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传自印度，就一般情形说，应该是属於印度形态的，但在实际上，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知道，中国佛教与印度佛教有著很大的差异，它们的差异不仅是在制度上的，同时也在思想上的。而且，这差异的距离，几乎使人到了发惊的地步。

圆人说法，无法不圆，信手拈来，都同拈花─谛。然文字虽非实相，载道亦可利生；事非勾章棘句，无不启迪玄关。矧以河沙妙用，收摄一卷──此也。

此一瓣香，色空不二，性相圆明，端为祝延十方佛祖、诸大菩萨，伏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此一瓣香，未生前畔，信手拈来，供养合郡人民、檀那护法，伏愿寿等天齐，福如海广。此一瓣香，非生非灭，不圣不凡，专伸供养高旻堂上过去诸祖老和尚，伏愿常寂光中，圆明纳受。此一瓣香，红炉炼出，大冶淘溶，怀中拈出，敬伸供养楚公太老和尚、明公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敛衣就座，拈拄杖云：“炎风烈烈，酷日薰薰，不萌枝上花开，木马慢行骤快。且道泼天门户，谁力承当？全仗诸佛龙天护佑，两序首众扶持。即今据此室，行斯令，伏愿萸湾今复始，道海自是享清平。虽然如是，即今主席陞座一句作么生道？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

《楞严经》云：“觉海性澄源，圆澄觉元妙。元明照生所，所立照性忘。”悲乎！生所既立，照性已忘，偶尔境风鼓动，识浪滔天，不觉变成业海。苦海之名既立，性海之号莫存，虽言海名别立，而湿性无殊，无殊之性昭然，故尔相间非远。苦海者，以升沈为义，及三界二十五有，总该六道四生之极，而死此生彼，头出头没，由是张名也。且性海即未动念以前之心，苦海即动念以后之心。始由一念之差，故有悟迷之别。悟之者，寂光长往；迷之者，六道长浸。

名住是虚伪。犹如演幕。生灭如电。迅急迅速。名住如同。幻梦泡影。用浅言注。易於初学。佛弟子。易知易懂。用文白混合解。易於彻悟真常。空色不二。希诸读者。一肩荷担。佛陀付嘱。早等觉岸。是无名无住僧。真心实愿

夫心经者、真心大道也、真心、无遍、无不遍、大道、无到、无不到、所谓、在无无之中、真心明也、大道见也、然而、明无明相、见无见执、在无相、无执中、无所不见、无所不闻、无所不觉、故名、为大觉、大觉者、觉三世、非三世、亦非非三世、觉十方、非十方、亦非非十方、在非非中、觉性圆已、道心成矣、亦无圆成相、是名为如来、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广义， 达庵居士冯宝瑛演讲， 此乃演讲本经大义时详细口说也。集成巨册，名曰广义。体例略同疏钞。以大义原文为纲，而逐段解释之。

唐代华严学者李通玄撰，四十九卷。李通玄世称李长者，又称枣柏大士，身为李唐王室后裔，其早年钻研易理、精通儒学，后转而深入佛典，对《华严经》用功尤深。​ 这部论著围绕《华严经》展开阐释。开篇以立十门之法，即依教分宗、依宗教别、教义差别、成佛同别、见佛差别、说教时分、净土权实、摄化境界、因果延促、会教始终，来剖析《华严》一经义理，为理解全经搭建起基本框架。在释经文时，先对经意进行总叙，阐明经宗趣，点明教体，总陈会数，随后详细解读经文内容。​ 书中观点独特，创立 “十宗十教” 判教理论，将《华严经》全部内容划分为十段，指出其有五种因果遍周义。强调文殊、普贤与毗卢遮那佛的三圣圆融关系，纠正当时佛教界轻视文殊而重普贤的倾向。同时，其学说受《大乘起信论》影响，并将《周易》思想融入对《华严经》的解读中，推动佛教中国化进程。​ 《大方广佛华严经论》在华严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与清凉国师澄观的《华严经疏钞》并称为 “华严双璧”，为后世华严学者提供新视角与思路，对中国华严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曾国藩作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自近代以来，就是中国青年争相学习的楷模。梁启超先生一生对曾文正公推崇备至，对其遗著更是“一日三复”，故从曾氏文集中摘录出此《曾文正公嘉言钞》, 以飨国人。本书为文白对照，对疑难的地方多加以注释，翻译精准简洁，将曾文正公的思想与心迹都明白地体现出来，使人以之为师为范，提升自己。

