都要抬头看一下。纽约市里肯定有纳粹在转悠。盟军已经正式宣布大赦七十五万“小纳粹分子”。把杀人凶手送上审判台的诺言从一开始就是谎言。谁来判决谁？他们的审判是骗局。赫尔曼缺乏自杀的勇气，只得不看、不听、不想，像一个可怜虫那样地生活。

赫尔曼该在联合广场由快车换乘慢车，然后到 拉比把赫尔曼为他的工作叫“研究”。实际上，赫尔曼替他写书、写文章和演讲稿。赫尔曼用希伯来语或意 他的一些行为怎么能解释得通呢？他已经对犹太教、对美国法律和道德犯下了罪行。他不仅欺骗拉比，而且欺骗玛莎。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雅德维珈的极端善良使他烦恼，跟她说话的时候，他好像不是人似的。玛莎的性格复杂、固执而且神经质，赫尔曼也不能告诉她真相。他已使玛莎相信，雅德维珈性冷淡，还赌咒发誓地说，等她和丈夫里昂。托特希纳一离婚，他马上离开雅德维珈。

赫尔曼听到沉重的脚步声，拉比打开门。他是个身材魁梧的大个子，正好穿过门洞子，他脸色红润，长着厚嘴唇、鹰钩鼻、一双鼓出的黑眼睛。他穿着一套浅色衣服，黄皮鞋，系着金线缝的领带，上面别着一枚珍珠别针。他的嘴里叼着一支长雪茄。黑里夹灰的头发从他戴着的巴拿马帽子下突出来。手腕上，红的宝石链扣闪闪发光，左手一枚刻着名字的钻石戒指光彩夺目。

他把雪茄从嘴里拿出来，把烟灰弹在地上，大声叫道：“现在你才开始写。前几天你就该准备好了！我可不能像这么着等到最后一分钟。你都胡乱写了些什么啊？稿子看起来已经大长了。这是一次拉比的会议，不是齐甫凯夫的长老会议！这儿是美国，不是波兰。嗯，你那篇论述巴尔一希姆的文章写得怎么样了？应该寄出去了。交稿期已经到了！如果你干不了，请你告诉我，我会另外找个人——一或者我用录音机把我的话录下，让里加尔太太打出来。”

“一切都将在今天完成。”

“把你写好的稿子给我，还有，你一定要把住址告诉我。你住在哪儿？——住在地狱里？住在阿斯莫丢斯的城堡里？我开始怀疑你在什么地方有个老婆，而你瞒着不让我知道。”

赫尔曼觉得口干。“我巴不得有个老婆。”

“你如果想结婚，你可以要一个嘛。我给你介绍过一个漂亮女人，可你连面都不愿见。你怕什么呀？没有人会硬把你拖到结婚的华盖下的。好了，你的地址呢？”

“说实在的，这就不必了。”

“你一定得把地址告诉我。我的通讯簿就在这儿。怎么样？”

赫尔曼把自己在布朗克斯的地址告诉了他。

“你房东的名字？”

“乔。普赖克兹。”

“普罗茨奇。一个少有的名字。怎么写？我会给他们安一架电话，告诉他们把帐单送到我这儿办公室来。”

“你不能不经他同意就去安装。”

“这跟他有什么相干？”

“他害伯电话铃声，这会使他想起集中营。”

“还有别的难民嘛，他们不都装了电话。把电话安在你房间里。这样他就会觉得好多了。如果他有病，就能请医生，或是请人帮忙。神经病！疯子！我们每隔几年要打一仗；希特勒的兴起，这就是原因。我认为你每天一定得在办公室呆六小时——那是我们都同意了的。我付房租，为了能少付一些税款。如果一个办公室老是锁着，那就不叫办公室了。没有你，我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兰珀特拉比停了一下，然后又说：“我希望咱俩做个朋友，但是你的一些事情却妨碍了这点。我可以给你很多帮助，而你却像个牡赈，把自己藏起来。你在心底到底隐藏了些什么？”

赫尔曼没有立即回答。“凡是有过我这种经历的人，已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了，”他最后说道。

“胡说，蠢话。你跟我们其他人一样是这个世界的一分子。你可能有过上干次离死亡只差一步，但是只要你还活着，要吃饭、要走路，对不起，还要上厕所那么你就像其他人一样有血有肉。我认识几百个集中营里出来的人，其中有些人当初真的已在走向焚烧炉。他们现在就在这儿美国，他们开汽车、做生意。你或者是在另一个世界上，或者是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可能一只脚站在地上，而另一只脚站在天空中。你在扮演一个角色，就是这样。但是为什么呢？你特别应该对我开诚布公。”

“我是开诚布公的。”

“什么事使你烦恼？是病了吗？”

“不，真的不是。”

“可能你阳展吧？那都是因为神经紧张，不是器质性的。”

“我不阳展。”

“那是怎么啦？好吧，我不会把我的友情强加在你的身上。不过，今天我会打电话去，要他们给你安一架电话。”

“请再等一等。”

“为什么？一架电话又不是一个纳粹；它不会吃人。如果你神经过敏，找个医生给看看。也许你需要一位精神分析医生。你别怕，这不是说你疯了。最健全的人也去找他们的。就是我，有一段时间也找过精神分析医生。我有个朋友，叫贝尔霍夫斯基医生，从华沙来的。如果我介绍你到他那儿去看病，他不会向你收大多的钱的。”

“说真的，拉比，我没有病。”

“是啊，没病。我妻子也坚持认为自己没病，不过她仍然是个病人。她打开煤气炉，自己就上街买东西去了。她在澡盆里放水，把一条毛巾忘在澡盆里，堵住了排水管。我坐在办公桌旁，忽然看见地毯上有一摊水。我问她为什么要干出这些事情，她变得歇斯底里起来，还咒骂我。这就是为什么有精神病医生的原因—一在我们病得太厉害，不得不送疯人院以前帮助我们。”

“是啊，是啊。”“嗯，全是废话。让我瞧瞧你都写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