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 奖 演 说_水与土

在我的心目中，瑞典始终是每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 我的演说不是赞美词，也无意用巧妙的方式逢迎主人，而只是对欧洲的精神特性发表评论。我以为，瑞典和瑞典人民，以他们正确的选择，始终不渝地向世界文化发起挑战，始终不渝地致力于变革世界文化。

我曾经说过，诗人和作家以变革世界为己任。人们或许会认为，这个观点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成为真理，甚至会断言它是傲慢的推理。然而，只要看一看诗人在他所生活的社会里和在其他地区所激发的巨大反响，人们对这个观点所持的惊慌不安或心悦诚服的态度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正如诸位所知，诗歌诞生于孤独，并从孤独出发，向各个方向辐射；从独白趋向社会性，而又不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的附庸。诗歌，即便是抒情诗，都始终是一种“谈话”。听众，可以是诗人肉体的或超验的内心，也可以是一个人，或者是千万个人。相反，情感的自我陶醉只是回归于封闭圈一样的自我，只是借助于叠韵法或者音符的、随心所欲的游戏来重复那些在业已退色的历史年代里他人早已制造的神话。

今天，我们有可能就其本质的涵义来谈论这个世界上的新人道主义；如果说诗人置身于世界这个物质构造的中心，而且是它的主人，并用理性和心灵来完善它，那么，诗人难道还应当被视为危险人物么？疑问不是雄辩的象征，而是真理的省略表现。今日的世界似乎在同诗歌对立的彼岸建立秩序，因而，对于它来说，诗人的存在是必须铲除的障碍，是务必打倒的敌人。尽管如此，诗人的力量却水银泻地般地向社会的各个方面渗透、扩展。如果说文学游戏是对任何人类情感的逃避，那么，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诗歌却断然不会发生这等的情形。

我始终这样想，我的诗既是为北半球的人，又是为黑非洲人和东方人所写的。诗歌的普遍价值，首先表现于形式，表现于风格，或者说表现于诗篇的聚合力，同时也体现于这样一个方面，即一个人为同时代的其他人所做的贡献。诗歌的普遍价值不是建立在观念或者偏执的伦理上，更不应当建立在道德说教上，而是表现于直接的具体性和独树一帜的精神立场。

对于我来说，美的观念不仅寓于和谐，而且寓于不和谐，因为不和谐同样可以达到美的艺术高点。请想一想绘画、雕塑或音乐，这些艺术门类在美学、道德和批评方面的问题是完全相同的，对美的赞赏或否定所依据的准则也很相近。希腊的美已被现代人所损害，现代人在对一种形式的破坏中去追寻另一种形式，去模仿生活，而这种模仿只是止于自然的动态而已。

至于诗人，这是大自然独特的而又非尽善尽美的造物，他借助人们的语言，严谨而绝非虚幻的语言，逐步地为自己建立现实的存在。人生的经验（情感和物质生活两方面的）起初往往蕴含着陌生的精神迷茫、微妙的心灵不平衡，蕴含着因置身于堕落的精神环境而萌发的忧郁不安。学者和批评家攻击诗人，说诗人从来只会写些“言不由衷的日记”、玩弄世俗的神学，批评家还断言，那些诗章只不过是“新技艺”精心制作的成品，这“新技艺”、新语</a>言，是赶时髦的新鲜玩意儿；诗人大约是凭借着这种方式，把那些被孤独所包围的冷冰冰的事物展示出来，迫使人们接受孤独。这样说来，诗人岂不是制造了恶劣的影响？也许是。因为仅仅阅读新诗人的一首诗，你又怎能赢得世人的理解与共鸣？而神经脆弱的批评家又害怕十五首或二十首组诗的真实。

对于“纯粹”这一观念，依然需要进行研讨，尤其是在这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世纪，诗人遭遇着困窘、非人的命运，他们心灵萌发的作品往往被认为是狂想曲，从而遭到怀疑。

我这篇演说的宗旨，不是为了建立一种诗学，或者确立某种美学的尺度，而是为了向这个国家最坚毅、为我们的文明做出崇高贡献的人士，向我方才提到的，而眼下我正置身于其间的第二祖国，表示我的深切的敬意。

我愿借此机会，向瑞典国王和女王陛下、皇太子殿下和瑞典皇家科学院表示敬意和感谢。皇家科学院十八位学识渊博而严峻无私的评判家决定褒奖我的诗歌，他们给予意大利以崇高的荣誉；在从本世纪初上半叶直至最新一代的年月里，意大利诞生了异常丰富多姿的文学、艺术和思想作品，而这些正是我们文明的基石。

吕同六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