三卷。战国时尸佼(约前390—330)著。关于尸佼的事迹，史书记载极略。《汉书·艺文志》中杂家类列“尸子二十篇，尸佼著。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史记·孟荀列传》：“楚有尸子长庐”，裴骃《集解》云：“刘向 《别录》，楚有尸子，疑谓其在蜀。今按 《尸子书》，晋人也，名佼，秦相卫鞅客也。鞅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书，凡六万余言，卒因葬蜀。”可见，尸佼在战国时十分活跃，并参与过秦商鞅变法，起了重要作用。关于尸佼的思想，《汉书》将其与李悝并称，属法家。刘向谓 “尸子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单凭这些支言片语，很难窥其思想主旨。《尸子》原书二十篇，内十九篇，陈述道德仁义之纪，内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这对于了解先秦时期的社会思想、地理变迁有重要参考价值。可惜自汉以后，该书已残阙不全，有些地方为后人伪作。现存的主要版本有：任文田心斋十种本，称家藏元大德八年来青楼所钞本，又依惠氏辑本补抄数条，附录于后，乾隆五十二年刊。《平津馆丛书》本，《问经堂丛书》本。《湖海楼丛书》本，并二卷，《湖海楼》本经汪继培校，最为精审。

王云五主编，史次耘注译。本书参考《孟子》赵岐注、朱熹《孟子集注》、清焦循《孟子正义》、陈澧《东塾读书记》的孟子部分、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孟子微》、胡毓寰《孟子本义》、钱穆《孟子要略》、毛子水《孟子焦疏补正》等书，确保注释译文准确明白。

近代经学家刘师培，辑齐学、鲁学大义为一编的经学综合性著作。1册，由8篇构成: 《公羊孟子相通考》，《公羊齐诗相通考》，《毛诗荀子相通考》，《左传荀子相通考》，《榖梁荀子相通考》，《公羊荀子相通考》，《周官左氏相通考》，《周易周礼相通考》。认为《六经》订于孔门，汉初经学无今古文之事，只有齐学鲁学之别。凡数经之同属鲁学者，其师说必同 凡数经同属于齐学者，大义亦必同。故西汉经师多是数经并治，诚以非通群经，即不能通一经。“齐学详于典章，而鲁学则详于故训。故齐学多属于今文，而鲁学多属于古文。观《白虎通》所采以齐学为根基。《五经异义》所陈则奉鲁学为圭臬。何尝有仅治一经而不复参考他经之说哉” (《序》) 。后世学者往往拘泥一经之言，而不能旁推其余诸经之义。今汇齐学、鲁学之大义辑为1编，成《群经大义相通论》，辨析齐学、鲁学之异同，稗有助于治经者。收入1936年印行之《刘申叔先生遗书》第9册。

近代魏源著。“觚”是古代写书的木简，“默觚”意即默深的读书札记。撰于清道光十五年至十九年񢆫—1839)。分上下两卷。上卷《学篇》一至十四，为论学之作；下卷《治篇》一至十六，为论治之作。《学篇》提出了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认识论，指出：“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乌有不行而能知者乎?”认为知来之于行：“披五岳之图以为知山，不如樵夫之一足”。提出事物的变化发展有相反相成、祸福倚伏、物极必反的辩证法思想，指出：“暑极不生暑而生寒，寒极不生寒而生暑。……清与长聚门，祸与福同根”。又说：“天下无独必有对。……有对之中必一主一辅，则对而不失为独。……虽相反如阴阳、寒暑、昼夜，而春非冬不生，……相反适以相成也”。但也说：“乾尊坤卑，天地定位”，“是以君令臣必共，父令子必宗，夫唱妇必从”。主张维护封建主义的纲常名教。《治篇》中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历史进化论观点，认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主张“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为其变法改革思想作论证。但又指出：“气化无一息不变者，其不变者道而已”。反映了其作

杨向奎著，1989年出版，15.3万字。书中首先论述先秦儒家之一统思想，并兼论“炎黄”、“华夏”两个实体的形成。然后结合宗周之礼乐文明论述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礼乐文明与儒家思想的结合，就形成了一统天下的理想制度。书中探讨了公羊学派之形成与“大一统”思想的关系。《公羊》一方面不能忘记诸侯割据的现实，一方面又在规划“大一统”，充满着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作者分析了汉武帝之大一统与董仲舒的对策。董仲舒的三策以区别于黄老之学的方式为汉武帝建立新的大一统，亦即天人合一之“大一统”。对司马迁与公羊学的关系，作者也作了探讨。司马迁提出了“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文一质，终始之变也”的历史发展规则，而“一文一质”的理论出自公羊学派，作者认为司马迁充分肯定了大一统。何休对于公羊学的总结的意义在于保存了公羊学派的精华，这是我国古代少有的历史哲学。书中阐述了宋儒之“春秋”学，清代前期的大一统论与公羊学，以及康有为的今文经学及其大同思想。康有为终以大同思想代大一统学说，大同包含大一统思想在内。而大同世为社会性质之改变，不同于大一统之为政治上的统一。作者总结说，大一统思想，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种要素在内的实体，

三国魏李康撰。见《文选》第五十三卷。作者字萧远，生卒年不详，中山(今河北定县一带)人。为人耿介独立而不苟流俗，曾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起用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生当汉魏之际，见惯了王朝的更替，政治集团的崛起与覆亡，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他面对这一切百思不得其解，觉得有冥冥的命运在操纵这一切，“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人因而应该“乐天知命”，“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这就是全文反复申述的主旨。比起同时代作家阮籍的远迈不群，比起嵇康与命运高傲的抗争，本文作者未免太卑微了，可他的这种思想恰恰是太康作家的先导。文中大量的排比句式一气贯注，滔滔汩汩，气势很壮。

《简明逻辑学二十讲》是一本通俗易懂、引人入胜的智慧小书，是作者多年教学和研究的心血之作。作者采用了20堂公开课的形式，由浅入深、由易到难，通过的老师娓娓道来，用一个个轻松、幽默的小故事展现复杂的逻辑学。内容采用对话体，在老师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之中，辨析和掌握一个个逻辑学概念。本书是逻辑启蒙的经典读物。本书从情绪、专注、沟通、记忆、读写、习惯等多个维度讲述了日常生活中的思维误区，帮助读者建立起系统的思维逻辑。

《韩非子》全书共十万余字，分为五十五篇。就其主体而言，它实在是一部政治学巨著，主要论述君主如何才能管好臣民、稳坐江山、富国强兵乃至称王称霸，亦即古人所谓的“帝王之学”。书中除了论述法术、权势等主要内容外，也论述了一些君主应该注意的道德修养、政治策略。同时，书中还有一些韩非对世道人情的剖析与感慨，对《老子》的解说，对论说素材的辑录，以及向君主的上书，内容十分丰富。时至今日，《韩非子》对我们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现代学者吕思勉编著。原系民国十五年񢈆年)，在上海沪江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的讲义，后略加修改，以成此书。分为绪论、理学之原、理学源流派别、濂溪之学、康节之学、横渠之学、明道伊川之学、晦庵之学、象山之学、浙学、宋儒术数之学、阳明之学、王门诸子、有明诸儒、总论，共计15篇。举理学家重要学说，及其与前此学术思想之关联，对后此社会风俗之影响，一一挈其大要。以确有见地、不与众同者10余家为主，其无甚特见者，总为一编。认为 “理学之特色，在其精微 彻底” (《理学纲要·总论》) ，“躬行实践”。理学家之学“於理求其至明，於行求其无歉” (《理学纲要·总论》) 。以此推之政治，“则不肯作一苟且事”。此书卷帙虽少，纲领略具，可以略知理学，是简明扼要论述理学大要的著作。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唐朝是我国封建王朝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其经济发达，疆域辽阔，科学技术领先，是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大国。它开创了“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繁荣景象。然而，也是这样一个辉煌的大唐王朝，在开元盛世之后以不可挽回的趋势逐步走向衰落。安史之乱的爆发，藩镇割据局面的愈演愈烈，吐蕃、契丹之侵略扩张，王仙芝、黄巢之农民起义…… 本书会告诉你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样一个盛世王朝一步步走向衰落的，对我们有什么启发。本书作者作为唐史研究领域的大家，对唐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和重要史实进行了有力的论证，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深度还原了大唐王朝被人忽略的历史真相。

本书为原西南师范大学教授李源澄先生代表作，前有国学大师钱穆序。全书二十三章，首述始皇二世，次述楚汉之际，三述高祖，四述孝惠吕后，五述文帝景帝，六述武帝，七述霍光，八述昭帝，九述元成哀平，十述王莽，十一十二述光武，十三述明帝章帝，十四述和殇安顺，十五述冲质桓灵献，十六论政治思想，十七论法吏与法律，十八论选举与学校，十九论社会经济与国用，二十论地方政治，二十一述社会风俗，二十二述官制，二十三论学术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杨应琚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编纂的谥法研究专著，为古代谥法制度的集大成文献。全书共六卷，分为三大部分：卷一《谥法》系统阐释谥号的定义与分类；卷二《谥法总论》梳理谥法源流与理论框架；卷三至六《谥法指实》按朝代辑录周代至明末的谥号实例，涵盖帝王、臣僚及特殊群体（如隐士、宦官），并附作者考辨按语。 杨应琚时任西宁道官员，以考据精审著称。此书首次系统整合上古至明代的谥法资料，被陈弘谋誉为“自有谥法以来，未有如此书之提要钩玄者”。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文献集成性，补全了历代谥法案例的缺漏；二是理论创新性，结合史实分析谥号授予逻辑；三是影响深远，成为清代谥法制度研究的基础，直接启发鲍康《皇朝谥法考》等后续著作。

这本《高宗武回忆录》是他离开香港赴美国定居后，在1944年8月完成的英文手稿。是高宗武对自身经历的回溯，以独特视角揭开了民国时期外交风云的隐秘面纱。​书中，高宗武以亲身经历者的身份，细致描绘了1934年至1939年间中国对日外交的复杂局势。作为民国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他深度参与多场重要外交谈判，书中如实记录与日本高层的周旋交锋，将当时外交官员在国家危难之际的艰难抉择与博弈，生动呈现于读者眼前。尤为引人关注的是，书中对“高陶事件”有详尽叙述，他与陶希圣冒死揭露汪精卫叛国投敌行径，这一情节不仅展现出他的民族大义，更让读者得以窥见抗日战争时期暗流涌动的政治斗争。​《高宗武回忆录》语言平实，却充满历史厚重感，是研究民国时期外交史、中日关系史及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历史的珍贵一手资料，为后人了解那段风云变幻的岁月提供了独特而真实的视角。

本书是以梁实秋、林语堂为代表的众多亲历者，对中国近现代史上四位极具争议性的文人——徐志摩、郁达夫、闻一多、林语堂生平片段的追忆。在众人多角度的回顾中，四位文人的人生轨迹、思想流变、人际交往等细节，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均为与这四位大家有过直接接触和生活的人，因此读起来真实可信，读者宛如进入历史现场一般。 本书的众多史料均为大陆所鲜见，如徐志摩与陆小曼、王庚、翁瑞午等人之间的情感纠葛，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真相，闻一多早年在美国留学的传奇经历，林语堂如何在中西方文化之间游刃有余等等。

本书是十余位亲历者对中国现代史传奇人物张学良沉浮一生的集体回忆，涉及东北易帜、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等众多历史事件，以及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演变、与于凤至和赵四小姐的情感纠葛，为读者了解民国史提供了众多崭新视角和鲜见资料。这些亲历者，既有张学良的侍卫、女佣、英文教师，也有与其有过密切交往的外国记者、东北大学老校长，还有顾维钧、唐德刚等政、学界闻人，资料新颖全面，史料价值重大

出版于1968年。沈亦云原名性真，后改署景英，字亦云，她是蒋介石的把兄、曾任北洋内阁总理的黄郛的夫人。该书书名由胡适题写，卷首依次收有蒋中正的《为黄膺白先生家传作序》、张群的《亦云回忆序》、胡适的《函代序》、张公权的《函代序》的墨迹影印件。很多人推崇这本书，一方面固然与这些名人作序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其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沈亦云在书中所述历史，插入大量当时的函电加以佐证，并非某些信口开河的所谓史书可比。上世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推出一系列历史人物口述传记，当时已移居美国的沈亦云也在此行列。不过沈亦云已自行完成一部回忆录，于是哥大派唐德刚协助她整理，最终呈现出我们如今看到的《亦云回忆》。书中，沈亦云以自身经历为线索，生动展现了民初政坛风起云涌的局势，能让读者深入了解黄郛的性格与应世处事之道，见证其欲将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继续完成的理想。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对蒋介石施政影响极大的黄郛所处的艰难处境，进而为探究蒋介石最终失败的原因提供别样视角。它是研究民初政坛不可多得的一手史料，值得细细品味。j

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专著。戴玄之著。1963年和1967年台北文海出版社初版并再版。戴玄之，中国河南新蔡人。西北大学文学士，历史学教授。先后在台湾师范大学、新加坡南洋大学、台湾政治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长期从事秘密会社秘密宗教研究。另有《红枪会》等著作。本书由2篇序言、8章正文和2篇附录组成，约13万字。书末附有英文提要。研究内容涉及义和团运动的源流、性质、大规模兴起的原因、仇外排外、清政府的态度、东南互保、八国联军、辛丑条约诸方面。附录对“许袁三疏”和“董福祥上荣中堂禀”进行辨伪。本书最精华的部分是对义和团源流的探讨——提出义和团与白莲教无关，而是来自团练的论点。它向沿袭劳乃宣“义和拳乃白莲教之支流”的传统观点提出挑战，是发展斯泰戈《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观点的力作。本书是研究义和团运动史的参考书。

吴晗著，初版于 1962 年。该书主要讲述了明代锦衣卫、东厂和西厂这几个特殊机构的发展历程、职权范围、行事手段及其在明代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产生的影响。作者吴晗通过丰富的史料，详细剖析了这些机构如何从最初维护皇权的工具，逐渐演变成为权力斗争的利器，其特务统治如何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对明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深刻地揭示了明代专制统治的特点和本质。

陈垣撰。三卷。1941年成稿，196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共分十章,详细阐述清初东南佛教各派纷争的历史。一、临济与曹洞之诤；二、天童派之诤；三、新旧势力之诤。主要叙述法门中故国派与新朝派之争，虽为宗派争执，却反映了当时政治斗争。卷首冠以派系年表,卷末附有“记馀”。

周一良撰。中华书局1963年初版。本书收入了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方面的几乎所有代表性的论文，基本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的最高水平。文章大致按年代顺序编排，上编多写于1949年之前，下编大都写于20世纪70年代后。包括《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魏收之史学》《论诸葛亮》《论梁武帝及其时代》等一组论文，以及关于官制、礼制、词语的考证文字，均可见作者对魏晋南北朝史多方面的贡献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

中华书局1962年初版，抓住了1592—1598年发生在朝鲜半岛上的中朝两国人民共同抗击倭寇这一事件的核心，充分利用中国、朝鲜、日本的历史资料，将古文、外文转换成让人易懂的语体文，整个事件的叙述又要而不烦，特别是战事发展的曲折多变，而作者条分缕析，娓娓道来，脉络清晰，李如柏兄弟、朱舜臣等中朝抗倭中坚人物形象鲜活。至于对攻城陆战及海上决战的描述，更是声情并茂，读来有身临其境之感。